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经验

　　买到一册新刻的《汴宋竹枝词》，李于潢著，卷头有蒋湘南的一篇《李李村墓志铭》，写得诙诡而又朴实，读了很是喜欢，查《七经楼文钞》里却是没有。我看着这篇文章，想起自己读书的经验，深感到这件事之不容易，摸着门固难，而指点向人亦几乎无用。在书房里我念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与《古文析义》，只算是学了识字，后来看书乃是从闲书学来，《西游记》与《水浒传》，《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可以说是两大类。至于文章的好坏，思想的是非，知道一点别择，那还在其后，也不知道怎样的能够得门径，恐怕其实有些是偶然碰着的吧。即如蒋子潇，我在看见《游艺录》以前，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父师的教训向来只说周程张朱，便是我爱杂览，不但道咸后的文章，即使今人著作里，也不曾告诉我蒋子潇的名字，我之因《游艺录》而爱好他，再去找《七经楼文》与《春晖阁诗》来读，想起来真是偶然。可是不料偶然又偶然，我在中国文人中又找出俞理初，袁中郎，李卓吾来，大抵是同样的机缘，虽然今人推重李卓老者不是没有，但是我所取者却非是破坏而在其建设，其可贵处是合理有情，奇辟横肆都只是外貌而已。我从这些人里取出来的也就是这一些些，正如有取于佛菩萨与禹稷之传说，以及保守此传说精神之释子与儒家。这话有点说得远了，总之这些都是点点滴滴的集合拢来，所谓粒粒皆辛苦的，在自己看来觉得很可珍惜，同时却又深知道对于别人无甚好处，而仍不免常要饶舌，岂真敝帚自珍，殆是旧性难改乎。

　　外国书读得很少，不敢随便说，但取舍也总有的。在这里我也未能领解正统的名著，只是任意挑了几个，别无名人指导，差不多也就是偶然碰着，与读中国书没有什么两样。我所找着的，在文学批评是丹麦勃阑兑思，乡土研究是日本柳田国男，文化人类学是英国茀来则，性的心理是蔼理斯。这都是世界的学术大家，对于那些专门学问我不敢伸一个指头下去，可是拿他们的著作来略为涉猎，未始没有益处，只要能吸收一点进来，使自己的见识增深或推广一分也好，回过去看人生能够多少明白一点，就很满足了。近年来时常听到一种时髦话，慨叹说中国太欧化了，我想这在服用娱乐方面或者还勉强说得，若是思想上那里有欧化气味，所有的恐怕只是道士气秀才气以及官气而已。想要救治，却正用得着科学精神，这本来是希腊文明的产物，不过至近代而始光大，实在也即是王仲任所谓疾虚妄的精神，也本是儒家所具有者也。我不知怎的觉得西哲如蔼理斯等的思想实在与李俞诸君还是一鼻孔出着气的，所不同的只是后者靠直觉懂得了人情物理，前者则从学理通过了来，事实虽是差不多，但更是确实，盖智慧从知识上来者其根基自深固也。这些洋书并不怎么难于消化，只须有相当的常识与虚心，如中学办得适宜，这与外国文的学力都不难习得，此外如再有读书的兴趣，这件事便已至少有了八分光了。我自己读书一直是暗中摸索，虽然后来找到一点点东西，总是事倍功半，因此常想略有陈述，贡其一得，若野芹蜇口，恐亦未免，唯有惶恐耳。

　　近来因为渐已懂得文章的好坏，对于自己所写的决不敢自以为好，若是里边所说的话，那又是别一问题。我从民国六年以来写白话文，近五六年写的多是读书随笔，不怪小朋友们的厌恶，我自己也戏称曰文抄公，不过说尽是那么说，写也总是写着，觉得这里边不无有些可取的东西。对于这种文章不以为非的，想起来有两个人，其一是一位外国的朋友，其二是亡友烨斋。烨斋不是他的真名字，乃是我所戏题，可是写信时也曾用过，可以算是受过默许的。他于最后见面的一次还说及，他自己觉得这样的文很有意思，虽然青年未必能解，有如他的小世兄，便以为这些都是小品文，文抄公，总是该死的。那时我说，自己并不以为怎么了不得，但总之要想说自己所能说的话，假如关于某一事物，这些话别人来写也会说的，我便不想来写。有些话自然也是颇无味的，但是如《瓜豆集》的头几篇，关于鬼神，家庭，妇女特别是娼妓问题，都有我自己的意见在，而这些意见有的就是上边所说的读书的结果，我相信这与别人不尽同，就是比我十年前的意见也更是正确。所以人家不理解，于别人不能有好处，虽然我十分承认，且以为当然，然而在同时也相信这仍是值得写，因为我终于只是一个读书人，读书所得就只这一点，如不写点下来，未免可惜。在这里我知道自己稍缺少谦虚，却也是无法。我不喜欢假话，自己不知道的都已除掉，略有所知的就不能不承认，如再谦让也即是说诳了。至于此外许多事情，我实在不大清楚，所以我总是竭诚谦虚的。

