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的回忆

　　我到现在来写留学的回忆，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无论在中日那一方面，不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不会了解，或者要感觉不喜欢也说不定。但是因为记者先生的雅意不好推却，勉强答应了下来，写这一回，有许多话以前都已说过了，所以这里也没有什么新材料可以加添，要请原谅。

　　我初到东京的那一年是清光绪三十二年，即明治三十九年，正是日俄战争结束后一年。现在中国青年大抵都已不知道了，就是日本人恐怕也未尝切实的知道，那时日本曾经给予我们多大的影响，这共有两件事，一是明治维新，一是日俄战争。当时中国知识阶级最深切的感到本国的危机，第一忧虑的是如何救国，可以免于西洋各国的侵略，所以见了日本维新的成功，发见了变法自强的道路，非常兴奋，见了对俄的胜利，又增加了不少勇气，觉得抵御西洋，保全东亚，不是不可能的事。中国派留学生往日本，其用意差不多就在于此，我们留学去的人除了速成法政铁道警察以外，也自然都受了这影响，用现在时髦话来说，即是都热烈的抱着兴亚的意气的。中国人如何佩服赞叹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于日俄战争如何祈望日本的胜利，现在想起来实在不禁感觉奇异，率真的说，这比去年大东亚战争勃发的时候还要更真诚更热烈几分，假如近来三十年内不曾发生波折，这种感情能维持到现在，什么难问题都早已解决了。过去的事情无法挽回，但是像我们年纪的人，明治时代在东京住过，民国以来住在北京，这种感慨实在很深，明知无益而不免要说，或者也是可恕的常情罢。

　　我在东京是在这样的时候，所以环境可以说是很好的了。我后来常听见日本人说，中国留日学生回国后多变成抗日，大约是在日本的时候遇见公寓老板或警察的欺侮，所以感情不好，激而出于反抗的罢。我听了很是怀疑，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并不曾遇见多大的欺侮，而且即使有过不愉快的事，也何至于以这类的细故影响到家国大事上去，这是凡有理知的人所不为的。我初去东京是和鲁迅在一起，我们在东京的生活是完全日本化的。有好些留学生过不惯日本的生活，住在下宿里要用桌椅，有人买不起卧床，至于爬上壁橱（户棚）去睡觉，吃的也非热饭不可，这种人常为我们所非笑，因为我们觉得不能吃苦何必出外，而且到日本来单学一点技术回去，结局也终是皮毛，如不从生活上去体验，对于日本事情便无法深知的。我们是官费生，但是低级的，生活不能阔绰，所以上边的主张似乎有点像伊索寓言里酸蒲桃的话，可是在理论上我觉得这也是本来很有道理的。我们住的是普通下宿，四张半席子的一间，书箱之外只有一张矮几两个垫子，上学校时穿学生服，平常只是和服穿裙着木屐，下雨时或穿皮鞋，但是后来我也改用高齿屐（足驮）了。一日两餐吃的是下宿的饭，在校时带饭盒，记得在顺天堂左近东竹町住的时候，有一年多老吃咸甜煮的圆豆腐（雁拟），我们大为惶恐，虽然后来自家煮了来吃也还是很好的。这其实只是一时吃厌了的缘故，所以有这一件笑话，对于其他食物都是遇着便吃，别无什么不满。点心最初多买今川小路风月堂的，也常照顾大学前的青木堂，后来知道找本乡的冈野与藤村了，有一回在神田什么店里得到寄卖的柿羊羹，这是大垣地方的名物，装在半节青竹里，一面贴着竹箬，其风味绝佳，不久不知为何再也买不到了，曾为惋惜久之。总之衣食住各方面我们过的全是日本生活，不但没有什么不便，惯了还觉得很有趣，我自己在东京住了六年，便不曾回过一次家，我称东京为第二故乡，也就是这个缘故。鲁迅在仙台医学校时还曾经受到种种激刺，我却是没有。说在留日时代会造下抗日的原因，我总深以为疑，照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相信这是不会有的。但是后来却明白了。留学过日本的人，除了只看见日本之西洋模拟的文明一部分的人不算外，在相当时间与日本的生活和文化接触之后，大抵都发生一种好感，分析起来仍不外是这两样分子，即是对于前进的新社会之心折，与东洋民族的感情的联系，实亦即上文所云明治维新与日俄战争之影响的一面也。可是他如回到本国来，见到有些事与他平素所有的日本印象不符的时候，那么他便敏捷的感到，比不知道日本的人更深的感觉不满，此其一。还有所谓支那通者，追随英美的传教师以著书宣扬中国的恶德为事，于记述嫖赌雅片之外，或摘取春秋列国以及三国志故事为资料，信口谩骂，不懂日文者不能知，或知之而以为外国文人之常，亦不敢怪，留学生则知日本国内不如此，对于西洋亦不如此，便自不免心中不服，渐由小事而成为大问题矣，此其二。本来一国数千年历史中，均不乏此种材料，可供指摘者，但君子自重，不敢为耳。古人云，蚁穴溃堤。以极无聊的琐屑事，往往为不堪设想的祸害之因，吾人经此事变之后，创巨痛深，甚愿于此互勉，我因为回忆而想起留学抗日生之原因，故略为说及，以为愚者一得之献也。

　　我在东京住过的地方是本乡与麻布两处，所以回忆中觉得不能忘记的也以这两区的附近为多。最初是在汤岛，随后由东竹町转至西片町，末了远移麻布，在森元町住了一年余。我们那时还无银座散步的风气，晚间有暇大抵只是看夜店与书摊，所以最记得的是本乡三丁目大学前面这一条街，以及神田神保町的表里街道。从东竹町往神田，总是徒步过御茶之水桥，由甲贺町至骏河台下，从西片町往本乡三丁目，则走过阿部伯爵邸前的大椎树，渡过旱板桥（空桥），出森川町以至大学前。这两条路走的很熟了，至今想起来还如在目前，神保町的书肆以及大学前的夜店，也同样的清楚记得。住在麻布的时候，往神田去须步行到芝园桥坐电车，终点是赤羽桥，离森元町只有一箭之路，可是车行要三十分钟左右，走过好些荒凉的地方，颇有趁火车之感，也觉得颇有趣味。有时白昼往来，则在芝园桥的前一站即增上寺前下车，进了山门，从寺的左侧走出后门，出芝公园，就到寓所，这一条路称得起城市山林，别有风致，但是一到傍晚后门就关上了，所以这在夜间是不能利用的。我对于这几条道路不知怎的很有点留恋，这样的例在本国却还不多，只有在南京学校的时候，礼拜日放假往城南去玩，夜里回来，从鼓楼到三牌楼马路两旁都是高大的树，浓阴覆地，阒无人声，仿佛随时可以有绿林豪客撺出来的样子，我们二三同学独在这中间且谈且走，虽是另外一种情景，却也还深深记得，约略可以相比耳。

　　我留学日本是在明治末期，所以我所知道，感觉喜欢的，也还只是明治时代的日本。说是日本，其实除东京外不曾走过什么地方，所以说到底这又只是以明治末年的东京为代表的日本，这在当时或者不妨如此说，但在现今当然不能再是这样了。我们明白，三十几年来的日本已经大有改变，进步很大，但这是论理的话，若是论情，则在回想里最可念的自然还是旧的东京耳。民国二十三年夏天我因学校休假同内人往东京闲住了两个月，看了大震灾后伟大的复兴，一面很是佩服，但是一面却特地去找地震时没有被毁的地区，在本乡菊坂町的旅馆寄寓，因为我觉得到日本去住洋房吃面包不是我的本意。这一件小事可以知道我们的情绪是如何倾于守旧。我的书架上有一部《东京案内》，两大册，明治四十年东京市编纂，裳华房出版的，书是很旧了，却是怀旧的好资料。在这文章写的时候，拿出书来看着，不知怎的觉得即在大东亚战争之下，在东亚也还是“西洋的”在占势力，于今来写东洋的旧式的回忆，实在也只是“悲哀的玩具”而已。壬午小寒，于北京。

　　《留日同学会季刊》）

　　关于日本画家

　　近几年来常听见人说，日本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翻译很多，日本古典介绍到中国来的却还几乎没有。又有人说，日本很能赏识中国的名画，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画家的名字。第一个问题的理由说来话长，暂且不提，第二个问题比较的简单，现在不妨来谈一谈。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画家，其理由有好几个。其一，本国画家本来也就少有人知道。博物院美术馆差不多还没有，无处可看古画，画集画史近于专门，未易普及，少有美术评论家，后来虽然渐有介绍赛尚，古诃的文章见于杂志，而写得不高明，不能引起读者兴趣。其二，中国画家向不注意日本画。内行既然不提，外行自然更不知道。清末上海石印的《古今名人画稿》中，有好几幅人物画颇诡异，后来见北斋的画谱，才知道是他的手笔，可是石印本上并无署名，所以同时无从知道是谁所画。照这样情形，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假如他家里不是旧有收藏，他对于本国画的知识也就难得及格，自然更不必说外国了。其实就是在日本，以知道外国画家作为文化人的一资格，恐怕也起于现代，或者是大正以来三十年间的事亦未可知，因为据我所知道，这种风气似是自《白桦》发起，而对于此点的注重似乎也是武者小路君为主，至于别人大抵只是人云亦云而已吧。

　　在日本留过学的人，有机会与日本画接近，问他们知道几个日本画家的名字么，这是可以的。不过知道虽然会知道，而懂得与否却是别一问题。我自己大约就是这样的一个。正和我不懂得诗而仍想买诗集诗话闲看一样，我并不懂得画，但也喜欢收集一点画集之类，随便翻看。我的确很受过《白桦》的影响，不过这还是在文艺一方面居多。此外又因初见这种高尚的同人杂志，觉得很特别，创作之外还谈宗教艺术，有这许多好的插画，但是赛尚古诃等西洋绘画于我终是有点疏远，不曾发生大关系，虽然也曾因此而买过后期印象派等等几种洋书。关于日本画我所受的影响乃是从同时在大阪由雅俗文库发行的浮世绘杂志《此花》而来的。其时审美书院或者已经刊行浮世绘集，但此乃是贵重的专门书，一般的书籍还不大有，杂志则恐怕未有，大概当以《此花》为嚆矢。《此花》先后一总出了二十四期，我都得了来收藏至今，我因《此花》不但认识了日本的浮世绘，又因此认识了雅俗文库与其主人废姓外骨，此后雅俗的刊物我大抵都搜求来，这给予我许多知识，引起我许多兴趣，我则反报以三十年不渝的敬意。以前关于日本板画家只知道葛饰北斋，有他的十几册画集，两本饭岛虚心著的北斋传，现在就知道了好多，至今还背诵得若干名字。依据各书铺翻刻的种种板画集，看了至今还记得而且爱好的，最早的是菱川师宣，其后有铃木春信，喜多川歌麻吕，歌川丰国，葛饰北斋，他们的特长固是仕女画，但是歌麻吕的《画本虫撰》，北斋的《隅田川两岸一览》，《富岳三十六景》，《富岳百景》，安藤广重（加了姓反而觉得有点面生了）的《东海道五十三次》等，却更有意思。最近去世的小村雪岱，他给笠森阿仙作的插画，载在邦枝完二的小说里，我也很喜欢，近日得其画集，其中不少可喜之作。我是不懂画的，但于日本浮世绘感到兴趣者，其理由只是如此：一，对于线画，着色画，木板画，有儿童时代爱好之情。二，这些画家自称大和绘师，离开了正统的画派，自成一家的风格。三，所画的是市井风俗，可以看作江户生活一部分的画本。在那时候我也用力读“川柳”，这个理由很有关系，但第二理由也颇重要，在浮世绘之外我亦因此爱好别的画家，例如鸟羽僧正，池大雅堂，耳鸟斋，尾形光琳以及光悦宗达这一流人，近时则如小川芋钱子，是也。我又爱民间艺术之大津绘，以及各类民艺品，大抵我所能知道的不是美术史上的大宗支派，所以前读武者小路君的《东西六大画家》，如雪舟等篇虽有兴味，未能促进我的了解，柳宗悦君亦是白桦派之一人，著有《初期大津绘》，近又致力于民艺运动，则鄙人或觉得更是气分相近也。

