D.H.Lawrence 作

　　徐志摩 译

　　他们问我：“按你的经验在生活上站得住和在著作上成名这件事是不是十分艰难？”我得承认如果我可以说是站住，如果我可以说是成名，我并不曾觉得怎样艰难。我从不曾在阁楼上挨饿，也不曾愁苦的守候着编辑或书店的一个回信，也不曾在血汗中挣扎出伟大的著作，也不曾在早上醒过来时发见自己成了名。

　　我出身是个穷孩子。按理我想要成功一个有些微一点进益和不定靠得住的名气的作家是该得在环境凶恶的抓把中挣扎过，该得遭受过运命无情的打击。但是我没有，事情就是这样来了，我也从不曾抱怨过。

　　这似乎是太便宜了我。因为我出身的确是做工人家的一个苦孩子，当前一无看得见的前程。但是话说回来，就我现在又算什么呢？

　　我是生在也长大在劳动阶级中间的。我的父是一个煤矿夫，就是一个煤矿夫，一点也没有比众不同的地方。并且他做人连“体面”都说不上，因为他不时要喝醉酒，从不曾走进过一个礼拜堂，在矿里往往是极粗鲁的对于他的直接的小上司们。

　　他差不多从不曾派到过一个好职司，他一直是一个伕子，因为他的人缘不好，说话老是得罪人的。尤其是正比他高一级的同事，谁都不喜欢他，他如何能得他们的帮助？可是他们不帮助他他又叽咕。

　　我的母亲是高贵些，她是城市里生长的，她家是小资产阶级。她说道地的英语，不夹杂一点乡音，我父亲说的和我们在街上说的土话她一辈子简直连一句都学不上口。

　　她写一手意大利派的好字，在她高兴的时候也写封把有隽味的信。她年纪大了的时候重复看小说，Diana of the Crossways看得她异常的不耐烦，East Lynne看得她异常的起劲。

　　但她是一个工人的妻子，整个儿的，但看她的破旧的小黑软帽，和她的机警的，清白的，“不平常”的脸。她在乡里是十分受尊敬的，正如我的父亲是十分不受尊敬的。她的生性是敏捷，灵动，或许真正是高贵的。但她是卑微的，在劳工阶级中间卑微的过日子，她的伙伴是一群更穷苦的矿夫的妻子们。

　　我是一个寡弱的少血色的孩子，掀着一鼻子的烟煤，人家待我颇好，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个普通孱弱的小孩。我十二岁那年得到了一个市政府的奖学金，一年十二磅，我就去诺丁汉姆中学念书。

　　离开学校以后我做了三个月的书记生，生了一次很重的肺炎病，十七岁那年，我身体从此就没有好过。

　　一年后我做了一个小学教师，过了三年做矿工孩子们的野蛮先生的生活，我去诺丁汉姆大学进“师范”科。

　　正如我不沾恋小学，我也不沾恋大学。学校生活于我只是失望，在那里得不到人的活的接触。出了大学我去Croydon，在伦敦相近，在一个新办的初级学校去教书，得一百磅一年的薪水。

　　是当我在克劳衣登时，那年我二十三岁，那个女子（她是我少年期主要的朋友，她自己也在她一个矿村的乡里当教师的），抄了我的几首诗，并不对我说，写了给English Review，那时郝拂Lord Madox Hueffer正做编辑，办得极光鲜的。

　　郝拂是再好不过的，他登了那些诗，还要我去见他。那女子把我，如此轻易的，放上了我的文学的路，像一个公主剪断一根线，下水一只船。

　　在四年间我早经在我的意识的地层里用力气，片断的掘得我的《白孔雀》。大部分我写了重写不下五六次，但总是间歇的想着才去写，从不把它看作一桩工程或是神圣的劳动，也从没有生产的呻吟。

　　我有兴就猛着来，写了一段，给那女子看；她总是说好，事后我发见这不是我的意思，重新再来过。但在克劳衣登我写得比较的有耐性，在教完书的晚上工作。

　　不管怎样书是写成了，四五年痉挛性的努力的成绩。郝拂知道了立即要稿去看。他当时就看，我不能不感念他的热心。那天我和他在伦敦同坐在公共车上，他提起他的怪声音在我的耳边喊：“英国小说能有的毛病你都有了。”

　　正当那时候一班人以为英国小说比到法国小说，毛病多得几乎连一个站脚的地方都不应该有。“但是，”郝拂在车上喊，“你有天才。”

