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发表以后，我写过一篇小文章，略加以说明，登在那时的《晨报副刊》上。后来《阿Q正传》与《狂人日记》等一并编成一册，即是《呐喊》，出在北大新潮社丛书里，其时傅孟真罗志希诸人均已出国留学去了，《新潮》交给我编辑，这丛书的编辑也就用了我的名义。出版以后，大被成仿吾所奚落，说这本小说既然是他兄弟编的，一定好的了不得。—原文已不记得，大意总是如此。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关于此书的编辑我是应当回避的。这是我所得的第一个教训。于是我就不敢再过问，就是那一篇小文章也不收到文集里去，以免为批评家所援引，多生些小是非。这回鲁迅在上海去世了，宇宙风社写信来，叫我写点关于鲁迅怎么做学问的文章，作为纪念。我想关于这方面，在这时候来说几句话，似乎可以不成问题，而且未必是无意义的事，因为鲁迅的学问与艺术的来源有些都非外人所能知，今本人已没，舍弟那时年幼亦未闻知，我所知道已成为海内孤本，深信值得录存，事虽细微而不虚诞，世之识者当有取焉。这里所说，限于有他个人独到之见，独创之才的少数事业，若其他言行，已有人说过者概置不论，不但仍以避免论争，盖亦本非上述趣意中所摄者也。
鲁迅本名周樟寿，生于清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年八月初三日。祖父介孚公在北京做京官，得家书报告生孙，其时适有姓张的官客来访，因为命名曰张，或以为与灶君同生日，故借灶君之姓为名，盖非也。书名定为樟寿，虽然清道房同派下群从谱名原为寿某，介孚公或忘记或置不理均不可知，乃以寿字属下，又定字曰豫山，后以读音与“雨伞”相近，请于祖父改为豫才。戊戌（一八九八）年春间往南京考学堂，始改名树人，字如故，义亦可相通也。留学东京时，刘申叔为河南同乡办杂志曰“河南”，孙竹丹来为拉稿，豫才为写几篇论文，署名一曰迅行，一曰令飞，至民七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于迅字上冠鲁姓，遂成今名。写随感录及诗署名唐俟，系俟堂二字的倒置，唐者“功不唐捐”之唐，意云空等候也。《阿Q正传》特署巴人，意盖取诸“下里巴人”，别无深意。
鲁迅在学问艺术上的工作可以分为两部，甲为搜集辑录校勘研究，乙为创作。今略举于下：
甲部
一，《会稽郡故书杂集》。
二，谢承《后汉书》（未刊）。
三，《古小说钩沉》。
四，《小说旧闻钞》。
五，《唐宋传奇集》。
六，《中国小说史略》。
七，《嵇康集》。
八，《岭表录异》（未刊）。
九，汉画石刻（未完成）。
乙部
一，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二，散文：《朝花夕拾》，《野草》等。
这些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无不有其独得之处，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远，其治学与创作的态度与别人颇多不同，我以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豫才从小就喜欢书画，—这并不是书家画师的墨宝，乃是普通的一册一册的线装书与画本。最初买不起书，只好借了绣像小说来看。光绪癸巳（一八九三）年祖父因事下狱，一家分散，豫才和我被寄存在大舅父家里，住在皇甫庄，是范啸风的隔壁，后来搬往小皋步，即秦秋伊的娱园的厢房。这大约还是在皇甫庄的时候，豫才从表兄借来一册《荡寇志》的绣像，买了些叫作明公纸的毛太纸来，一张张的影描，订成一大本，随后仿佛记得以一二百文钱的代价卖给书房里的同窗了。回家以后还影写了好些画谱，还记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马镜江的《诗中画》，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赏心乐事》，描了一半暂时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画了几笔，却画坏了，豫才扯去另画，祖母有点怅然。后来压岁钱等略有积蓄，于是开始买书，不再借抄了。顶早买到的大约是两册石印本日本冈元凤所著的《毛诗品物图考》，这书最初也是在皇甫庄见到，非常歆羡，在大街的书店买来一部，偶然有点纸破或墨污，总不能满意，便拿去掉换，至再至三，直到伙计烦厌了，戏弄说，这比姊姊的面孔还白呢，何必掉换，乃愤然出来，不再去买书。这书店大约不是墨润堂，却是邻近的奎照楼吧。这回换来的书好像又有什么毛病，记得还减价以一角小洋卖给同学，再贴补一角去另买了一部。画谱方面那时的石印本大抵陆续都买了，《芥子园画传》四集自不必说，可是却也不曾自己学了画。此外陈溴子的《花镜》，恐怕是买来的第一部非花书（非画谱的书），是用了二百文钱从一个同窗的本家（似是堂兄寿颐）那里得来的。家中原有两箱藏书，却多是经史及举业用的“正经书”，也有些小说，如《聊斋志异》，《夜谈随录》，以至《三国演义》，《绿野仙踪》，《天雨花》，《白蛇传》（似名为“义妖传”）等，其余想看的须得自己来买添了。我记得这里边有《酉阳杂俎》（木版），《容斋随笔》（石印），《辍耕录》（木版），《池北偶谈》（石印），《六朝事迹类编》（木版），二酉堂丛书（同），《金石存》（石印），《徐霞客游记》（铅印）等书。