　　永井荷风在大正初年写过一篇《浮世绘之鉴赏》，登在杂志上，后来收入《江户艺术论》中，揭载卷头。这篇文章我很喜欢，其第五节说得尤好，我曾经引用过好几次，今又抄录于后，其文曰：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凡对于异性之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着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的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异国文人的感想，未必能够字字与我们的意思一致，但是这里可以说差不多十九同意，特别是提明我们是生来就和他们白人命运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这个东洋人或亚洲人的自觉，即使与现时局离开了说，在知识人士也是必要，不但去搜取世界新文化知识须以此作准衡，就是研究本国的艺文思想，亦不可无此反省，固不欲以此自划，只是有如悬镜于侧，时时引照，勿自忘形而已。我对于艺术是外行，爱浮世绘的原因与所得自然也都是在美术埒外的，他人宽恕或以为不足怪，在我自己则已是很满足的了。

　　个人意见以为，知道外国的若干画家，可以作为个人教养的一点资料，若在该外国的整个了解上大概没有什么用处。有人问起的时候，勉强回答二十来个画家的姓名，或者于必要时从尘封的书架上取出几十册画集来做证明，这也不难，可是有什么用呢。一个人可以记得好些诗人文士画家陶工镜师的名字，但是对于其国民性仍是一无所知，如鄙人在数年前所曾自白，即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也。

　　《艺文》）

　　关于祭神迎会

　　柳田国男氏所著《日本之祭》（译名未妥）是这一方面很有权威的书，久想一读，可是得来了很久，已有三个多月，才得有功夫通读一过，自己觉得是可喜的事。但是我虽然极看重日本民族的宗教性，极想在民间的祭祀上领会一点意义，而对于此道自己知道是整个的门槛外人，所以这回也不是例外，除了知悉好些事情之外关于祭的奥义实在未能理解多少。我只简单地感到几点与中国特别殊异，觉得颇有意思。其一，日本祭神须立一高竿，以为神所凭依降临之具，这在中国是没有的，据说满洲祀神典礼有神竿，或者有点相像。日本佛教一样的尊崇图像，而神道则无像设，神社中所有神体大抵是一镜或木石及其他，非奉祀神官不得见知。中国宗教不论神佛皆有像，其状如人，有希腊之风，与不拜偶像之犹太教系异，亦无神体之观念，所拜有木石之神，唯其像则仍是人形也。其二，祭字在日本据云原意是奉侍，故其事不止供奉食品，尤重在陪食分享，在中国似亦无此意义。盖日本宗教，求与神接近，以至灵气凭降，神人交融，而中国则务敬鬼神而远之，至少亦敬而不亲，以世间事为譬，神在日本于人犹祖祢，在中国则官长也。日本俗称死者曰佛，又人死后若干年则祀为神，中国死人乃成罪犯，有解差押送，土地城隍等于州县，岳庙为臬司或刑部，死后生活黯淡极矣。二者历史不同，国体尤不同，其殊异随处可见，于此亦极显然也。日本神社祭赛，在都市间亦只是祭祀，演神乐，社内商贩毕集，如北京之庙会，乡间则更有神舆出巡，其势甚汹涌，最为特别。在本国内，亦稍见闻民间的迎神赛会，粗野者常有之，不甚骇异，唯见日本迎神舆者辄不禁悚惧，有与异文化直接之感，鄙人固素抱有宗教之恐怖，唯超理性的宗教情绪在日本特为旺盛，与中国殊异，此亦正是事实，即为鄙见所根据者也。

　　中国民间对于鬼神的迷信，或者比日本要更多，且更离奇，但是其意义大都是世间的，这如结果终出于利害打算，则其所根据仍是理性，其与人事相异只在于对象不同耳。大抵民众安于现世，无成神作佛的大愿，即顷刻间神灵附体，得神秘的经验，亦无此希求，宗教行事的目的非为求福则是免祸而已。神学神话常言昔时神人同居，后以事故天地隔绝，交通遂断，言语亦不能相通，唯有一二得神宠幸者，如巫觋若狂人，尚能降神或与相接，传达神意于人间耳。在中国正是道地如此，其神人隔绝殆已完遂，平时祭赛盖等于人世应酬，礼不可缺，非有病苦危急不致祈请，所用又多是间接方法，如圣筊签经，至直接的烦巫师跳神，在北方固常有之，则是出于萨门教，或是满洲朝鲜西伯利亚的流派，亦未可知。据个人的见闻经验，就故乡绍兴地方祭神迎会的情形，稍为记述，用作实例，可以见民间敬神习俗之一斑，持与日本相校，其间异同之迹盖显然可见矣。

　　外国祭神大抵都在神社，中国则有在庙里的，也有在家里的，如灶神不必说了，岁末的祝福，元旦的祀南朝圣众，祭火神用绿蜡烛，祭疫神用豆腐一作，称豆腐菩萨，皆是。外国敬神用礼拜赞颂，以至香花灯烛，中国则必有酒肉供品。平常祭神用方桌木纹必须横列，谚曰，横神直祖，香烛之外设三茶六酒，豆腐与盐各一碟，三牲为鸡鹅均整个，猪肉一方，乡人或用猪头，熟而荐之，上插竹筷数双，又鸡血一碗，亦蒸熟者。主人从桌后再拜，焚金银纸元宝，燃双响爆竹十枚送神如仪。这好像是在家里请客，若往庙去祭，有如携樽就教，设备未免要简单一点了，大抵是茶酒盐腐从略，三牲合装在大木盘里，鸡血与脏物仍旧，反正这也可以放在盘内的。绍兴神庙祭祀最盛者，当推东岳，府县城隍，潮神张老相公，但是以我的经验比较地记忆最深的乃是别的两处，一是大桶盘湖边的九天玄女，一是南镇的会稽山神。老百姓到这两处祭祀的理由为何，我不知道，大约也还是求福罢，总之据我所亲见，那里致祭的人确实不少。这事情大约已在三四十年以前，但印象还很深刻明了，站在南镇内殿的廊下，看见殿内黑压压的一屋的人，真是无容膝之地，只要有这一点隙地，人就俯伏膜拜，红烛一封封的递上去，庙祝来不及点，至多也只焦一焦头而已。院子里人山人海，但见有满装鸡与肉的红白大木盘高举在顶上，在人丛中移动，或进或出，络绎不绝。大小爆竹夹杂燃放，如霹雳齐发，震耳成聋，人声嘈杂，反不得闻。虽然没有像《陶庵梦忆》记陶堰司徒庙上元设供，水物陆物，非时非地，那么奢华，却也够得上说丰富，假如那种赠送移在活人官绅家，也够说是苞苴公行，骇人听闻了。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即此可见人民对于神明供奉还是全用世间法，这在外国宗教上不多见，或者与古希腊多神教相比，差相似耳。

　　诸神照例定期出巡，大约以夏秋间为多，名曰迎会，出巡者普通是东岳，城隍，张老相公，但有时也有佛教方面的，如观音菩萨。据《梦忆》卷四记枫桥杨神庙九月迎台阁，似在明季十分的热闹，但我所见是三百年后的事情，已经很简单了，特别是在城里。迎会之日，先挨家分神马，午后各铺户于门口设香烛以俟。会伙最先为开道的锣与头牌，次为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绸缎刺绣，中贯大猫竹，一人持之行，四周有多人拉纤或执叉随护，重量当有百余斤，而持者自若，时或游戏，放着肩际以至鼻上，称为嬉高照。有黄伞制亦极华丽，不必尽是黄色，但世俗如此称呼，此与高照同，无定数，以多为贵。次有音乐队，名曰大敲棚，木棚雕镂如床，上有顶，四周有帘幔，棚内四角有人舁以行，乐人在内亦且走且奏乐，乐器均缚置棚中也。昔时有马上十番，则未之见。有高，略与他处相同，所扮有滚凳，活捉张三，皆可笑，又有送夜头一场，一人持砻筛，上列烛台酒饭碗，无常鬼随之。无常鬼有二人，一即活无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即死有分，如《玉历钞传》所记，民间则称之曰死无常，读如国音之喜无上。活无常这里乃有家属，其一曰活无常嫂嫂，白衣敷脂粉，为一年轻女人，其二曰阿领，云是拖油瓶也，即再醮妇前夫之子，而其衣服容貌乃与活无常一律，但年岁小耳。此一行即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迤走过，亦令观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诙谐亦正于此可见。台阁饰小儿女扮戏曲故事，或坐或立，抬之而行，又有骑马上者，儿时仿佛听说叫塘报，却已记忆不真。《梦忆》记杨神庙台阁一则中有云：

　　“十年前迎台阁，台阁而已，自骆氏兄弟主之，扮马上故事二三十骑，扮传奇一本，年年换，三日亦三换之。其人与传奇中人必酷肖方用，全在未扮时，一指点为某似某，非人人绝倒者不之用。”似骑者亦即是台阁，又其时皆以成人扮演，后来则只用少年男女，大抵多是吏胥及商家，各以衣服装饰相炫耀，世家旧族不肯为也。若出巡者为东岳或城隍，乃有扮犯人者，范寅《越谚》云，“《梦粱录》，答赛带枷锁，是也，越赛张大明王最久而盛。”则似张老相公出巡时亦有之，不知何意，岂民间以为凡神均管理犯罪事耶。随后是提炉队，多人着吏服提香炉，焚檀香，神像即继至，坐显轿，从者擎遮阳掌扇，两旁有人随行，以大鹅毛扇为神招风。神像过时，妇孺皆膜拜，老妪或念诵祈祷，余人但平视而已。其后有人复收神马去，殆将聚而焚送，至此而迎会之事毕矣。