　　启蒙思想

　　偶阅梁僧宝唱所编《经律异相》，卷十一菩萨部十之二，现为大理家身济鳖及蛇狐第四，引《布施度无极经》，叙菩萨誓愿云：

　　“众生扰扰，其苦无量，吾当为地，为旱作润，为湿作筏，饥食渴浆，寒衣热凉，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若有浊世颠倒之时，吾当于中作佛，度彼众生矣。”此誓词诚佳，不独十方诸佛，皆赞善哉，即吾辈凡夫亦闻之欢喜佩服，是固即是禹稷之用心，亦为孔孟之所努力宣扬者也。大乘菩萨舍身利众之行为，岂易企及，平常读书人当如此存心，事实上执笔写文章所能做的，也只是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这个愿心，一字一行虽是细微，亦费心血，所冀有半麻半麦之益，功不唐捐耳。古人作文希望有功于人心世道，其实亦本是此意，问题乃在于所依据的标准，往往把这个弄颠倒了，药剂吃错，病反增进，认冥为明，妄加指示，则导人入于暗路，致诸祸害，正是极常见事也。据我想这问题也还简单，大小只须讲一个理，关于思想的但凭情理，但于人无损有益，非专为一等级设想者，皆善也，关于事物者但凭事理，凡与已知的事实不相违背，或可以常识推知其然者，皆可谓真，由是进行，庶几近光而远冥矣。唯习俗相沿，方向未能悉正，后世虽有识者，欲为变易，其事甚难，其人遂亦不易得，二千年中曾找得三人，即后汉之王仲任，明之李卓吾，清之俞理初，而世人不知重，或且迫害抹杀之，间尝写小文表扬，恐信受者极少，唯亡友烨斋表示同意而已。今且另举三数人，所谈不关伦理之巨或男女之微，此刻现在似在可言之列。其一是孙仲容，在他的文集《籀庼述林》卷十有一篇《与友人论动物学书》，今节录其一部分于下云：

　　“动物之学为博物之一科，中国古无传书，《尔雅》虫鱼鸟兽畜五篇唯释名物，罕详体性，《毛诗》《陆疏》旨在诂经，遗略实众，陆佃郑樵之伦，摭拾浮浅，同诸自郐。……至古鸟兽虫鱼种类今既多绝灭，古籍所纪尤疏略，非徒《山海经》《周书·王会》所说珍禽异兽，荒远难信，即《尔雅》所云比肩民比翼鸟之等，咸不为典要，而《诗》《礼》所云螟蛉果蠃，腐草为萤，以逮鹰鸠爵蛤之变化，稽核物性，亦殊为疏阔。……又中土古有蜮，《诗》《春秋》皆详言之，《说文》虫部及《左传》孔疏引《洪范》五行传说其形，并云似鳖三足，以气射害人。今水虫绝不闻有以气害人者，而印度有电鱼形如木勺，能发电伤人物，窃疑古蜮即电鱼，射人之气即电耳，而谓为含沙射影，则不经之论也。其形如木勺，有尾，说者不审，遂谓似鳖三足，今动物学书说诸虫兽有足者无多少皆以偶数，绝无三足者，而《尔雅》有鳖三足能，龟三足贲，殆皆传之失实矣。”末又谓四灵中麟凤龙三者后世几绝迹，今澳洲有雾鸟，其羽毛华美，或即凤类，龙则化石中有之，与鼍略相近，麟似即麋鹿之别种，天壤间亦容有其物，结论乃云：

　　“而中土所传云龙凤虎，休征瑞应，则揆之科学万不能通，今日物理既大明，固不必曲徇古人耳。”孙君为经学大师，如今尚存行年九十三矣，而对于生物有如此通达的知识，现今许多少壮人尚当见之生愧，诚可谓难得。其二是刘青园，在所著《常谈》中有好些好意思，都是关于鬼者，今录其卷一的一则云：

　　“鬼神奇迹不止匹夫匹妇言之凿凿，士绅亦尝及之。唯余风尘斯世未能一见，殊不可解。或因才不足以为恶，故无鬼物侵陵，德不足以为善，亦无神灵呵护。平庸坦率，无所短长，眼界故宜如此。”又卷三云：

　　“余家世不谈鬼狐妖怪事，故幼儿辈曾不畏鬼，非不畏，不知其可畏也。知狐狸不知狐仙，知毒虫恶兽盗贼之伤人，不知妖魅之祟人，亦曾无鬼附人之事。又不知说梦占梦详梦等事。”其三是李登斋，也是关于鬼的意见，见所著《常谈丛录》卷六中，题曰性不见鬼，其文云：

　　“予生平未尝见鬼形，亦未尝闻鬼声，殆气禀不近于阴耶。记少时偕族人某宿鹅塘杨甥家祠堂内，两室相对，晨起某蹙然曰，昨夜鬼叫呜呜不已，声长而亮甚可畏。予谓是夜行者戏作呼啸耳，某曰，略不似人声，乌有寒夜深更，奔走正苦，而欢娱如是者，必鬼也。予终不信。越数日予甥杨集益秀才夫妇皆以暴病相继殁，是某所闻者果为世所传勾摄之走无常耶？然予与同堂隔室宿，殊不闻也。郡城内广寿寺前左有大宅，李玉鱼庶子传熊故居也，相传其中多鬼，予尝馆寓于此，绝无所闻见。一日李拔生太学偕客来同宿东房，晨起言夜闻鬼叫如鸭，声在壁后，呀呷不已，客亦谓中夜拔生以足蹴使醒，听之果有声，拥被起坐，静察之非虫非鸟，确是鬼鸣。然予亦与之同堂隔室宿，竟寂然不闻，询诸生徒六七人，悉无闻者，用是亦不深信。拔生因述往岁曾以讼事寓此者半年，每至交夜则后堂啼叫声，或如人行步声，器物门壁震响声，无夕不有，甚或若狂恣猖披几难言状。然予居此两载，迄无闻见，且连年夏中俱病甚，恒不安寐，宵深每强出卧堂中炕座上，视广庭月色将尽升檐际，乃复归室，其时旁无一人，亦竟毫无影响。诸小说家所称鬼物虽同时同地而闻见各异者甚多，岂不有所以异者耶。若予之强顽，或鬼亦不欲与相接于耳目耶，不近阴之说尚未必其的然也。”不佞是相信神灭论的，至少也是以不知为不知的，故对于刘李二君的见识与态度甚为佩服，即使还不够说为冥作光，那种根据自己的经验，直截表示，可以说是求真的态度，最值得我们的取法。本来鬼也是可以谈得的东西，只是有条件，这便是要为说鬼而说鬼。《癸辛杂志》说东坡的事云：