新年出城拜岁，来回总要一整天，船中枯坐无聊，只好看书消遣，那时放在“帽盒”中带去的大抵是《游记》或《金石存》，后者原刻石印本，很是精致，前者乃是图书集成局的扁体字的。唐代丛书买不起，托人去转借来看过一遍，我很佩服那里一篇于义方的《黑心符》，抄了李德裕的《平泉草木记》，侯宁极的《药谱》，豫才则抄存了陆羽的三卷《茶经》和陆龟蒙的《五木经》。好容易凑了两块钱，买来一部小丛书，共二十四册，现在头本已缺无可查考，但据每册上特请一位族叔题的字，或者名为“艺苑捃华”吧，当时很是珍重，说来也可怜，这原来乃是书贾从龙威秘书等书中随意抽取，杂凑而成的一碗“并拢坳羹”（方言谓剩余肴馔并在一起）而已。这些事情都很琐屑，可是影响却很不小，它就“奠定”了他半生学问事业的倾向，在趣味上直到晚年也还留下了好些明了的痕迹。
戊戌春豫才往南京，由水师改入陆师附设的矿路学堂，至辛丑冬毕业派往日本留学，此三四年中专习科学，对于旧籍不甚注意，但所作随笔以及诗文盖亦不少，在我的旧日记中略有录存。如戊戌年所作《戛剑生杂记》四则云：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生鲈鱼与新粳米炊熟，鱼须斫小方块，去骨，加秋油，谓之鲈鱼饭。味甚鲜美，名极雅饬，可入林洪《山家清供》。”
“夷人呼茶为梯，闽语也。闽人始贩茶至夷，故夷人效其语也。”
“试烧酒法，以缸一只猛注酒于中，视其上面浮花，顷刻迸散净尽者为活酒，味佳，花浮水面不动者为死酒，味减。”又《莳花杂志》二则云：
“晚香玉本名土秘螺斯，出塞外，叶阔似吉祥草，花生穗间，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长寸余，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圣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赐今名。”
“里低母斯，苔类也，取其汁为水，可染蓝色纸，遇酸水则变为红，遇卤水又复为蓝。其色变换不定，西人每以之试验化学。”诗则有庚子年作《莲蓬人》七律，《庚子送灶即事》五绝，各一首，又庚子除夕所作《祭书神文》一首，今不具录。辛丑东游后曾寄数诗，均分别录入旧日记中，大约可有十首，此刻也不及查阅了。（案上文所说诗文，现已均收入《鲁迅全集补遗》中了。）
在东京的这几年是鲁迅翻译及写作小说的修养时期，详细须得另说，这里为免得文章线索凌乱，姑且从略。鲁迅于庚戌（一九一〇）年归国，在杭州两级师范，绍兴府学堂及师范等校教课或办事，民元以后任教育部佥事，至十四年（一九二五）去职，这是他的工作中心时期，其间又可分为两个段落，以《新青年》为界。上期重在辑录研究，下期重在创作，可是精神还是一贯，用旧话来说可云“不求闻达”。鲁迅向来勤苦作事，为他人所不能及，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手抄汉译赖耶尔的《地学浅说》（即是《地质学大纲》）两大册，图解精密，其他教本称是，但是因为对于那些我不感到兴趣，所以都忘记是什么书了。归国后他就又开始抄书，在这几年中不知共有若干种，只是记得的就有《穆天子传》，《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北户录》，《桂海虞衡志》，程瑶田的《释虫小记》，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记》与《记海错》，还有从《说郛》抄出的多种。其次是辑书。清代辑录古逸书的很不少，鲁迅所最受影响的还是张介侯的二酉堂丛书吧。如《凉州记》，段颍阴铿的集，都是乡邦文献的辑集。（老实说，我很喜欢张君所刊书，不但是因为辑古逸书收存乡邦文献，刻书字体也很可喜，近求得其所刻《蜀典》，书并不珍贵，却是我所深爱。）他一面翻查古书抄唐以前小说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书。这方面的成绩第一是一部《会稽郡故书杂集》，其中有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像赞》，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凡八种，各有小引，卷首有叙，题曰太岁在阏逢摄提格（一九一四年甲寅）九月既望记，乙卯二月刊成，木刻一册。叙中有云：
“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累为一帙。”又云：
“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这里辑书的缘起与意思都说的很清楚，但是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叙文署名“会稽周作人记”，向来算是我的撰述，这是什么缘故呢？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刊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照办了，一直拖了二十余年。现在觉得应该说明了，因为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其所辑录的古小说逸文也已完成，定名为“古小说钩沉”，当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没有刻版的资财，托书店出版也不成功，所以还是搁着。