　　以上所述是城里的事，若在水乡情形稍有不同，盖多汊港又路狭，神轿不能行走，会伙遂亦不能不有所改变，台阁等等多废置，唯着重于划龙船一事。《越谚》云：

　　“划龙船始于吴王夫差与西施为水戏，继吊屈原为竞渡，隋炀帝画而不雕，与此异。《元典章》云，撶掉龙船，江淮闽广江西皆有此戏，合移各路禁治。然皆上巳端午而已，越则赛会辄划，暮春下浣陡亹安昌东浦各市，四月初六青田湖，六月初七章家衖桥，十四五六等日吴融小库皇甫庄等村，年共三十余会，不胜书。船头则昂竖龙首项，尾撅在舵上，金鳞彩旗锣鼓，扮故事。”这是记绍兴划龙船的很好的资料，鄙人不曾到过龙船上，只是小时候远远地看，所以不能比范君讲得更详细，实在大家对于龙船的兴味也就如此而已，我们所觉得更为有趣的乃别有在，这便是所谓泥鳅龙船是也。此船长可二丈，宽约二尺许，船首作龙头，末一人把舵，十余人执楫划船，船行如驶，泥鳅云者谓其形细长而行速也。行至河中水深处，辄故意倾侧，船立颠覆，划者在船下泅泳，推船前进，久之始复翻船戽水，登而划船如故。龙舟庄重华丽，泥鳅龙船剽悍洒脱，有丑角之风，更能得观众之欢喜，村中少年皆善游水，亦得于此大显其身手焉。神像坐一大船中，外有彩棚，大率用摇橹者四五人，船首二人执竹篙矗立。每巡行至一村，村中临河搭台演戏以娱神，神船向台蓦进，距河岸约一二尺，咄嗟间二篙齐下，巨舟即稳定，不动分寸，此殆非有数百斤力者不办，语云，南人使船如马，正可以此为例，执篙者得心应手，想亦必感到一乐也。未几神船复徐徐离岸，向别村而去。鄙人所见已是三十余年前事，近来如何所不能知，唯根据自己的见闻，在昔时有如此情形，则固十分的确，即今亦可保证其并无诳语在中者也。

　　看上文所记祭神迎会的习俗，可以明了中国民众对神明的态度，这或可以说礼有余而情不足的。本来礼是一种节制，要使得其间有些间隔有点距离，以免任情恣意而动作，原是儒家的精意，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亦即是以礼相待，这里便自不会亲密，非是故意疏远，有如郑重设宴，揖让而饮，自不能如酒徒轰笑，勾肩捋鼻，以示狎习也。中国人民之于鬼神正以官长相待，供张迎送，尽其恭敬，终各别去，洒然无复关系，故祭祀迎赛之事亦只是一种礼节，与别国的宗教仪式盖迥不相同。故柳田国男氏在《祭礼与世间》第七节中所记云：

　　“我幸而本来是个村童，有过在祭日等待神舆过来那种旧时感情的经验。有时候便听人说，今年不知怎的御神舆是特别的发野呀。这时候便会有这种情形，仪仗早已到了十字路口了，可是神舆老是不见，等到看见了也并不一直就来，总是左倾右侧，抬着的壮丁的光腿忽而变成Y字，忽而变成X字，又忽而变成W字，还有所谓举起的，常常尽两手的高度将神舆高高的举上去。”这类事情在中国神像出巡的时候是绝没有的。日本国民富于宗教心，祭礼正是宗教仪式，而中国人是人间主义者，以为神亦是为人生而存在者，此二者之间正有不易渡越的壕堑。了解别国固是大难，而自己的事须要先弄清楚的亦复不少，兵荒马乱中虽似非急务，但如得有人注意，少少加以究明，亦为有益，未始不可为相互之福也。民国癸未七月三十日。

　　《艺文》）

　　岛崎藤村先生

　　今天午前看报，忽见中华社东京二十二日电云，岛崎藤村氏于本日午前零时三十分在大矶逝世，享年七十二岁。突然看见，也还不怎么惊骇，却是很迫切的觉到一种寂寞之感。月明文库里的一小册《雪天的纸窗》正放在手边，拿起来翻着，心想能写这样文章的人于今已没有了，很是可惜，又仿佛感觉自己这边阵地少了一个人，这寂寞便又渐近于心怯了。

　　我们最初听见藤村先生的名字，还是在东京留学的时代，这大约是明治四十年丁未，长篇小说《春》开始在东京《朝日新闻》上登载，其时作者年纪还只是三十六岁，想起来也正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但是与藤村先生相见，却一直在后。第一次是民国二十三年甲戌秋间，利用暑假，同内人到东京去住了两个月，徐耀辰先生也在那里，承东大的中国文学会发起，在山水楼饭庄招待我们，其时来客中间有一位是藤村先生。这是八月四日的事，徐先生因为翻译《新生》，曾屡次通信，便去拜访一次，后来藤村先生差人来约小饮，邀我同去，于二十日晚在麻布区六本木的大和田，这是第二次的见面。那天在坐的，除徐先生和我外，还有和辻哲郎有岛生马二氏，连主人共计五人。藤村先生带来一本岩波文库中的冈仓觉三著《茶之书》送给我，题曰，赠周作人君，岛崎生。还客气说，是一本旧的，很对不住，其实我倒是比新的更觉得喜欢。饭后，主人要了来几把摺扇，叫大家挥毫做个纪念，详细记不得了，只就我所分得的一把来说，中间有岛氏用水墨写了一片西瓜，署款十月生，即是“有”字的字谜。右边藤村先生写短歌一首云：

　　なっのよは、

　　しのの小竹の

　　ふししけみ、

　　そよやほとなく、

　　あくるなりけり。

　　署款藤字。案此系西行法师所作，见《山家集》中，标题曰“题不知”，大意云，夏天的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不久之间，随即天明。在《短夜的时节》文中也引有此歌，大约是作者所很喜欢的一首，只是不可译，现在只好这样且搪塞一下。徐先生写了两句唐诗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和辻氏与我只简单的署名，各写两个字而已。

　　第三次见面又在七年之后，即民国三十年四月，我往日本京都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的时候。开会后我于十四日由京都到东京，住在帝国旅馆，十七日中午应日本笔会之招，至星冈茶寮，晤见好些旧相识的文人，其中最年长者便是藤村先生。这回又承以大著《夜明前》二册见赠，卷首题字曰，呈周作人君，昭和十六年四月，于东京麹町，岛崎生。附有信笺一纸云：

　　“此拙著稍经执持，已略旧，唯系留置家中之初板本，因不复顾及失礼，持以奉赠，如承收纳作为纪念，幸甚。四月十七日。”藤村文库定本《夜明前》，我早已有了一部，但是重板后印，今得到作者持赠的初板本，回来以后便把原来的一部送给了别人了。总计我见到藤村先生，最初是在甲戌，那时他六十三岁，最后是辛巳，那时七十岁了，因此我所有的印象仿佛是一个老哲人，《夜明前》第一册在昭和十年乙亥出版，上边的照相觉得最与我的印象相合。藤村先生是东亚文学界的大前辈，文章与智慧远出我们之上，见面时只是致敬，并未多谈，但我们直感得这是和我们同在一条线上的，所以平时很感到亲近，因此对于逝世的消息也就会觉得有一种近于恐慌之感了。

　　藤村先生在文学上的绩业，自有日本文学史家会加以论定，我不能说什么，这里只是略述自己的印象以及感叹之意而已。藤村先生的诗与小说以前也曾读过好些，但是近年爱看杂文，所记得的还是以感想集为多，在这里我也最觉得能看出老哲人的面影，是很愉快的事。《雪天的纸窗》中选有几篇随笔，反复的读了很是喜欢，再去查原书，在昭和五年庚午出版的《在市井间》一册里找到了几篇，如《小诸的回忆》，《短夜的时节》，《养生》，几回想起要翻译，却终于不曾下笔，因为觉得这事情太难，生怕译不好反把原文弄坏了。创作中富有思想的分子，而这又有空间的与时间的博大性的，这是我所尊重的作品，藤村先生的感想随笔，就是小篇也多有此特质。而今已没有这样的人了，在这里正可谓之东亚的一损失，没有方法可以弥补的。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艺文》）

　　怀废名

　　“余识废名在民十以前，于今将二十年，其间可记事颇多，但细思之又空空洞洞一片，无从下笔处。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所写文章甚妙，但此是隐居西山前后事，《莫须有先生传》与《桥》皆是，只是不易读耳。废名曾寄住余家，常往来如亲属，次女若子亡十年矣，今日循俗例小作法事，废名如在北平，亦必来赴，感念今昔，弥增怅触。余未能如废名之悟道，写此小文，他日如能觅路寄予一读，恐或未必印可也。”

　　以上是民国廿七年十一月末所写，题曰“怀废名”，但是留得底稿在，终于未曾抄了寄去。于今又已过了五年了，想起要写一篇同名的文章，极自然的便把旧文抄上，预备拿来做个引子。可是重读了一遍之后，觉得可说的话大都也就有了，不过或者稍为简略一点，现在所能做的只是加以补充，也可以说是作笺注罢了。关于认识废名的年代，当然是在他进了北京大学之后，推算起来应当是民国十一年考进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中间休学一年，至民国十八年才毕业。但是在他来北京之前，我早已接到他的几封信，其时当然只是简单的叫冯文炳，在武昌当小学教师，现在原信存在故纸堆中，日记查找也很费事，所以时日难以确知，不过推想起来这大概总是在民九民十之交吧，距今已是二十年以上了。废名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别处。在《莫须有先生传》第四章中房东太太说，莫须有先生，你的脖子上怎么那么多的伤痕？这是他自己讲到的一点，此盖由于瘰疠，其声音之低哑或者也是这个缘故吧。

　　废名最初写小说，登在胡适之的《努力周报》上，后来结集为《竹林的故事》，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这《竹林的故事》现在没有了，无从查考年月，但我的序文抄存在《谈龙集》里，其时为民国十四年九月，中间说及一年多前答应他做序，所以至迟这也就是民国十二年的事吧。废名在北京大学进的是英文学系，民国十六年张大元帅入京，改办京师大学校，废名失学一年余，及北大恢复乃复入学。废名当初不知是住公寓还是寄宿舍，总之在那失学的时代也就失所寄托，有一天写信来说，近日几乎没得吃了。恰好章矛尘夫妇已经避难南下，两间小屋正空着，便招废名来住，后来在西门外一个私立中学走教国文，大约有半年之久，移住西山正黄旗村里，至北大开学再回城内。这一期间的经验于他的写作很有影响，村居，读莎士比亚，我所推荐的《吉诃德先生》，李义山诗，这都是构成《莫须有先生传》的分子。从西山下来的时候，也还寄住在我们家里，以后不知是那一年，他从故乡把妻女接了出来，在地安门里租屋居住，其时在北京大学国文学系做讲师，生活很是安定了，到了民国二十五六年，不知怎的忽然又将夫人和子女打发回去，自己一个人住在雍和宫的喇嘛庙里。当然大家觉得他大可不必，及至芦沟桥事件发生，又很羡慕他，虽然他未必真有先知。废名于那年的冬天南归，因为故乡是拉锯之地，不能在大南门的老屋里安住，但在附近一带托迹，所以时常还可彼此通信，后来渐渐消息不通，但是我总相信他仍是在那一个小村庄里隐居，教小学生念书，只是多“静坐深思”，未必再写小说了吧。