　　“坡翁喜客谈，其不能者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闻者绝倒。”这样的谈鬼才有意思，若是自己信鬼，瞪目结舌，说与众人听，则村中翁媪都会，只值得有笃志学徒珥笔抄录，不必自灾纸墨也。若或假借鬼物以示劝戒，以便私图，标号曰神道设教，是则实与巫工无异，妄说祸福，罚取灯油钱入己，如依章实斋笔法，当云并干三尺严条者也。所以说到底时，最善谈鬼的须是不信鬼的人，而一般关于鬼的信仰与记述，乃只是民俗志的材料罢了。讲到这里，我便要再举出一个人来，即其四是俞曲园，是也。俞先生行年六十，正是前一个庚辰年，起手著作其唯一小说《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这如缪艺风在行状上所说，可以与纪晓岚的阅微草堂五种，孙彦清的寄龛四志相并，是清代小说中的佳作，但是《右台仙馆》另有一种特色，为别家所无者，便是说鬼而未必信鬼，卷首小诗二首之一云，正似东坡老无事，听人说鬼便欣然，可以见之。《笔记》卷十二中有一则，记见鬼事数项，末云：

　　“余神识早衰，近益昏眊，虽视人之须眉且不甚了，宜其不足以见鬼矣。”寥寥数语，殊有排调之趣，先辈风致真不易及，我们拍桌打凳而讲无鬼，相形之下，良自惭已。

　　上文拉扯得很广，终于未能得要领，现在来总结一下，以便住笔。这里所说都是前代先贤的话，实在的意思却是在于现今，欲向少壮诸君进一言耳。老辈既多明达者，后来者当更精进，希望有人发挥而光大之，即以中学所得来的科学知识，少加整理，便足为常识之基本，持以判别旧来的传承，使有条理，当非难事也。志怪说鬼，亦非不可，要知此事甚非易，且留俟有能力者为之，有如诗文小说，非人人皆可染指者也。不过我今所云乃是常理，在乱离之世，感情思想一时凌乱莫可收拾，启蒙运动无从实现，今亦如渔洋山人言，姑妄言之姑听之可也。廿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新文字蒙求

　　晚清时代的学者里面有好些是我所佩服的人，现在只说某一方面的共有两个，这便是王菉友与张香涛。或者要有人觉得奇怪，此二人有点列举得不伦不类，这批评也颇有理，假如我们认为那是《说文释例》的与《劝学篇》的作者。不过我这里的看法稍有不同，我把他们的《书目答问》《轩语》与《文字蒙求》《教童子法》相提并论，其间自然可以有一种连系，共通的特色是肯为后生初学指点说法，我所佩服的便是这一点。两三年前写“看书偶记”曾约略说及，《读轩语》中有云：

　　“《复堂日记》卷三庚辰年下有一条云，阅《轩语》，不必穷高极深，要为一字千金，可谓知言。六十年来世事变更，乃竟不见有更新的学术指南书，平易诚挚，足与抗衡者，念之增慨。”又《读文字蒙求》中云：

　　“清朝乾嘉以后国学大师辈出，但其所经营者本是名山事业，殆无意为小学生预备入门梯阶，故至今《说文》仍为难读之书，所谓小学终非大人不能去翻看第一页也。王菉友于文字学上想到童蒙求我，虽是草创之书，历整整百年，还须推独步，思之可尊重，亦令后人愧恧耳。”我常这样想，现代的学者太是小乘的了，平常在研究所埋头用功，苦心著书，本是很好的事，但其目的差不多就是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只要有惊人的新发明，即使转入牛角湾去也无妨碍，这正是声闻乘的行为，至多是得到阿罗汉果，还仍是个自了汉罢了。大乘菩萨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固然不容易做到，但是这样态度却是学者所应有的，自己辛苦的得闻半偈，便当想念有些人无缘闻法，要怎样帮助他们才好。学者为青年人设想，宁可耽误了自己的修行，分出点功夫来写入门的书，此正是法施，功德可以与济贫相比，即使只是戋戋小书，而中含大慈悲心则无有殊异。可惜的是这种人太少，好容易有了一个，后边就接不上，我们小时候见到《书目答问》，这是如何的重视呢，指引我们审择买书，赛过有良师益友，可是眼看四十个年头过去了，还只是那一部书，近来范希曾始有《补正》，未能算是新作，这与《文字蒙求》之后只有蒯礼卿的《广义》一样。王菉友原书本来也是根据《说文》，但其中改变旧说，自出新意的地方亦所在多有，《广义》于此等处却重引前说，或涉及阴阳五行，悉与本文乖违，未免可笑。如月巾下原文云：

