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配合新婚姻法的宣传任务，在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我写了《柳树井》小型歌剧，希望给北京的群众春节文艺活动增加了一个小节目。

　　从内容上说：《柳树井》的故事是由耳闻目睹的情形中想象出来的，并非丝毫不假的真人真事。婆婆大姑子欺负“媳妇”，在检查新婚姻法执行的状况以前，是相当普遍的事。我就以这为主题，捎带着谈到买卖婚姻、童养媳，和“小女婿”等等的流弊。故事中也有一对青年男女为了婚姻自由，进行斗争。这虽然是一个副笔，却可以说明：要打倒封建的婚姻制度，必须斗争。幸福与自由不是平空掉下来的。

　　我要借着这个小故事启发群众，也启发某一些不认真执行婚姻法的干部们，所以描写了一位老村长，和一位妇联主任。老村长是个好村长，但是对婚姻问题的看法有点守旧。我很留神地描写他，怕把一个老干部丑化了。我把妇联主任写成正面人物，为的是形容出新社会的妇女怎样有了组织与力量。

　　从形式方面说：在一动笔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歌剧应以歌唱为主，不应是“话剧加唱”，所以全剧中的话白很少。民间的戏剧和曲艺大半是以歌唱为主，外国的歌剧也是以音乐歌唱为主的。

　　虽然我是要写一篇通俗的歌剧，可是我把旧戏里的可以删去的场面都删去了。在《柳树井》里，角色们出来就唱，没有念引子、念定场诗、自报姓名、叫板等等不必要的老套子。有了那些老套子，全剧就会枝冗不紧凑，损失些戏剧性。这，或者也可以算作“突破形式”吧。后来，我看到各处的演出，观众们并不因为没有那些老套子就摸不清楚剧情。这个小戏够演一个半钟头的。假若添上那些老套子，就会拉长到两个钟头或两个半钟头。时间拉长了，情节也许就显着很单薄，减少了感染力。文艺作品须精炼，不要冗长。

　　为了剧中情节紧凑，用人少，容易排演，我把用人多的场面（像招弟在群众面前控诉婆婆大姑子）作为暗场，因为群众的场面是不容易处理的。听说：有的地方出演此剧，把暗场都补充上，使它成为一个较大的歌剧。我没有看见这样的演出，不知效果如何。我想：剧团若是有条件用很多的演员，有办法处理群众场面，这么作或者也无所不可。

　　从文字上说：我力求在通俗中还要流畅美丽，以期适用于评剧、快板剧与曲艺剧等形式中。评剧、快板剧等形式中的歌唱，是唱着说，说着唱，说唱密切地结合在一处的。要作到说唱结合，词句必须通俗流利。词句半文半白，生硬堆砌，虽用说唱的形式演唱，也不会有好效果。我虽力求文字通俗，可是通篇没有一个“面前存”，“把话云”之类的字样——这种滥调不是通俗文艺的特殊风格，而是它的疮疤。

　　全剧的句法都像鼓词，分上下句，下句押韵，并且注意到每句中音节的安排。这样，每句加减一两个字，就可以适用到各种调子上去。

　　北京城郊群众演出此剧，有的用各种流行的歌曲编凑起来；有的用二黄的腔调；有的改编为快板剧；甚至还有改为话剧的。其中以用曲艺形式的为最好，话剧与二黄不大好。用话剧形式的，剧情本就简单，又删去了音乐与歌唱，当然减色。用京戏形式的，因为拉腔过长，字音难免模糊，就失去了“说唱”的效果；听众听不懂唱的是什么，就对它失去兴趣。用曲艺形式演出的最好，因为用不同的曲牌子可以表现不同的感情，同时每一个都是群众听惯了的说唱曲调，不论换什么牌子，大家都可以听得懂。曲牌子可也有缺点，抑郁或潇洒的比较多，欢快或激壮的比较少。这应当由音乐家们试验，首先改造旧有的牌子，然后再逐渐地创造与曲牌子情调相近的新歌曲，以补旧牌子的不足。不要不给旧牌子加工，就鲁莽地把新的旧的随便掺合起来，那就不会调谐。在北京用曲艺演出的，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在歌唱与歌唱之间，演员们动作的时候，没有找到适当的音乐陪衬。我想这也应当先挖掘老牌子，有好多老牌子已经快失传了！发掘出老牌子，或加工，或照原样，用以陪衬动作，或者是个好办法。因为情调既可一致，又可以保存了不少民间艺术的遗产。这样，曲剧就可以慢慢地成为一种新型的歌剧了。

　　载1952年9月15日《新民报》 我怎样写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