　　翻阅旧日稿本，上边抄存两封给废名的信，这可以算是极偶然的事，现在却正好利用，重录于下。其一云：

　　“石民君有信寄在寒斋，转寄或恐失落，信封又颇大，故拟暂留存，俟见面时交奉。星期日林公未来，想已南下矣。旧日友人各自上飘游之途，回想‘明珠’时代，深有今昔之感。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匆匆。九月十五日。”时为民国二十六年，其时废名盖尚在雍和宫。这里提及“明珠”，顺便想说明一下。废名的文艺的活动大抵可以分几个段落来说。甲是《努力周报》时代，其成绩可以《竹林的故事》为代表。乙是《语丝》时代，以《桥》为代表。丙是《骆驼草》时代，以《莫须有先生》为代表。以上都是小说。丁是《人间世》时代，以《读论语》这一类文章为主。戊是“明珠”时代，所作都是短文。那时是民国二十五年冬天，大家深感到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想再来办一个小刊物，恰巧《世界日报》的副刊“明珠”要改编，便接受了来，由林庚编辑，平伯废名和我帮助写稿，虽然不知道读者觉得如何，在写的人则以为是颇有意义的事。但是报馆感觉得不大经济，于二十六年元旦又断行改组，所以林庚主编的“明珠”只办了三个月，共出了九十二号，其中废名写了很不少，十月九篇，十一二月各五篇，里边颇有些好文章好意思。例如十月分的《三竿两竿》，《陶渊明爱树》，《陈亢》，十一月分的《中国文章》，《孔门之文》，我都觉得很好。《三竿两竿》起首云：

　　“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为最不可及。”《中国文章》也劈头就说道：

　　“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后边又说：

　　“我尝想，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这些话虽然说的太简单，但意思极正确，是经过好多经验思索而得的，里边有其颠扑不破的地方。废名在北大读莎士比亚，读哈代，转过来读本国的杜甫李商隐，《诗经》，《论语》，《老子》《庄子》，渐及佛经，在这一时期我觉得他的思想最是圆满，只可惜不曾更多所述著，这以后似乎更转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去了。

　　我的第二封信已在废名走后的次年，时为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其文云：

　　“偶写小文，录出呈览。此可题曰‘读大学中庸’，题目甚正经，宜为世所喜，惜内容稍差，盖太老实而平凡耳。唯亦正以此故，可以抄给朋友们一看，虽是在家人亦不打诳语，此鄙人所得之一点滴的道也。日前寄一二信，想已达耶，匆匆不多赘。三月六日晨，知堂白。”所云前寄一二信悉未存底，唯《读大学中庸》一文系三月五日所写，则抄在此信稿的前面，今亦抄录于后：

　　“近日想看《礼记》，因取郝兰皋笺本读之，取其简洁明了也。读《大学》《中庸》各一过，乃不觉惊异。文句甚顺口，而意义皆如初会面，一也。意义还是很难懂，懂得的地方也只是些格言，二也。《中庸》简直多是玄学，不佞盖犹未能全了物理，何况物理后学乎。《大学》稍可解，却亦无甚用处，平常人看看想要得点受用，不如《论语》多多矣。不知道世间何以如彼珍重，殊可惊诧，此其三也。从前书房里念书，真亏得小孩们记得住这些。不佞读下中时是十二岁了，愚钝可想，却也背诵过来，反覆思之，所以能成诵者，岂不正以其不可解故耶。”此文也就只是“明珠”式的一种感想小篇，别无深义，寄去后也不记得废名覆信云何，只在笔记一页之末录有三月十四日黄梅发信中数语云：

　　“学生在乡下常无书可读，写字乃借改男的笔砚，乃近来常觉得自己有学问，斯则奇也。”寥寥的几句话，却很可看出他特殊的谦逊与自信。废名常同我们谈莎士比亚，庾信，杜甫李义山，《桥》下篇第十八章中有云：

　　“今天的花实在很灿烂，——李义山咏牡丹诗有两句我很喜欢，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你想，红花绿叶，其实在夜里都布置好了，——朝云一刹那见。”此可为一例。随后他又谈《论语》，《庄子》，以及佛经，特别是佩服《涅槃经》，不过讲到这里，我是不懂玄学的，所以就觉得不大能懂，不能有所评述了。废名南归后曾寄示所写小文一二篇，均颇有佳处，可惜一时找不出来，也有很长的信讲到所谓道，我觉得不能赞一辞，所以回信中只说些别的事情，关于道字了不提及。废名见了大为失望，于致平伯信中微露其意，但即是平伯亦未敢率尔与之论道也。

　　关于废名的这一方面的逸事，可以略记一二。废名平常颇佩服其同乡熊十力翁，常与谈论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余君云系亲见，故当无错误。废名自云喜静坐深思，不知何时乃忽得特殊的经验，趺坐少顷，便两手自动，作种种姿态，有如体操，不能自已，仿佛自成一套，演毕乃复能活动。鄙人少信，颇疑是一种自己催眠，而废名则不以为然。其中学同窗有为僧者，甚加赞叹，以为道行之果，自己坐禅修道若干年，尚未能至，而废名偶尔得之，可为幸矣。废名虽不深信，然似亦不尽以为妄。假如是这样，那么这道便是于佛教之上又加了老庄以外的道教分子，于不佞更是不可解，照我个人的意见说来，废名谈中国文章与思想确有其好处，若舍而谈道，殊为可惜。废名曾撰联语见赠云，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今日找出来抄录于此，废名所赞虽是过量，但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现在想起来，不但有今昔之感，亦觉得至可怀念也。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记于北京。

　　《古今》半月刊）

　　读初潭集

　　“久欲得《初潭集》，畏其价贵不敢出手，去冬书贾携一册来，少敝旧而价不出廿元，颇想留之。会玄同来谈，又有生客倏至，乃属玄同且坐苦雨斋北室，即前此听虾蟆跳处，今已铺席矣，可随意偃卧，亦良便利也。比客去，玄同手《初潭集》出曰，此书大佳，如不要勿即退还。——盖自欲得之也。未几全书送来，议打一折扣而购得之，尚未及示玄同，而玄同已殁矣。今日重翻此集，不禁想起往事，感慨系之，于今能与不佞赏识卓吾老子者尚有几人乎。廿八年二月四日夜，知堂记于北平。”

　　此是不佞题所藏《初潭集》的话，于今转眼将一年矣。今日取出书来看，不胜感慨。玄同遇虾蟆事在民国十三年，查旧日记七月廿五日条下云：

　　“阴，上午十一时玄同来谈，至晚十时去。”又八月二日条下云：

　　“下午雨。玄同来访，阻雨，晚留宿客房。”次晨见面时玄同云，夜间室内似有人步声，何耶。我深信必无此事，以为当是幻觉，及客去收拾房间，乃见有大虾蟆一只在床下，盖前此大雨时混入者也。尹默闻之笑曰，玄同大眼，故虾蟆来与晤对耳，遂翻敬亭山诗咏之曰，相看两不厌，虾蟆与玄同。昔日友朋戏笑之言，流传人间，衍为世说，或有传讹，实则只是如此耳。因题记语加以说明，念古人车过腹痛之感，盖有同情也。

　　玄同和我所谈的范围极广，除政治外几于无不在可谈之列，虽然他所专攻的音韵学我不能懂，敬而远之，称之曰未来派。关于思想的议论大抵多是一致，所不同者只是玄同更信任理想，所以也更是乐观的而已。但是我说中国思想界有三贤，即是汉王充，明李贽，清俞正燮，这个意见玄同甚是赞同。我们生于衰世，却喜尚友古人，往往乱谈王仲任李卓吾俞理初如何如何，好像都是我们的友朋，想起来未免可笑，其实以思想倾向论，不无多少因缘，自然不妨托熟一点。三贤中唯李卓吾以思想得祸，其人似乎很激烈，实在却不尽然，据我看去他的思想倒是颇和平公正的，只是世间历来的意见太歪曲了，所以反而显得奇异，这就成为毁与祸的原因。思想的和平公正有什么凭据呢？这只是有常识罢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便是人情物理。懂得人情物理的人说出话来，无论表面上是什么陈旧或新奇，其内容是一样的实在，有如真金不怕火烧，颠扑不破，因为公正所以也就是和平。《礼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一句有常识的名言，多么诚实，平常，却又是多么大胆呀。假如这是某甲说的，说不定也会得祸，幸而出于《礼记》，读书人没有办法，故得幸免，不为顾亭林辈所痛骂耳。

　　我曾说看文人的思想不难，只须看他文中对妇女如何说法即可明了。《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条下记阅俞理初的《癸巳类稿》事，有云：

　　“俞君颇好为妇人出脱。其《节妇说》言，《礼》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男子亦不当再娶，《贞女说》言，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未思之过。《妒非女人恶德论》言，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则家道坏矣。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一笑。”李君是旧文人，其非薄本不足怪，但能看出此一特点，亦可谓颇有眼力矣。李卓吾的思想好处颇不少，其最明了的亦可在这里看出来。《焚书》卷二《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云：

　　“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初潭集》卷三列记李夫人，阮嗣宗邻家女，阮仲容姑家鲜卑婢诸事后，加案语云：

　　“李温陵曰，甚矣声色之迷人也，破国亡家，丧身失志，伤风败类，无不由此，可不慎欤。然汉武以雄才而拓地万余里，魏武以英雄而割据有中原，又何尝不自声色中来也，嗣宗仲容流声后世，固以此耳。岂其所破败者自有所在，或在彼而未必在此欤。吾以是观之，若使夏不妹喜，吴不西施，亦必立而败亡也。周之共主，寄食东西，与贫乞何殊，一饭不能自给，又何声色之娱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建业之由，英雄为本，彼琐琐者非恃才妄作，果于诛戮，则不才无断，威福在下也。此兴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此所言大有见识，非寻常翻案文章可比。又卷四苦海诸媪项下记蔡文姬王昭君事，评云：

　　“蔡文姬王昭君同是上流妇人，生世不幸，皆可悲也。”又记桓元子为其侄女宥庾玉台一门，曹孟德为文姬宥董祀，评云：

　　“婿故自急，二氏一律，桓公亲亲，曹公贤贤。呜呼，曹公于是为不可及矣。”书眉上有无名氏墨书曰：

　　“上数条卓吾皆为贤，乃欲裂四维而灭天常耶。”其后别有一人书曰：

　　“卓吾毕竟不凡。”李卓吾此种见解盖纯是常识，与《藏书》中之称赞卓文君正是一样，但世俗狂惑闻之不免骇然，无名氏之批犹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之疏耳，其词虽严，唯实在只是一声吆喝，却无意义者也。天下第一大危险事乃是不肯说诳话，许多思想文字之狱皆从此出。本来附和俗论一声亦非大难事，而狷介者每不屑为，致蹈虎尾之危，可深慨也。二月中题《扪烛脞存》中曾云：

　　“卓吾老子有何奇，也只是这一点常识，又加以洁癖，乃更至于以此杀身矣。”但只有常识，虽然白眼看天下读书人，如不多说话，也可括囊无咎，此上又有洁癖，则如饭中有蝇子，必哇出之为快，斯为祸大矣。

　　《初潭集》三十卷，万历十六年卓吾初落发龙潭即纂此，故曰初潭，时年六十二岁。书分五部，曰夫妇父子兄弟师友君臣，又各分细目，抄集故事有如《世说》，间附以评论。中国读书人喜评史，往往深文周纳，不近人情，又或论文，则咬文嚼字，如吟味制艺。卓吾所评乃随意插嘴，多有妙趣，又务为解放，即偶有指摘亦具情理，非漫然也。卷十一儒教下云：