　　“以上二字各有象形，不必谓之从冂也。”《广义》乃一一引《说文》云，从冂，二其饰也，又云，从冂，丨象系也。卷首第一字为日字，原文云：

　　“日中有黑影，初无定在，即所谓三足乌者也。”是完全以象形解释，《广义》则加以玄学的说明云：

　　“太阳之精不亏，故从囗，一以象形，中央之一古文乙字之变，阳中有阴，故日中有黑影，如离卦然。”此种说法以谈文字，既未必高明，持予童蒙，更难领受矣。

　　上文所说张王二君的四种书，现在都很需要，因为是启蒙的或是初学工具书，缺少这些，则学问不易发达，虽有专门家亦只是为学界做装饰而已。不过我们所要的乃是新作，并非单是增订或注疏之类，例如“新书目答问”的内容，应当于《书目答问》之上加上《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与《贩书偶记》的分子，使读者一检即得，能知是书之刻本异同优劣，可以不合于大师之家法，总须适于学子之实用。至于“新文字蒙求”，也用同样的方针，参加古今中外的材料，不必定想把文字学的精义传授给人，至少能引起青年人对于汉字的一点兴趣，就很好了。王氏自序中云：

　　“雪堂谓筠曰，人之不识字也病于不能分，苟能分一字为数字，则点画必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苟于童蒙时先令知某为象形，某为指事，而会意字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声字即合此三者以成之，岂非执简御繁之法乎。”这个意思本来很对，在西欧言语学上也就是语源的解说，不算什么新鲜，从前学英文时从马孙氏文法上见到一点，觉得很有意思，使我对于文法书颇感兴趣。这是在讲名词之阴阳属的变化，注中说及主人（lord）这字乃是古英文hlafweard之省，意云面包管理者，而主妇（lady）原语为hlaefdige，意云制面包者。后来我又知道古英文中有hlafaeta一语，意云吃面包者，乃是仆人，更有诙谐之趣矣。此外就偶然记忆的说，如甘草（liquorice）字一见似是拉丁来源，而实出希腊语glukurrhiza，意云甘根，又蒲公英（dandelion）雏菊（daisy）都是常见的草花，其原文一为法文dent de lion，意云狮子牙齿，一为古英文daegeseage，意云日之眼。在拼音文字里就只是这些意义的变迁觉得有趣味，英国都已有威克来与斯密士等人写了好许多书，引人入胜，若汉文又有象形指事的花样，更为有趣，自然更容易写成可读的书。本来《文字蒙求》也编得很好，只是一个个字的罗列，兴趣容易分散，尚不宜于初步的读者，此外则因时代关系，甲骨钟鼎文字的材料未能利用，亦是可惜。现在似乎可以像斯密士著那小册《英语》（The English Language）的样子，分几章来讲，或依六书，或照语类，深入显出，触类旁通，迤说来便自有嘉趣，不要怕损了学者的“纱帽翼子”，但求得童蒙的一顾，此事便不白做矣。《蒙求》中收止字，此本是足趾，只有小篆，已不甚似，此处即应不客气的照甲骨文写一个脚八桠子，以此为本而讲到步，由此而陟而涉，与陟相对的降，从彳从止，便牵连到行，及出亦从止，各从倒止，意即是格，而客字也跟了出来，这样的安排，在内行人的手里，运用丰富的资料，大抵可以写成一章通俗而充实的文吧。不过话说到这里，要紧的还是须得有人来写，这却又须得不但是专家而且还要肯做这利他的工作的。从前曾经对故友烨斋提过几次，他总是说原则上赞成，因病不能写，现在难道可去电灯柱上贴广告么，也只好这样说说空话，表示一种漠然的希望罢了。或曰，何不自己来动手？庄生说得好，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矣。

　　道德漫谈

　　从杭州搜得《悱子读史记》二册，不佞绝不喜史论，而此书乃不惜高价远道以得之，则因其为乡人著作耳。书不分卷，而分本纪年表世家列传四目，共计书后百一十篇，山阴叶骥撰，有康熙丁丑自序，刻于乾隆己丑，用木活字，已在七十二年后矣。史论只是那么一回事，读去本无甚期待，如说汉高帝一生有两哭两泣，颇可解颐，但亦不过波峭而已，末一篇《书货殖列传后》，却很写得有意思。其大旨谓谋道不谋食，为三代以前言之也，学者必先治生，为三代以后言之也。结论云：

　　“要之自有生民以来即有衣食之忧，第其忧有上下之别耳。一民饥由己饥之也，一民寒由己寒之也，是时则忧在上矣，故下可不忧。君者所以役民也，民者所以奉君也，是时则忧在下矣，虽欲勿忧，其可得乎哉。”这一节话读了很有点喜欢，因为与我平日的意见相似。叶君在文中历叙他的理论的根据，有云：

　　“三代之时，仕有禄，农有田，百工技艺莫不有所，民间出入丰歉，皆君为之计，循其法而行之，无不得食。及井田废而王道坏，人无恒产，仕而得禄者十无一二，余皆藉其智力，以自食于农工商贾之途，谋之则得食，不谋则不得食，上之人不知也，饥寒饱暖，一惟己之智力是问矣。”又云：