此外又有一部谢承《后汉书》，因为谢伟平是山阴人的缘故，特为辑集，可惜分量太多，未能与《故书杂集》同时刊版，这从笃恭乡里的见地说来，也是一件遗憾的事。豫才因为古小说逸文的搜集，后来能够有《小说史略》的著作，说起缘由来很有意思。豫才对于古小说虽然已有十几年的用力，（其动机当然还在小时候所读的书里，）但因为不求名声，不喜夸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里当“票友”，马幼渔君正做主任，有一年叫我讲两小时的小说史，我冒失的答应了回来，同豫才说起，或者由他去教更为适宜，他说去试试也好，于是我去找马君换了什么别的功课，请豫才教小说史，后来把讲义印了出来，即是那一部书。其后研究小说史的渐多，各有收获，有后来居上之概，但那些成绩似只在后半部，即明以来的章回小说部分，若是唐宋以前古逸小说的稽考恐怕还没有更详尽的著作，这与《古小说钩沉》的工作正是极有关系的。对于画的爱好使他后来喜欢外国的板画，编选北京的诗笺，为世人所称，但是他半生精力所聚的汉石刻画像终于未能编印出来，或者也还没有编好吧。
末了我们略谈鲁迅创作方面的情形。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一九一一）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用古文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型，写革命前夜的情形，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的色彩。这篇文章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赏识，登在卷首，可是这年月与题名都完全忘记了，要查民初的几册旧日记才可知道。
附记
后来有人查出，这小说登在《小说月报》上题曰“怀旧”，署名“周逴”，末尾有编者“焦木附志”的话，“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
第二次写小说是众所共知的《新青年》时代，所用笔名是“鲁迅”，在《晨报副刊》上为孙伏园每星期日写《阿Q正传》，则又署名“巴人”，所作随感录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几篇是用这个署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后来这些随感编入《热风》，我的几篇也收入在内，特别是三十七八，四十二三皆是。整本的书籍署名彼此都不在乎，难道二三小文章上头要来争名么？这当然不是的了。—当时世间颇疑“巴人”是蒲伯英，教育部中有时议论纷纭，毁誉不一，鲁迅就在旁边，茫然相对，是很有滑稽意味的事。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呢？并不如别人所说，因为言论激烈所以匿名，实在只如上文所说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自然更不为利，《新青年》是无报酬的，《晨报副刊》多不过千字五角钱罢了。以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做创作，这才能够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问工作大小都有价值，与制艺异也。
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豫才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譬如读过《曲洧旧闻》里的因子巷一则，谁会得再忘记，会不与《一个小人物的忏悔》上所记的事情同样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结果便看见一个充满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让它通过艺术发现出来，就是那些作品。从这一点说来，《阿Q正传》正是他的代表作，但其被人家所骂也正是应该的。这是寄悲愤于滑稽，在从前那篇小文里我曾说用的是显克微支的手法，著者本人当时看了我的草稿也加以承认的。正如《炭画》一般，里边没有一点光与空气，到处是愚与恶，而这愚与恶又复厉害到可笑的程度。集中有些牧歌式的小话都非佳作，《药》里稍微露出一点的情热，这是对于死者的，而死者又已是做了“药”了，此外就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寄托希望与感情。不被礼教吃了肉去，就难免被做成“药渣”，这是鲁迅对于世间的恐怖，在作品上常表现出来，事实上也是如此。讲到这里我的话似乎可以停止了，因为我只想略讲鲁迅的学问艺术上的工作的始基，这有些事情是人家所不能知道的，至于其他问题能谈的人很多，还不如等他们来谈吧。
廿五年十月廿四日，北平。 鲁迅的青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