　　“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入门而左，从客也。主人以玙璠收。孔子径庭而趋，历阶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评曰：

　　“太管闲事，非子言也。”又云：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饥者。有蒙袂戢屦，贸贸而来。曰，嗟，来食。曰，余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评曰：

　　“道学可厌，非夫子语。”据《檀弓》所说，这里说话的是曾子，不知何以写作仲尼，但这两节所批总之都是不错的，他知道真的儒家通达人情物理，所言说必定平易近人，不涉于琐碎迂曲也。《焚书》卷三《童心说》中说得很妙，他以为经书中有些都只是圣人的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此语虽近游戏，却也颇有意思，格以儒家忠恕之义，亦自不难辨别出来，如上文所举，虽只是卓吾一家的看法，可以作为一例也。近来介绍李卓吾者有四川吴虞，日本铃木虎雄，福建朱维之，广东容肇祖，其生平行事思想约略可知矣，《焚书》亦已有两三次活字翻印，惜多错误不便读，安得有好事者取原书并续书景印，又抄录遗文为一集，公之于世以便学者乎。廿九年一月廿七日。

　　《中国文艺》）

　　俞理初论莠书

　　从前我屡次说过，在过去二千年中，我所最为佩服的中国思想家共有三人，一是汉王充，二是明李贽，三是清俞正燮。这三个人的言论行事并不怎么相像，但是我佩服他们的理由却是一个，此即是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这在其余的两人也是共通的，虽然表现的方式未必一样。关于俞理初我已经写过好几次文章，现在再来提起，别无何种新的意见，只是就他指斥莠书这一点上，想来略为谈谈罢了。

　　近几年来常看笔记一类的书，没有详细计算，想起来实在也已不少，其中特别以清朝的为多，可是结果非常的不满意。本来我看笔记原不是什么正经工作，所谓大抵只以代博弈，或当作纸烟，聊以遣时日而已。读一部书了，偶有一部分可喜，便已满足，有时觉得无味，亦不甚嫌憎，对于古人何必苛求，但取其足供我一时披读耳，古人云只图遮眼，我的意思亦止如此。但是有时遇见有些记录，文字未必不佳，主张也似乎很正大，可是根本上不懂得人情物理，看了时觉得遍身不快活，这时候的不满意便已超过了嫌憎，有点近于恐惧了。好比尝药辨性的老祖神农氏，把草根树皮放在口里咀嚼，烁的一下觉得怪辣，他会直觉的感到，这可不是毒？我们未敢以老祖自居，但是从经验上也会有时感觉，这说得有点蹊跷，便很有莠书的嫌疑。笼统的说莠书，似乎有语病，假如这里有点感情用事，那么就与随便评定思想不正确相似，含有很大的危险性。我根据俞理初的例所说的莠书当然不至于如此，这里所据的标准是简单的人情物理，如在这上面有讲不过去的便有问题，视为莠书也不为过，而且说也奇怪，被归入此类的并不是世间公认的邪说异端，倒反是普通正经的话为多，这是极有意思的事。盖天下多乡愿，其言行皆正经，常人无不佩服，然若准以情理，则其不莠者鲜矣，唯有识与力者始能表而出之，其事之难与其功之大盖远过于孟子之攻异端也。《癸巳存稿》卷十五《胡先生事述》云，正燮记先生事甚多，先生素恶乡愿，因以所记遍求所谓乡愿者下意延问，凡经指示许可之事悉去之，故所存止此，呜呼，此先生之所以贤欤。寥寥的几句话，差不多把指斥莠书的精神表现得很好，我们也可不必多赘了。

　　俞理初论莠书的文章共有六篇，收在《癸巳存稿》卷十四内，计《酷儒莠书》，《愚儒》，《谈玄》，《夸诞》，《旷达》，《悖儒》等莠书是也。其中以一二两篇为最精，可为代表，今先就《酷儒莠书》引例于下，第一节云：

　　“夹谷之会，盖齐以兵来，鲁以兵应之，《史记》齐鲁世家所载是也。《穀梁》又增一事云，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史记·孔子世家》云，倡优侏儒为戏而前，孔子曰，匹夫荧惑诸侯者罪当诛。有司加法焉，首足异处，齐侯惧而动。陆贾《新语》云，优施舞于鲁公之幕下，孔子曰，君辱臣当死。使司马行法斩焉，首足异门而出，齐人瞿然而恐。《后汉》张升传，守外黄令趋明威戮，曰，昔孔子暂相，诛齐之侏儒，手足异门而出，故能威震强国，反其侵地，后升以诛死。此四引孔子之事，乃委巷穷儒，忮螫之心无所泄，造此莠言，上诬圣人，不可训也。优人笑惑乃其职，于礼宜却之，于法无死罪，且鲁岂当杀齐优，实其说是行不义而杀不幸，齐人怒而鲁君不返也。”末节云：

　　“高欢与长史薛琡言，使其子洋治乱丝，洋拔刀斩之曰，乱者必斩。夫违命不治丝，独非乱乎，其意盖仿齐君王后以椎解环，不知环破即解，乱丝斩之仍不治也。《汉书》龚遂传云，臣闻治乱臣犹治乱丝，不可急也，缓之然后可治。高氏父子不足论，然欢在洋之愚憨不至此，其状迂而很，乃无知酷儒之莠言，此东坡《志林》所谓杜默之豪，正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愚儒莠书》第一节云：

　　“朱弁《曲洧旧闻》云，建隆间竹木务监官患所积材植长短不齐，乞剪截俾齐整，太祖批其状曰，汝手指能无长短乎，胡不截之使齐，长者任其自长，短者任其自短。弁亲戚有见此状及批者，其言似可信。邵博《闻见录》则云，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乎。言已近妄。王巩《清虚杂著》则云，三司奏截大枋，太祖皇帝批其状曰，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其爱物如此。周密《齐东野语》则谓手指言文弱无气象，太祖以三司请截模枋大材修寝殿，批曰，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别寻将来，真大哉王言也。此何王言气象，盖以《史记》汉高慢骂而仿以为书，其愚如此。”第四节云：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又云，陈尧咨守荆南，宴集以弓矢为乐，母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技，岂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鱼。射为六艺之一，州将习射乃正业，忠孝之行也。受杖当解金鱼，杖碎金鱼，金坚且碎，人骨折矣。衰门贱妇亦不至此，尧咨母不当有此言此事。明方昕《集事诗鉴》引此为贤母，著书者含毫吮墨，摇头转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

　　上边所引已足见其大概，对于向来传为美谈，视为故实，而与情理不合的事，不客气的加以指斥，对于初习读书的学子甚为有益，只恨所举太少，唯望读者自能举一反三耳。同时有马时芳著《朴丽子》，语多通达，其《续朴丽子》卷下中有一则云：

　　“传有之，孟子入室，因袒胸而欲出其妻，听母言而止。此盖周之末季或秦汉间曲儒附会之言也。曲儒以矫情苟难为道，往往将圣贤妆点成怪物。呜呼，若此类者岂可胜道哉。”这一则就可以补入《愚儒莠书》篇里去，其直揭曲儒的心理，不客气处亦与俞氏不相上下。鄙人前读《礼记》中《檀弓》一卷，亦曾有同样的意见，觉得关于原壤的事，《论语·宪问》所记殊不高明，读《檀弓》文乃极佳，比校之下乃益明显。《檀弓》云：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毋失其为故也。”《论语》则云：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看所说的老而不死这句话，可知那时原壤已经老了。据戴望注《论语》，《礼》，六十杖于乡。那么孔子也一定已是六十岁以上了罢。动手就打，圣门中只有子路或者未免，孔子不见得会如此，何况又是已在老年。我们看《檀弓》所记孔子对待原壤并不如此，可见这以杖叩其胫的事很是靠不住，大约是主张严酷者之所为，亦正是附会之言耳。执女手之卷然下，据孔颖达《正义》云：

　　“孔子手执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欢说仲尼，故注云说人辞也。”假如这里疏家没有将他先祖的事讲错，我们可以相信那时孔子的年纪并不老，因为一是用女子之手比孔子，二是孔子手执斤斧，总不会是六十岁后的事情。把两件故事比较来看，觉得孔子在以前既是那么宽和，到老后反发大性，有点不合情理。本来《论语》与《檀弓》里的故事都是后人所记，真假一样的不可知，但是准情酌理来批判，就自然分出曲直来，此间自有区别俨然存在，一见可辨也。此类辩论仿佛有似致堂史论，无非对古人已事妄下雌黄，实则不然，史论不必要的褒贬古人，徒养成不负责任的说话之陋习，此则根本物理人情，订正俗传曲说，如为人心世道计，其益当非浅鲜。若能有人多致力于此，更推广之由人事而及于物性，凡逆妇变猪以至雀入大水为蛤之类悉加以辨订，则利益亦益广大，此盖为疾虚妄精神之现代化，当不愧称之为新论衡也。

　　《风雨谈》月刊）

　　画钟进士像题记

　　金冬心杂著六种，寒斋有巾箱小品本，种榆仙馆刻本，当归草堂刻本，最后乃得桐西书屋刻本。当归草堂本目录后有魏稼孙题记，末云：

　　“余为当归草堂校刊此种，旋得湖州凌子与霞邗上来书云，冬心画记尚有吴门潘氏桐西书屋刻本，时剞劂垂成，道远不及借校，附记于此。”

　　案潘氏刻题画记五种时在同治壬申，比丁氏本才早六年，有王鸿朗跋，不言所据何本，略一比校，似反多鲁莽删改处，唯末附刻王笈甫先生《画钟进士像题记》一卷，却颇可喜。王笈甫即鸿朗，前有光绪丁丑潘介繁序，画钟馗题词世多有之，但只散见各人集中，今汇为一卷，一人之作而有二十二则，可谓难得矣。今年夏日乃又得一册，则上有红蓝二色批语及墨笔题识，语多可取，且亦有足资考据处，因择要摘录之。卷首《画竹题记》自序后墨笔题云：

　　“光绪三年丁丑之夏，余客楚北，椒坡舍弟以需次在彼相见，各出行箧书互观，贻我此卷，盖镌板武昌郡中者。是岁九月余归吴郡，椒坡亦往湘楚，匆匆分手。今检箧，此种乃有两本，因分一以贻棱伽先生，先生善画工诗，古趣奇趣，与昔邪居士殊不相让，且与舍弟亦素交，想必展卷一笑也。香禅居士记于二鱼盦，时光绪六年庚辰，端午后三日。”朱文印曰香禅，曰瘦羊，前一印曰二鱼盦。《画竹题记》第一叶栏外朱文印曰惟德堂，曰化生，白文印曰香禅居士，又白文曰顾芸台印，朱文曰鞟翁，曰老，白文曰顾曾寿，曰顾亮基印。第一则题记首云，饥凤非竹实不饱，余画竹，竹之实岁无所收，末云，余之常饥又何怪乎。书眉蓝笔批曰：