　　“或曰，孔子弟子惟子贡货殖，其余皆忧道不忧贫，未闻有饥寒而死者。噫，是时先王遗制未泯，恒产犹在人间，至贫如颜子，犹有负郭田百亩，彼所谓不忧贫，特不作富贵想耳，岂至饥寒而死哉。”这些话都说得很有趣味，但是不免过于理想，不能作为确实的根据。井田等等三代的善政于史上多无可考，世界古史及民俗学里也难找得这种类例，所以如信为史实，以为民生衣食之忧有两个时期，即忧有上下之别，那是不对的，但假如当作儒者理想看，说儒家思想有两段落或分派，此即饥寒由己，民以奉君，忧在上与忧在下这两种，那么这道理不但说得过去而且也是很有意义的事了。老实说，我平常是颇喜欢儒家，却又同时不很喜欢儒家的。从前与老朋友谈天，讲到古来哲人诸子，总多恕周秦而非汉，或又恕汉而非宋，非敢开倒车而复古也，不知怎的总看出些儒家的矛盾，以为这大概是被后人弄坏的，世间常说孔孟是纯净的儒家，一误于汉而增加荒诞分子，再误于宋而转益严酷，我们也便是这样看法，虽然事实上并不很对，因为在孔孟书中那些矛盾也并不是没有。《孟子》卷四《离娄下》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这里的话有些有点儿不合事理。禹稷颜子如果同道，那么其形迹不同当由于地位之异，所谓易地则皆然也，说平世乱世似乎分得不对，禹时有洪水，虽非乱世，岂不是大灾祸之时乎。至于以同室与乡邻之斗分别作譬喻，更欠切贴，只要全篇通读一过，即可看出不能自圆其说。照这样看来，我们把一切都归咎后儒，未免很有点冤枉的。我想，这个毛病还是在于儒家本身里，他有前后两宗分子掺合在一起，其不能融和正是当然的了。所谓前后分子，最好便借用悱子的现成话，即是饥寒由己，民以奉君这两样不同的观念，换句话说，亦即是儒者自居的地位不同，前后有主奴之别也。这样看来，我们喜欢与不喜欢的原故也就可以明了，其理由也可以说是并没什么不合了。孟子书中于赞美禹稷之外又常提及仁政，最具体的如在《梁惠王上》所云：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对于梁惠王齐宣王都说过同样的话，在《尽心上》伯夷避纣章中又反覆的说，可见这在孟子是极重要的事，无论实行上效果如何，总之这还是古圣心法的留遗，至少是以禹稷为模范的，可以说是儒家的大乘一派。又《尽心下》云：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了这几句话，不但使得孟子坐不稳圣庙，而且还几乎受明太祖的箭射，此最显得出孟子的真精神，与其思想的真来源也。但《滕文公下》答公都子问中大骂杨墨，最言重的是这一段：

　　“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子姑且不论，墨子实在是禹之徒，摩顶放踵而利天下，或少事实可征，若守宋国一事，已尽足与子贡存鲁相比，孟子尊大禹而于墨子加以罗织，未免于理有乖，视上文论斗更差一步矣。《论语》记言甚简略，故孔子无具体的大段言论，惟对于禹之倾倒极为显著，至称之为无间然，又其所标举德目最要为仁与智与勇，此虽稍为抽象，但亦正与后来的小乘派截然不同。《庄子·天道篇》云：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这虽是道家所说的话，却是很得要领，显得出儒家广大的精神，总是以利他为宗，与饥寒由己的思想一致。后来儒者便是另一条路，盖其思想转为君以役民，民以奉君了，故其言曰，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天地万物只以三纲统之，孔子所举示的仁智勇已被阁置，改易为忠孝贞节，此三者本亦不坏，但是人的道德只局限于对于君父与夫的服役，与前者利他的精神相比，其大小广狭显然大异，即使不说别的，其为小乘总是无可疑了。在奉者一方面做去，不无牺牲之美德，但在役者一方面这便容易有威福的倾向，故此种教条无论怎样说的巧妙圆到，总不能完全脱掉利己的气味，实是无可如何的事，盖由于事实然也。

　　以上所说本来只是外行人的考察，又说得很凌乱，难免有些错误，不过这都没有多大关系，我对于经学或哲学不曾有研究，说错看错无宁说是当然，这里我只是以中国人的关系对于本国的事来插一句嘴而已。上文尽管说的不对，我只想表明这一点意见，中国思想中有为人民与君父的两派，后者后来独占势力，统制了国民的道德观念，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我平常读近代文人的文集，其中所记多是大官，孝子节妇等事，看笔记则大都讲雷击不孝，节妇子中举，展卷辄感不愉快，此皆所谓有益于风教之文字也，但其意思何其卑陋，影响何其下劣耶。在上者如务恫吓，不服事将有鬼责，在下者计利得，服事将获富贵，是使父子夫妇之亲不以天然的恩情相维系，反而责报偿论利害，岂非以凉薄为教，民德焉得而不日降哉。窃意中国道德标准宜加改正，应以爱人亲民为主，知己之外有人，而己亦即在人中，利他利己即是一事，空洞的一句话，在现今中国相信却是良药，只是如何吃下去，则不佞尚未想出方法耳。一杯药水到了肚里，怎样作用生出反应，身里的老病和旧毒怎样的变化增减，原有铁似的自然法则在焉，或愈或不愈，人力殆不能变动，俗语云，医生有割股之心，也只有是尽心开一方案，但如说得不敬一点，则又可谓之尽人事也。廿九年九月四日。