　　这使得我要笑，这话听得滑稽。在早年那些日子他们时常对我说我有天才，倒像是安慰我，因为我没有他们自己的好能耐。

　　但郝拂不是那意思。我常想他自己也有一点天才。不管怎样，他把《白孔雀》的书稿送给William Heine Maun，他立即收下了，叫我删改四小行，这事情现在说出来谁都得笑，书印出时我可以拿到五十镑。

　　同时郝拂又在他的杂志上印了我的诗和几篇小说。一班人都看到了，都来对我说，这使得我又窘又生气，我不愿意做一个一班人眼里望出来的作者，尤其因为我是一个教师。

　　我二十五岁那年我母亲死，她死后两个月我的《白孔雀》印出来了，但这于我是完全没有关系。我又继续教了一年书，又生了一次颇险的肺炎病。病好些的时候我没有回学校去。从此起我靠着我的有限的文学收入过活。

　　已经有十七年了，自从我放弃了教务专靠一枝笔生活。我从不曾挨饿，甚至从不曾感到穷，虽则我头十年的收入并不比当小学教师好，有时更不如。

　　但一个人只要是穷出身，一点儿钱也可以足够。就说我父亲，他看来我简直是有钱了，即使别的人不那么想。我母亲也会把我看作在世界上有了地位，即使我自己不以为然。

　　但是总有点儿不对，不是我就是世界，要不然我和世界都不对。我世面见了不少，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到过，有好些我真纯的喜欢而且看重。

　　一班人，就各个本人说，差不多都是很好。至于批评家我们不必说起，他们和一班人是不同种的，我实在很想至少和我的同种人中的几个真正的说得来。

　　可是我从没有怎样的如愿。我在世界上是过得去不，是一个问题，但我和世界实在是不很说得来。至于我是否一个世俗的成功我实在不知道。但我A觉得这说不上是多少“人的成功”

　　我意思是我不觉得我与社会，或我与别的人们之间有多少诚意的或是本真的接触。中间总是有一段空着的。我接触得到的只是一些非人情的，没有声音的。

　　我先前以为关系是在欧洲的衰老与疲乏。但在别的地方得到了经验以来，我知道不是那个缘故。欧洲也许要算是最不疲乏的一洲。因为它是一个最多“生活着”的地方，一个生活着的地方是有生命的。

　　自从美国回来以后我郑重的问我自己：为什么在我与我相识的人们之间只有这么一点儿的接触？为什么这接触没有生命的意义？

　　我所以写下这问题，并且也想写下答案，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使很多人感到烦闷的一个问题。

　　我所见得到的答案是，这是与阶级有关系。阶级造成一个渊谷，一种隔绝，最好的人情的流通丧失在这上面。造成这死性的并不是中等阶级的胜利，而是中等阶级那“东西”的胜利。

　　我是一个从劳动阶级里出身的人，每当我和中等阶级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的震动受到克损。我承认他们多半是有趣味，有教育，很好的人。但是他们刚正止住我的一部分不让工作。那一部分非得丢在一边。

　　既然如此我又何以不和劳动的人们同住呢？因为他们的震动是在另一个方向欠缺的。他们是窄，不过还是有深度有热的，比起来中等阶级是宽而浅，又没有“热”。简直没有热的。顶多他们拿情感来替代，这是中等阶级的伟大的积极的“情”。

　　但劳动阶级在观念与意见上是逼窄的，在智识上也是窄。这又造起了一个牢房。一个人不能完全归属于一个阶级。

　　但我在此地意大利，比方说，在我与替这别墅的场地做工的农人们之间，我倒觉得有某一种沉默的接触。我和他们并不相熟，除了早晚说声好简直不和他们说话。他们也不是为我工作；我不是他们的主人。

　　但他们却是真正的造成我的氛围，也是从他们我接受到人的通流。我不要和他们同住在他们的村舍里，那又将是一种牢房。但我要他们在着，在这地方，他们的生命和我的一同进行，他们的活着于我有一种关连。我并不把他们过分说得好。那种无谓是够了的！这比到叫学童们意识的说胡话还不A。我不期望他们在这地面上造成什么乐土，现在或是将来。但我却愿近着他们过活，因为他们的生命是还流着的。

　　现在我多少明白了，为什么我不能跟着贝莱Banrie或是威尔思的脚印走，他们俩也都是从民间出身，都是这样的成功。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在世界里往上升，甚至于不能更多享一点名，多得一点钱。

　　我不能把我从我自己的阶级转移到中等阶级。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我的热情的意识和我与我的同类与牲畜与地土间的深厚的血液的关连，能换到的只是那单薄的虚伪的智识上的自大，因为心灵的意识一经孤立以后所留存的无非是那一点了。

　　原载：民国十九年六月十日《新月》第三卷第四期） 徐志摩全集：第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