　　“第一条即是江湖口吻。”又朱笔批曰：

　　“王渔洋朱竹垞批杜诗所谓乞相。黄山谷云：开口辄言穷，其意欲何为，又云，客来献穷状。张山来曰，其意但求布施耳。”卷末空白处朱笔题曰：

　　“先生胸襟故高，惜激而不广，干青云而直上之意未见也。庚辰五月，棱伽山民。”又蓝笔题诗云：

　　“精玉两呈人各见，鱼熊兼爱性难同，光芒太露缘何事，未免胸怀欠抱冲。民又书。”《自写真题记》上亦有眉批两则，不具录。《画马题记》卷末朱笔题曰：

　　“为人学问，不宜愤激，不宜炫耀，冬心先生才气虽优，德器终不足也，惜哉。棱伽山民。”又蓝笔题曰：

　　“冬心题画诸诗皆不见佳。”案香禅是潘钟瑞，棱伽则顾氏也，所评虽严切，然亦深中冬心之病。《画钟进士像题记》序后亦有识语，墨笔云：

　　“曩余游鄂渚，值丁丑端午，曾以素纸乞笈甫先生画钟进士像，未得也。去年闰春复往，笈甫见余即言负君债未还，余因索之，遂出戊寅端午所画壹帧携归，刚及端午，县诸斋壁。今又逢端午，而笈甫下世已数月矣。重展画幅，又诵斯编，辄忆老馗霑醉奋笔时也。庚辰五月七日，香禅记。”又朱笔云：

　　“笈甫先生不得意，画出终葵吓小鬼，题诗无乃太疏豪，棱伽山民为歔唏。先生海盐人，大才不售，在湖北阔幕，奉事主稿，豪于诗酒，年五十余而卒矣。”据此可知王氏卒于光绪庚辰，唯云海盐人而不确，题记自署古盐官，实为海宁州也。卷中有眉批五处，其一云：

　　“诗意极是，而诗之旨终不是，言尽意穷，失之于薄，才大量狭故也。”末蓝笔总批云：

　　“此公才气比冬心开阔，然器量亦狭。”所评大旨亦不差，唯此本笔墨游戏，自然语多尖新，或涉排调，如欲以温柔敦厚相期，未免失之太高。题记第一则为张樵野作，原本小注云：

　　“图中古木槎枒，霜叶半脱，老馗倒戴纱帽，沉醉不能步，张天师星冠象简，掖之而行。一小鬼于路侧屈半膝，持手板作通谒状。下临深潭，潭中月影与天际光相射。”第十二则为芝舠作，小注云：

　　“图中石床一，竹炉旁设茶具，一鬼汲水，一鬼持扇。老馗反袂侧立，作凝睇状，背有小鬼提酒壶，戟手揶揄之。山径转处，两鬼扛一竹篮，红签标题八分书四字云，六安春茗。”又第十四则画作年少钟馗图，第十八则作柳岸纳凉图，具旖旎风流之致，记云，“虬须飘然，梨涡夹侍，老子于此，兴复不浅矣。”观此诸例，可以想见图之一斑，题诗在上头，那得不嬉笑怒骂耶。

　　王笈甫著作不知有几种，寒斋所得此外只有《游蜀纪程》上下二卷，有时乃风序及自序，鲍瑞骏等六人题辞，时氏序署庚午，盖同治九年刻也。书记同治八年七月随李鸿章由湖北入四川，十月仍回武昌，棱伽山民所云阔幕，盖即指此。记文清丽可诵，如记七月初六日事云：

　　“初六日晴，好风送帆，百二十里。帅舟峨峨，胶于浅沙，百夫推挽，江潮上迎，天人交助，仅而得达。抵老鹳嘴，日暮遂泊。侧有木筏，修广盈亩，茅茨鳞比，俨如江村，试登其上，匠方锯材，邪许之声，与波相答。”我常觉得用八大家的古文写景抒情，多苦不足，即不浮滑，亦缺细致，或有杂用骈文句法者，不必对偶，而情趣自佳，近人日记游记中常有之。其实这也是古已有之，六朝的散文多如此写法，那时译佛经的人用的亦是这种文体，其佳处为有目所共见，唯自韩退之起衰之后，文章重声调而轻色泽，乃渐变为枯燥，如桐城派之游山记其写法几乎如《春秋》之简略了。《游蜀记略》本不是大著，不过因为是王笈甫之作，所以收得，文章也只是带便说及而已。

　　潘介繁字椒坡，曾得其所著《晓梦春红词》一卷，有吴嘉淦许赓飏二序，许序署同治己巳，或即是刻书之年，盖在刻冬心题画记之三年前也。民国壬午年十月二十八日。

　　《风雨谈》）

　　勤艺堂题跋抄

　　近来买几册旧书闲看，常遇到勤艺堂邹氏藏本，起初不大注意，但其书多有题跋，觉得颇有意思，因汇抄在一起，聊为邹君略留鸿泥之迹而已。

　　一 梦忆

　　《梦忆》八卷，张岱著，道光壬午王见大第二次刊巾箱本。《梦忆》向来有一卷本，乾隆乙未金忠淳刻入《砚云甲编》，光绪初年有申报馆铅印本，又八卷本乾隆甲寅王见大刻，咸丰壬子伍崇曜据以刻入粤雅堂丛书，若王氏第二次刊本则未之前闻，唯《复堂日记》卷三所云，癸酉春间在娱园见王见大所刻甚工雅，或即指此书亦未可知。书四册，卷首白文印曰邹氏家藏，朱文曰师竹楼主人珍藏，每卷第一叶下朱文印曰丽生存淦，第四册七八两卷系手抄本，末有题跋云：

　　“家藏《梦忆》四册，计八卷，山阴张岱撰，前有王文诰序。咸丰庚辛之间避乱官家坝，失去七八两卷，兹借得南海伍氏粤雅堂丛书本录补之，并录《砚云甲编》所载序文及伍崇曜跋，以资考证。据崇曜所见本每条具缀纯生氏云云，且每卷直题王文诰编，而此本无之，伍氏又冠以陶庵二字，而此本惟题‘梦忆’，意者崇曜所据以刻入丛书者别是后人所重刻者，此则确为王氏原本无疑也。李敏达公《西湖志》载先生尚有《西湖梦寻》五卷，惜未见。光绪己卯十一月，海宁三百有六甲子老人邹存淦俪笙氏识于杭州白莲花寺前之勤艺堂。”白文印曰邹存淦印，朱文曰俪笙。

　　二 西江诗话

　　《西江诗话》十二卷，裘君弘辑，康熙时妙贯堂刊本。《西江诗话》前已得一部，并附有《妙贯堂余谭》六卷，唯印工纸张均不及此本，故重复收得之。卷首有白文印曰杭州邹存淦鉴藏书画之章，朱文曰勤艺堂邹氏藏书记，邹俪笙读书印，末有跋二，其一云：

　　“先王父星桥公极爱书，虽零缣只字，断卷残编，宝之不啻拱璧。予自束发受书，即亦爱先王父之所爱，粤匪未扰浙西前，尝会计所藏卷至一万有余，亦云富矣，及贼来半遭窃攘，半付劫灰，所留者仅寄存村舍十分中之一二耳。此书系在山阴斗门市购得者，前有高禹泉先生题字，禹泉为斗门先哲，有能书名。予深惜家藏之书保之不能及身，虽爱之如命，奈金尽床头，未必能如前积聚，而又叹高先生之书不能保及子孙，披览之余，不禁泪随言下，因即泚笔记之。同治五年丙寅长至日，海宁邹存淦俪笙氏识于山阴客居所居堂。”朱文印曰俪笙，偏左又一朱文大印曰客居所居堂印。其二云：

　　“《西江诗话》十二卷，新建裘君弘著，略仿《全唐诗话》例，而留意梓桑，亦诗话中之卓绝者。乾隆间访遗书，凡涉逊国事，立论舛谬及语句有违碍者，皆在禁毁之列，是书卷十内黎祖功髻山诗，我颈不屈如老鹤，我发已剪如秃鸧句似触碍，又书内有钱谦益名，亦为江西巡抚郝公查禁，然所禁惟此两句，似不应听其湮没不传。溯自丙寅以后，十八年来积聚之书约得一万八千余卷，新刊十之七，旧板仅十之三，市上失传之本则百中无一，此书或可首屈一指，吉光片羽，尚足宝贵，况全书乎。兹复重加面页，将第三卷蛀洞修补完整，储诸箧衍，后之人其保之。光绪十年甲申立冬前二日，海宁三百三十有五甲子老人邹存淦重识于杭州勤艺堂。”印二如《梦忆》跋。高禹泉题字今不存，想是写在书面上，政邹君重加面页以保护之，其后殆均已失去矣。

　　三 兼本杂录

　　《兼本杂录》原订一厚册，目录下朱文印曰，邹俪笙读书印，勤艺堂邹氏藏书记，卷一首页白文印曰，邹氏家藏。末有跋云：

　　“右《兼本杂录》四卷，毛西河先生奇龄撰，书名下有艾堂辑阅四小字，艾堂不知何人，所存仅传二卷，碑记志铭各一卷，前有目录适满一页，其只此四卷，抑尚有别种，均未知。是书板式与《西河全集》同，确系当时毛氏刻本，惟《全集》中未载，盖由集辑录之本，原不妨别行也。惜卷端已被鼠啮，三四两卷边上字亦失去，予于同治庚午挈眷回杭时得于清河坊之旧货摊头，为之整理一过，欲补缺字未能也，今又为蠹所蚀，复拆补之。按西河所撰《四书改错》及《四书正事括略》今通行本皆未载入，不仅此书也，所足重者，此板久亡，似已无第二本传于世耳。补成，略述数行于后。时光绪戊戌冬至后十日，海宁邹存淦俪笙氏识于杭州寓舍之勤艺堂，时年政七十。”印如前。

　　四 西湖柳枝词

　　《西湖柳枝词》五卷，嘉庆辛酉刊，前有阮伯元王述庵二序。序后空白页有邹氏题云：

　　“西子湖边烟树昏，空城穴蚁阵云屯，钱唐世世无兵燹，冲晦之言奚足论。 读罢乾嘉绝妙辞，感时怀旧几人知，愿教重享承平福，去作西湖泣柳诗。咸丰辛酉避乱山阴，得王兰泉先生主敷文书院时所辑《西湖柳枝词》五卷，时粤匪窜杭，兵戈载道，读之不胜今昔之感，因附题两绝句于后。海宁后学邹存淦谨识。”朱文印曰俪笙。卷一首页白文印曰俪笙珍藏，朱文曰勤艺堂邹氏藏书记，卷末白文印曰俪笙复阅。

　　五 茹古斋诗文钞

　　《茹古斋诗钞》一卷，《文钞》二卷，张复著，邹氏手抄本。卷首有边浴礼序，阮伯元题辞，吴清鹏题诗，高炳麟撰传，谭复堂赞，邹君所作别传，称其精太乙数，知未来事，语多神奇。《诗钞》后记云，“甲子秋分前三日，借山阴金氏藏本抄。光绪戊寅初夏，重录一过。俪笙记。”似其原本在山阴也。《文钞》卷上后记云：

　　“同治甲子八月，海宁邹存淦手抄于山阴斗门镇之客居所居堂。

　　光绪戊寅四月，次儿维祺误用以褙书，幸未散弃，惟答马元伯书磨灭五六字，因复重抄一过。予年才五十，视已茫茫，两手又患风气，故不复能端楷云。四月廿七日，俪笙志于杭州白莲花寺前勤艺堂。”