　　女学一席话

　　溽暑避客，有老友携啤酒见过，不得不接见。酒味苦如药，甫罄一杯，客即发问，曰对于女子教育意见云何。闻之酒悉化汗，自额上出，而客意甚诚，盖有千金在中学毕业，来询求学方向，不能不作答。敛神养气久久乃对曰，如世间所云，贤妻良母，当是最平稳的主张，但是鄙人不能赞一辞。为什么呢？这有两种理由。其一如何是贤妻良母，我不能知道。论一件事情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标准，因时地而异，周公周婆的问题还在其外。德国学者希耳息菲耳特博士著游记曰“男与女”，分远东南洋印度近东四部，记所见闻性的风俗，因为出于专家之手，足资参考。他在印度大忌林地方遇见西藏女人的纪事很有意思，原文云：

　　“西藏女人在性学者看来有特别的兴趣。身体魁伟，骨格坚实，挂满了各种珍饰，嘴里咬着短烟管，她从西藏高原大踏步走向市场去，后面跟着她的三个以至五个丈夫，大抵是兄弟，背了货物在她后边跑，像奴隶一样。”这是一方面，别一方面是中国，那里是行着合法的多妻制，游记有一节云：

　　“据计算说，现在中国人中有百分之约三十只有一个妻子，百分之约五十有两个妻子，百分之十娶有三个以至六个女人，百分之五左右有六个以上，有的多至三十个妻子或者更多，关于张宗昌将军，据说他有八十个妻子，在他战败移居日本之前，他只留下一个，其余的都给钱遣散了。我在香港，有人指一个乞丐告诉我，他在正妻之外还养着两房正妾云。”以上所说固然是两民族的事，尽足证明标准之怎样的可以不一致。照前者来说，贤妻的标本当是武后山阴公主，这自然是不可为法，但如后者则《关雎》《螽斯》不妒之德乃是最高的女性道德，虽然是古来的传说如此，不过我想现在也未便即以此为教育之标准吧。再说，将来的理想的贤妻良母应当如何，这是一个大问题，现今却是没法谈，所以归根是不能知道。其二，如何是贤夫良父，这又是不明白的事。许多事情都是对待的，要想叫女人作贤妻良母，对于男子方面也不得不问一声，怎样是贤夫良父，以便对照设计。可是这个不但我不知道，恐怕别人也都不能比我知道得多。中国绅士大抵不喜欢说自己不好，现在就不必来多说致犯众怒，只须简单的说一句，照现在多数男子的生活，要说谁是够得上模范的好的丈夫与父亲，大约谁都有点不好意思承认吧。总结一句话，贤妻良母，虽是四平八稳的主义，讲得圆到一点可以新旧咸宜，可是我觉得有这些难处，所以无法着手，只好敬谢不敏了。

　　那么从职业问题上来谈女子教育么，这也不好办。现在男子的职业还成问题，大学毕业的出路只有做官，办报，教书这几种，生产事业方面几乎没有，更不必说战后的民不聊生，农工失业，不知政治家将何以善其后，此刻来为妇女计划职业，我们外行实在觉得无从下手。或者就去在做官办报教书的三途中分得位置，也可以说是一种办法，但是现今中国的家庭与市场都还是旧式组织的，主妇如出外就薄给的职业，同时家中即须添雇用人，结果在利益上还是差不多，这即使不是如古人所说的易子而食，也总近于易子而教吧。老实说，现在女子求教育，不可从职业着想，如作为装饰看，倒还不错。列位不要以为这里含有什么讽刺，实在是如字说的老实话，至于因为老实而稍似唐突，或亦难免。所谓装饰，不必将学位证书装框高悬，或如世间所说，大学文凭可作嫁妆的一部分，其实只是凭了学问与教养的力，使姿态与品格自然增高，这是极好的精神上的装饰，在个人是值得用了十载寒窗的苦工去换了来的。国民中间有教养的人多，岂不也是国家的名誉，所以这种装饰正是未可非薄的，就只怕的民穷财尽，将不可多得耳。现在话休烦絮，女人如要求学问，我觉得第一须与家庭社会的问题分离，这些问题即使有改革之必要，一时无从说起。石川啄木在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曾说道：

　　“我所感到不便的不仅是将一首歌写作一行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现今能够如意的改变，可以如意的改变的，不过是这桌上的摆钟砚台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类罢了。”女子的高等教育，如说的迂阔一点，当以为学问而学问为理想，这与家庭社会的现状虽似无关系，但如上文已曾说及，于国家民族的文化前途却不是无补的。其缺点是只能为少数说法，必须其父母能供给求学，出阁后要家门清吉，于家务之余，可以读书用功替代打牌看戏，这才合格，事实上当然不能太多，但或者也还不致于很少乎。其实这种资格在男子想还不甚难得，今专对女子而言者，盖以男子志在四方，多有出仕的野心，学问流为敲门之砖，比比皆是，反不如女子无此特权，多有纯粹为学的可能，鄙人上条陈于女子而不往烦绅士诸君之清听者，实为此故耳。

　　引言拉得颇长，讲到本文，只有简单的几句话而已。女子做学问，我想最好是文化史一类的工作，这不但现在中国最缺乏，实在也于女子相宜。本来男女求学机会应当平等，女子如喜欢去弄理工方面，别无不可，不过那些东西男子着手的很多，还不如这边学问也极重要而较为冷寂，女子求学可以不谋功利，正适于担负这个责任。中国史学不可说不发达，从我们外行人看来，总觉得向来偏于政治史，其次是军事，经济已绝无仅有，至于人民生活便几乎找不到纪录，后来也不大有人加以注意。太炎先生曾说，儒生高谈学术，试问以汉朝人吃饭时情状便不能知，这话实在说得不错。我现在便是想劝女士们来做这面的学问。汉朝人吃饭时情状不过是一个例，推广起来可以成为许多许多的问题。我们各时代地方的衣食住，生计，言语，死生的仪式，鬼神的信仰种种都未经考察过，须要有人去着手，横的是民俗学，竖的是文化史，分了部门做去，点点滴滴积累起来，尽是可尊贵的资料。想起好些重要事业，如方言之调查，歌谣传说童话之收集，风俗习惯之记录，都还未曾做，这在旧学者看来恐怕全是些玩物丧志的事，却不知没有这些做底子，则文字学文学史宗教道德思想史等正经学问也就有点站立不稳，由此可知学问无孤立亦无无用者也。尝见英国有哈理孙女士，研究古希腊宗教神话，茂来女士著《西欧之巫术》等，皆有新意见有重要地位，传说中“亚耳戈号的航海者”，“灰娘”等专题研究，亦有诸女士担任，著有专书行于世。美国儿童学书，自体质知能的生长之测量，以至教养方策，儿歌童话之研究，发刊至多，任之者亦多是女士，儿童学祖师斯丹来诃尔生于美国，其学特盛，又教育发达，幼稚园女师众多，故具此现象，中国自不能相比，唯其意实可师也。相传谓自人类学成立而“人”之事始渐明，性的研究与儿童学成立而妇人小儿之事始渐明，是为新文明之曙光，何时晒进中国来殊未可知，总值得留意，男子如或太忙，可希望者自唯在女士耳。预备工夫大抵最要是常识，国文外国语也极重要，研究以本国事物为对象，故资料太半须求之于古文献，若比较研究之方法则不得不借助于异邦先辈的著作，外国文需要两种以上才行，否则不单是怕不够用，亦虑眼界未能广也。缕至此，仍未着边际，自己觉得有点近于醉话，其实是未必然，大约只是说的不好之故，若然则此一席之话殆可以就此结束矣。

　　读列女传

　　有友人来叫我给杂志写文章。近年来文章不大写，因为没有什么话想说，但也不是全不执笔。假如有朋友的关系，为刊物拉稿，那么有时也写一点聊以应酬，至于文章之写得没意思，那自然是难免的了。既然是友人来说，似乎不好不写，问是那一种刊物，答说大约是妇女杂志。杂志有特殊的性质，写文章便须得守住范围，选取题材大不容易，这又使我为难起来了，虽然我未始不曾做过些赋得的文章，在学堂里得到汉文老师的好些佳批，写倒也不难，只是这何苦来呢。可是我想了一回之后，终于答应了，关于妇女问题，并不如友人在电话里笑说，你还可以来得几句，实在因为以前曾经留心过，觉得值得考虑，这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此发表一点意见，经过很久的思量，仍旧不能决定来说什么，结果还是写了一个“读列女传”的古老题目。

　　这题目定得不算好，一看就像是所谓赋得体，是其一。其次是，当初就有私意，前年秋天曾写过这样一篇小文，有窗稿可以利用。那篇稿只有二百多字，现在假如拉长了五倍，岂不够用了么。话虽如此，实际并不容易做，旧稿中可以抄来的细看只是一小半罢了，而且这题目到底是枯窘，要想舒展也大费力，题是赋得式的，文章却不想那么做，不喜欢说新奇的或是陈腐的两样假话，此其所以为难也。

　　寒斋所有《列女传》，计有下列几种：一，四部丛刊本影明板《古列女传》，王照圆的《列女传补注》，梁端的《列女传校注》，萧道管的《列女传集解》，本文相同，都是刘向所编撰的原本八卷。二，刘开所纂《广列女传》二十卷。我们平常所说的《列女传》大抵是指的第一种。我最早所有的是梁注本，以后得到王管二家注解本，到手的时候常连正文翻看一过，所以想起来看了也已有好几回了。普通的印象是，如王回所说，奥雅可喜。前年秋天题记中有别的看法，大意云：