　　六 怪吟杂录

　　《怪吟杂录》二卷，蔡绍周著，邹氏手抄本，蓝格直行稿纸，中缝下有字一行曰师竹友兰室抄，盖即是师竹庐所专用也。卷首有白文印曰邹氏家藏，前为王闻张应桂二人题辞，嘉庆甲子自序，署名土桥一怪。末有跋云：

　　“蔡藕船《怪吟杂录》二卷，兵燹后板已不存，次儿璟得之友人案头，因借录出，以娱暇日，惜卷尾各缺，无从补全为可憾耳。是书与吾乡郭雪帆先生《捧腹集》后先称同调，滑稽玩世，有东方曼倩之风，似出寒山拾得上，是耶否耶，读之者当有以辨之。光绪八年壬午十月望前九日，海宁三百二十有三甲子老人邹存淦俪笙甫识于杭州勤艺堂之南窗。”印文同《梦忆》跋。按《捧腹集诗钞》一卷，海宁郭尧臣著，光绪丁丑啸园葛氏刊，为《闲情小录》八种之一，葛理斋序称为同人所著，然则郭雪帆当是同光时人，与蔡藕船相去约有五十年，若以诗论则不得不许后来居上耳。

　　七 修川小志

　　《修川小志》一册不分卷，邹存淦著，原稿本。卷首朱文印曰勤艺堂邹氏藏书记，有同治丙寅陈敦彬序，丁卯姚夔序，内分河道桥梁等十四目，目后有记云：

　　“长安镇一名修川，海宁州西北之一隅也，四面无山，方广仅五六里，语焉而详，所见亦小矣。然古人穷愁著书，各有见地，予生于是乡，自非穷愁，曷尝留心于此。后山曰，士大夫见天下不平事，不可怀不平之意。予固非不平而鸣者，况布衣而非士大夫乎。尝记辛酉秋红羊劫至，一镇之人不克保其乡土，携老挈幼，奔走苍皇，幸而获全，已无所归矣。嗟乎，昔之画栋连云，今则荒烟蔓草，抚今追昔，能不依依，因表其所见所闻，以类分隶之，修川之典故略云备矣。知我罪我，俟之后之君子。同治甲子新秋，海宁长安镇里人邹存淦述。”末又有跋云：

　　“《修川小志》一卷，辑于山阴斗门镇，当避乱之时，怀古思乡，情有不能自已者，惜艺文一册已付劫灰，不能复称全璧。第修川向无志书，李梁两先生所辑又复不存，虽后之学者自能超越前辈，知所未知，亦宜略存梗概，以备考究，故于暇日重录一过，付儿辈藏之。光绪五年冬十月之吉，三百有五甲子老人邹存淦俪笙氏识。”印文同前，所用亦是师竹友兰室纸，与《怪吟杂录》相同。庙祀类中记金龙四大王庙，书眉有附签，引《矩斋杂记》，文凡七行，末署男寿祺谨补，据此乃知邹君即是邹适庐之先德，觉得亦是一新发见也。邹适庐本名寿祺，光绪己丑举人，后因得一汉铜印，乃改名从之曰邹安，民国初年在仓圣明智大学，从姬觉弥编刊书报，即用此名，其题记文字时有疵累，亡友饼斋常引为谈助。勤艺堂著作惜不得多见，《修川小志》虽只是地志小册，似甚为著者所珍惜，亦竟未得刊行，广仓学宭盖亦不能赏识也。丁丑战后江浙故家书物多散出，杭州书店目录上且列有《适庐日记》多种，可以想见，鄙人所收有勤艺堂题记之书只此数册，此外无可访求，念之怅怅，唯劫火之余，金石消铄，尚能有此诸书落吾手中，不可谓非大幸，此正亦值得记念者也。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记于北京。

　　附记

　　寒斋所收勤艺堂藏本尚有《钝吟文稿》及《杂录》，《武陵山人遗书》，《清谷文钞》，《书契原旨》等，因无题记，今从略。又饼斋曾对太炎先生谈邹适庐事，先生笑曰，景叔是我同门，盖亦是俞曲园先生门人也。

　　名人书简抄存

　　甲 李越缦家书

　　一 与四妹书

　　四妹平安如晤，八月五日僧寿到京，一切平安，在此将近一月，与灏斋僧宝朝夕聚处，甚觉相安。僧喜兄弟怡怡，同居一室，彼此交勉，颇肯读书，妹与少奶奶俱可放心也。灏斋以明日赴天津，即令高升随之，到津以后便航海南归，已给盘川二十元，（旁注，由僧寿给发，）赏以银三两，京钱十二千，亦可敷衍矣。妹独立支持门户，甚为辛苦，宜小将养，略略点补，身子最为要紧，切不可过惜钱物。僧寿新妇年少循谨，喜于侍奉，亦甚可喜，妹亦当格外怜爱之也。兹寄上蜜枣一匣，妹可暂为早晚点心，又顶花一朵，小圆花五朵，送僧寿新妇。兄七月廿二日忽然痰厥，一二时不能言语，似近中风，幸调养渐愈，昨赴安徽馆音乐筵席，坠马被跌，尚无伤损，然年老人究不可恃也。外有羔皮磨本缎女袄，连平金挽袖，送小姑太太，为琴姑添奁，圆头扎珠花一朵，边花一对，送二姑太太，为荷姑代针黹，俱交高升带回，望妹分送。琴姑所要包金首饰，俟月底托东浦金庶吾太守带回。余不一一，即问阃安。兄慈顿首，九月二日。白文印曰李慈铭字伯。

　　二 与僧喜书

　　我自入闱，伤风渐愈，两日来惟苦咳嗽，夜间尤甚，至达旦不寐。（旁注，在至公堂东头，与海都统前后居，与褚侍御对屋居，乃乡会试满监临所居之地，一切点名封门多褚侍御偏劳。）闱中一列尚顺，供给每日两顿，四盘四碗，点心两巡，俱尚丰美，我因忌油腻，故自营馔，兰厨子尚能烹饪得法，林儿伏侍亦能小心。昨已考毕，并无公事，惟俟初三日覆试点名后即可出场，是日须令车马一早来接。（旁注，亦不必太早。）今日咯血一口，家中桂圆西洋参可送一团。（旁注，并带现钱二串来，即交去人。）僧喜吾儿知悉。十月廿九日灯下，越卍老人手书。

　　乙 潘伯寅与李越缦书

　　一

　　手教敬悉，费神极矣，容细读再行申谢。尊体已康复，甚念甚念，伏维珍卫。爱伯仁兄大人，弟荫顿首。敬使十千。

　　二

　　外一册，祈于九月前捉刀一文，彼不甚知文字也。又一册，乞赐题，不拘何时掷还可耳。爱翁仁兄大人，荫顿首。

　　三

　　承为捉刀，感谢之极。敬呈龙井四瓶，伏乞哂纳。敬上爱翁仁兄大人，荫顿首。

　　四

　　画二幅乞赐题，（旁注，各题一诗，）家君五月初旬寿辰，以备家燕时张挂也，语祈吉祥字为感，渎神容面谢。敬上爱伯仁兄，荫顿首。

　　五

　　莲士集印来十部，先送呈。昨临钟读之如箝在口，真闷闷也，兄有所释，尚祈示及。腹疾尚未走谢为歉。爱伯仁兄大人，荫顿首。

　　六

　　画诗及肴，无以为报，再赠龙井四瓶，今年当不缺矣。此谢，爱伯仁兄，荫顿首。

　　家君现服徐君药，并按摩，尚未愈，知念附及。家君不欲服他人药也。十五。

　　七

　　家君尚未愈，仍服亚陶药，并延人按摩，承念谢谢。敬复爱翁仁兄大人，荫顿首。

　　八

　　一文数诗，乞为改之，勿改其韵，乃和人诗也，费神之至。爱伯仁兄大人，弟荫顿首。

　　挽诗可并韵改之。第一首语语实事也。

　　九

　　日记及谢山诗奉缴。谢山诗庚申失于淀园，何鄞人不为重刻也。此致爱伯仁兄大人，荫顿首。

　　一〇

　　日记遵命交若农，霞川词呈缴。大集及小志剞劂之事，一千日中弟当任之。骊歌在即，能无惘惘。明日午前后走谈，不尽。敬上莼客仁兄大人，荫顿首。

　　一一

　　新词直是井华水上人句，贱子附名以传，幸矣。月杪月初拟续极乐之游，容再布闻。敬上莼客仁兄大人，荫顿首。

　　一二

　　先祖文集二分奉上，（旁注，匆匆尚未细校，）一赠肯甫兄，又一书一帖奉赠。闻兄有庄珍艺先生遗书，欲借观，归来奉缴如何。此上爱伯仁兄大人，荫顿首。

　　一三

　　上缺）刻少分拨清楚再复。林所著《三礼通释》系其业师所著，据为己有，进呈后其业师之子欲揭告，为人劝阻乃止，此敝师陈颂南师之言也。书若要看，容再送。爱伯仁兄大人，弟荫顿首。

　　一四

　　《逃虚类稿》及分宜贵阳怀宁三相国尺牍奉阅。圆海仅在黄得功军中拜东阁之命一日耳，次日则福王被获矣，其福气最差也。若分宜之福，似尚在元长之上，以为如何。（旁注，不如会之远甚，福自以史卫王为最。）莼客仁兄大人，荫顿首。

　　一五

　　孙子宜来当恭候，过申刻后则睡矣。丛书无钱未印，《洗冤录》奉去二部。警石书未到，亦未见，不知其故何以刻也。其何以刻何不问之？爱伯仁兄大人，荫顿首。

　　一六

　　子宜适来，（旁注，十八九日或来见乎，）令人对之惘然，几为陨涕。然念及珊士，尤令人怆悢，莲士之福不已多乎。病惫日甚，草此奉致爱伯尊兄大人，弟荫顿首。

　　一七

　　贱恙总未愈，仍时作痛，不能多行步，承念并惠彘肩，谢谢。忌口月余，于此味最宜也，感荷感荷。此上爱伯仁兄大人，弟荫顿首。

　　一八

　　鹅卵彘肩奉赠。日来病作生涯，颓唐益甚，除勉强入直外，人事尽废，已三年矣，如何如何。越缦仁兄大人，荫顿首。方印白文有边，似是无有好处四字。

　　一九

　　弟因去年陵差未完，于明日请训起行，初一归。归来再述一切，现在收拾行李，匆匆不多赘。越缦仁兄大人会状，荫顿首。大方印，白文曰丹枫草阁。

　　赐果狸，谢甚，无人能制之，以移奉袁小午矣，彼有佳庖也，惜弟即行，并不得食耳。

　　二〇

　　越缦仁兄大人阁下，承惠食珍佳酝，故人雅意，何敢却之，敬领谢谢，并敬呈家君也。清况为之浩叹，同病相怜，可笑，早晚即为兄筹之也。敬谢，即颂年安，弟荫顿首，二十八。

　　二一

　　刻因惠陵奉安，演龙车始归也。来示未复，诗已转呈。家君小愈，尚未十分轻减。菲敬二十四金乞收。（夹行）今年竟无馈岁者，二十八九如稍可为筹，必筹之也。爱翁仁兄，荫顿首。

　　二二

　　有门人来，薄有所赠，敬以奉贻，聊佐赏花载酒之一局，知不足当一笑也。幸勿掷还。此致爱伯仁兄大人，弟荫顿首。白文印曰丹枫草阁。

　　二三

　　菲敬十二金奉呈，勿哂其棉薄也。肯夫近通信否，能宽为资助否？清况固无时不在念耳。旧疾频发，兼苦头风，委顿之至。越缦尊兄大人，弟荫顿首。

　　二四

　　来示具悉。即刻赴天坛，明日子刻将事去矣。新年来尚未得眠，其他可知，秋间决计引疾去矣。越缦仁兄，荫顿首。

　　二五

　　自正月初二即到署，至今无一日不在署。疑难案件纷至沓来，去年一年结七百七十五案，其如刬尽还生，芜于秋草。兹有奉求之事，能否见允，不胜铭感。敬上爱伯仁兄大人，弟荫顿首。

　　二六

　　手书具悉。弟并无不见之客，若其过申正则已睡，至每日入直，不能在家候客，（旁注，亦无不入直之日，）当亦共知之也。始归，即复莼客仁兄，弟期荫顿首。白文印曰，云自无心水自闲。

　　二七

　　手示敬悉。弟前以目疾肿痛乞假，是以来客不能见也。今以沟渠工已销假，（旁注，尚未全愈，是以字迹潦草，）来者在寓则必见，过今明二日，恐当奔走沟渠间，不知何日了也。（旁注，计共百五十五处，且与敬少宗伯同行也。）敬复爱伯仁兄大人，期荫顿首。

　　附记

　　去年秋天偶从杭州书店得会稽李氏藏书简三十三纸，整理之乃越缦老人家书两通，潘伯寅书廿七通，据云郑盦字不值钱，故此二十九纸较四纸家书为廉，才及三与四之比耳。夜坐无事，因录出之，潘书无年月，姑以内容略为次第。李书皆系月日，但查《荀学斋日记》十集，自光绪己卯至己丑凡十一年，不见记事，或当在为樊山所没收的数册中耶。家书之一详语气疑是致其夫人者，唯日记中曾有寄二妹或三妹书之语，亦未敢定，姑如文录之。潘书大抵寥寥数语，虽只是平常的小简，而即此可以窥见二人交际情形之一斑，不失为有趣味的资料。《越缦堂日记》己卯四月初五日条下云，得伯寅宫保书，其后录有答书，中云，又叹《鲒埼亭诗》甬上无人为之重刻，此与潘书第九所言相合，可以考见时日。又记四月二十九日上谕，以工部尚书潘祖荫为刑部尚书，由是可以推知第二五书当作于庚辰辛巳，而第二七书或是任工尚时所作欤。如能细查日记，必有许多材料，可相印证，惜无此余闲，念之怅怅。又有潘伯寅致吴仲怿书，凡百十余纸，多谈金石，亦颇可喜，当俟有暇再抄录也。民国壬午小寒日，药堂记。

　　名人书简抄存二

　　甲补 李越缦家书

　　一 寄内子书

　　大姊大人妆次，春中别后，瞬忽岁阑，旅人思家，触物皆是。燕台风雪，□市尘沙，有泪思乡，无钱买醉，故园爆竹，老屋灯花，客路三千，一夕数梦，辗转愁叹，不知所云。近惟大姊侍奉顺欢，起居多福，诸慰远厪。弟才命不济，窃臭资郎，黄榜看人，青衫作客，冀以厕名曹署，滥迹省台，虽未得宫花传笑，绫饼归遗，而节省月入例钱，食粟之外，当上佐菽水，下营荆布，更佹年劳，得一小郡，东山掩口，粗足相酬，何意跬步遂至蹉跌，长安冗食，竟成废人。爰以友朋推诿，改计外僚，拟于明春负弩闽峤，时会多艰，风波翻覆，此中窒碍正难预计，亦复笔不能述也。家书频烦，言之已悉，亮大姊亦所备闻，惟是吾家今年光景当益萧寥，大姊孤岑艰苦，自不待问。所愿善事高堂，勤恳小心，以蕲无过。我母耆年劳勚，菜菹絮缊，所不忍言，弟营养未遂，念辄心刺，大姊当能体之。僧慧堕襁，连失怙恃，婴幼之惨，无及是儿，比来笑语，当益解事，弟身悬天末，无日不眷眷在怀，当益加抚以速长成。诸妹和悦，无间纤言，共习操作，以佚老母。我家虽不能臧获颐指，衣食称心，然无过烦涤瀡，便称厥职，以视入浣牏厕，出采薪梠，固亦妇道之常，处贫之正也。弟如已就闽吏，稍给絮粮，版舆迎后，即当鹿车继迓，擘荔传柑，共乐寿母，苦尽得甘，亦非奢幸。至弟夙素僻冷，形迹之间大姊或有他虑，顾茂陵待聘，雅志不讳，然谓元英既得，即当金钗别饷，白头永吟，无良之愆，抑何相薄。弟与大姊内外兄弟，俱育于祖母，天性所属，匪人能离，又自作宾我家，累觏忧患，复能委宛相随，潇淡自甘，巾栉羹饴，俱劳过手，弟受人小惠，誓报终身，岂于大姊而不刻肌铭恩，镂臀誓爱，徒以处境屯郁，未能沥陈隐私，空言期答耳。弟于老母事事仰给，无异孩稚，而寝门周旋，稍有所咈，辄至勃忤，形于辞貌，吾长妹次妹俱备极婉顺，长妹事姊尤周至尽心，迄今时节归宁，犹必谨视食饮，依依于予，然予有不乐，辄作色相向，此皆大姊所亲见，亦可以谅弟之偏戾性成，非有轻重矣。弟离家十阅朔望，每作家书，辄以附信相闻，而意绪纷杂，未知次词，握笔复阅，几至五六，今夜稍暇，容略陈本末，以备一审。弟年逾三十，侵寻早衰，桃叶之约，杳然天际，故虽德非许允，才谢挺之，然绣佛炉烟，同龛清绝，未尝凤台别眷，鸾镜笑人，固犹愈于千日倡家，十年荡子矣。即今春西邻一议，虽云加以副笄，迎之贰室，而洛浦生波，巫云散雨，终成挥忽，徒贻笑嘲，足见弟与大姊，无着天亲，同修净果，落花襟上，证佛眉边，此亦鸾牒之三生，闺房之净劫，正不同盛德恐伤，老奴避见也。年年伏腊，初尝别离，想对烛愁妆，照觥羞鬓，此时相忆，定复为劳。况乃驿梅不来，萱草焉树，碧云修怨，黄尘短缄，至于孤邸酒醒，夜窗惨淡，霜浓月苦，万籁刁萧，便觉咫尺之外已非人境，画灰商陆，能不凄然。颇拟星夜策蹇驴，踏浪，一看岁盘节物，而车轮生角，百计留人，唯屈指杨柳花时，当得税装锦瑟之堂，洗尘镜台之侧，秦楼百尺，春水一帆，蛛丝鹊声，先以为慰。弟身子强健，餐饭加倍，客邸安暇，随时自卫，勿念。

　　二 戏拟六朝人与妇书

　　春骊载秣，岁鼓俄阑，旅人思家，触物增感。长安风雪，燕市尘沙，有泪思乡，无钱买醉，故园爆竹，老屋灯花，客路三千，一夕数梦，辗转愁叹，不知所云。吾以命不偶时，才非适俗，青衫逐队，黄榜看人，冀以谐价鸿都，窃臭郎署，虽未得宫花博笑，绫饼归遗，而节省月入例钱，食粟之外，当上佐菽水，下营荆布，更佹年劳，得一小郡，东山掩口，粗足相酬，何意跬步，遂自蹉跌。爰以友朋敦劝，改计外僚，拟于明春负弩闽峤，时会多艰，风浪翻覆，此中窒碍正难预计，亦复笔不能述也。家书频烦，言之已悉，所愿和洽娣姒，善事高堂，勤恳小心，以蕲无过。我家虽不能臧获颐指，衣食称心，然无过烦涤瀡，便称厥职，以视入澣牏厕，出采薪梠，固亦妇道之常，处贫之正也。吾年逾三十，侵寻早衰，乏婢之恭心，眄胡奴之遥集，蓄环卜簉，雅志非诬，然所谓阿杜既来，金钗别饷，茂陵有聘，白头永吟，无良之嗟，抑何相薄。汝作宾我家，并无过衅，虽有阿承之谑，未闻武达之书，况桃叶之迎，杳然天际，故德非许允，事异高柔，而经卷香炉，同龛清绝，未尝凤台别眷，鸾镜笑人，固犹愈于千日倡家，十年荡子矣。即今春西邻一议，虽云假以副笄，迎之贰室，而洛浦生波，巫云散雨，终成挥忽，徒贻笑嘲，可知无着天亲，同修净果，落花襟上，证佛眉边，此亦鸾牒之三生，闺房之净劫也。驿梅不来，谖草焉树，碧云修怨，黄尘短缄，想越水千帆，秦楼百尺，常劳望远，伫忆鲜欢，报语平安，书不尽意。

　　附记

　　右第一书见抄本《越缦堂书牍》中，全本共计二十五首，此为第四，其前有京邸寒夜与仲弟书，小注曰己未，后则为庚申正月五日致胡园诸兄弟书。查《越缦堂日记补》，己集己未十二月十二日及庚集庚申正月初五日下录存二书，而与内子书则无有，十二日项下但记一句曰，作致内子书不成。庚集之末录有戏拟与妇书，小注云是年正月二日，下又另注云，此文不必刻。因此可知此书初未写成，二十日后乃始完稿，日记所录者当系删定本，第一书乃是原信，但不知抄者从何处得来，而细看却又决非赝作，盖文词可以模拟，若书中所陈事实乃必不能伪造也。案《日记补》己集己未三月初二日项下有云，“予生三十未有子，娶妇马已十八年，鹍弦不调，谱翻朝雉，鹣怅无侣，若悬鳏鱼，长斋莫窥，行唱乏和，德谢许允，久绝桓郎之言，痴如文将，偏俪阿恒之僻。”越缦与其夫人盖是姑表姊妹，李君生于道光己丑，马夫人则是甲申，当长五岁，结婚生活殊不甚圆满，观日记及书信语可知，旧日女子失意多逃于禅，长斋礼佛以终其生，此亦其一也。《荀学斋日记》壬集下，戊子四月廿八日记马夫人午刻属圹，年六十有五，越缦老人亦已六十矣。书中称曰大姊，可知前此所录家书致四妹者系别一人，唯越缦文中常称吾家三妹，又《日记补》己集末附录三代忌日记，后列记家人生辰，亦只有长次三妹三人，无四妹之称，或是从妹，越缦晚年为在家中代司家政者乎。越缦此二书盖是故意为文，故文辞华赡，而情意诚恳反不及前录，且其用意无非为纳妾辩解，其夫妇之间本已冷落，今又谈此事，宜其益见支绌矣。《越缦堂日记》中所存尺牍，已有人辑录，刊入文集中，《日记补》后出，其中各文均未收入，此第一书则并未入日记，兹特为集录付刊，想当为留意越缦文字者所乐观者欤。民国癸未雨水节，即旧历上元，记于北京。 药堂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