　　“《列女传》自昔日为女教经典，至今读之亦无甚可厌处，不独贤明仁智诸人通晓事理，可为良妻贤母之规矩，即贞顺传中人亦确然有其个性，异于易损之货物。后世书中为人父者诏子女以孝，为人夫者教妻妾以节，无论措语如何工巧，他人见其肺肝，闻之但可发微笑耳，《列女传》尚少此感，良由古人文情质实，且亦态度不同也。”这个意见，在现今重录的时候，还是一样。《列女传》卷四贞顺传中，宋恭伯姬不肯避火，楚昭贞姜不肯下台，死于水与火，如颂所云，其一守礼一意，其一处约持信，之死不贰，此古侠士之风，及于闺阃，与匹妇被迫之寻短见者，区以别矣。我们不必发思古之幽情，以为上古定是乐土，但前人质朴，即或粗野较多，而卑劣分子故当较少，丈夫与女子虽气风不同，自宜各有其人格存在，非汉以后人之比也。后世男子自己的地位益落，其视女人亦自更低，如钱塘夏先生所言，盖已非复奴隶而是货物矣，上者才及金丝雀，下者如犬马而已，太平之时多畜置以为玩饰，及至乱世则唯歼绝之，可以轻身自保，并可易得令名，为家门之光，亦有利于前程者也。鄙人读史志文诗，见记妇女死兵死难者一族一邑有若干数，侈陈以为光荣，未尝不为作恶终日，邦国多乱，妇人不幸罹害为最，而男子或反因以为利，思之黯然。《广列女传》本以刘子政书为范，多收原文，卷十三至十六为烈妇类，乃有四卷，分量为全书冠，死者固可矜，男子读之更应知此正是生者之耻耳。《列女传》一类书，此时如能虚心读之，颇有好处，但须当作史料，不可奉为教训，古传中的守礼持信固佳，广传中的急迫死难，亦均可供男女两方的参考，促其反省也。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有谈莠书六则，其二曰“愚儒莠书”，后半云：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陈尧咨守荆南，宴集以弓矢为乐，母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技，岂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鱼。射为六艺之一，州将习射乃正业，忠孝之行也。受杖当解金鱼，杖碎金鱼，金坚且碎，人骨折矣。衰门贱妇亦不至此，尧咨母不当有此言此事。明方昕《集事诗鉴》引此为贤母，著书者含毫吮墨，摇头转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案《广列女传》卷七母仪类下即载此事，赘以颂曰：

　　“辅国有训，惟忠惟孝。小技自矜，何关政教。怒而惩之，进以大道。”对照读之，大可发笑，曰愚与莠，或未免太言重一点罢，但驳斥得不能说是不对。窃意如有此种见识，则去看古今一切书，无不如扬糠筛米，精粗立辨，随处得益，至可歆羡。俞君为嘉道间杰出的学者之一人，《书目答问》附录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列在汉学专门经学家，史学家，经济家三项下，说明中有云，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此评语本亦不错，但我以为俞君之难及处，还在其见识之平实，如上文可见，其关于妇女问题者尤为独绝。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记阅《癸巳类稿》，有云：

　　“俞君颇好为妇人出脱。其《节妇说》言《礼》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男子亦不当再娶。《贞女说》言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未思之过，未同衾而同穴，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直无男女之分。《妒非女人恶德论》言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则家道坏矣，明代律例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此使妇女无可妒，法之最善者。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一笑。”越缦俗儒，满腹都是男子中心的思想，其以俞君语为偏谲本不足异，唯比拟为出于周姥则极有意思，本是排调却转成赏誉矣。以周公制礼，而能得周姥之意，非忠恕一贯岂能至此，可不谓之大贤乎。有如此平正通达的见识，可以谈妇女问题，无有偏执，亦可以写新列女传，读之益人神智，惜乎未曾下笔，至今无能代者，可为嗟叹也。

　　观世音与周姥

　　近日翻阅《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二十五具说观世音弘愿神力，古今传诵，如偈中有云：

　　悲体戒雷震 慈意妙大云

　　澍甘露法雨 灭除烦恼焰

　　文情俱佳，甚觉喜欢。但是长行中云：

　　“应以长者居士长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读了却更有所感触。本来如经所说，观世音是无刹不现身的，所以这在神通与方便上说，都别无问题，我所有感的乃是为妇女说法而特别现妇女身。这因为是印度男女有别的缘故么？如说是的，问题便可简单了结，岂不甚好，然而实在不是。佛在世时为善男子善女人说法，初无差别，因阿难之请而听大爱道出家为尼僧之始，其后有愿为比丘尼优婆夷声闻弟子者，佛均许可，可以为证。观世音特别这样做，那么为的是什么呢？粗说其理由，因为菩萨的慈悲，誓度无边众生，利用种种机缘，至示现八部人非人身，则妇女者本只其方便之一耳。本来变了龙与龙说话，变了金翅鸟与金翅鸟说话，情意容易相通，并无足奇，变了女人与女人说话，事同一律，也就可以照样的看过去。可是，女人也是人，她们说的话同男子一样，为她们说法何必现妇女身？这句话问得很有道理，但是我们知道替别人设身处地的想，极是不容易的事，何况分属异性，虽是同历人世苦甘，毕竟感受有殊，经文于妇女中又分举四种身，随宜说法，则又以境遇而生区别，理想的说话我想应当是这样办法才好。此刻现在来谈《法华经》中的文句，这种迂阔的人大约也不大会有，我因经文而感到的实在还是在别的方面，妇女问题实是重大，有许多还得妇女自身来提出，求得解决之路，这我相信是在时间上已经很旧，但在意义上也还颇新的一句话。

　　上边所引的经文，虽然源出印度，可以算是旧的一例吧。沈濂著《怀小编》卷五海沂子一则云：

　　“明王文禄《海沂子》，其敦原篇谓古人父重母轻，以制礼者乃男子，故为己谋不免于偏私。案此论与《关雎》为周公作，非周姥作，何异。唐武后改古礼父在母服期年为三年，可以此意揣测古圣乎。”李慈铭著《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有一条云：

　　“阅黟县俞理初孝廉正燮《癸巳类稿》，皆经史之学，间及近事记载，皆足资掌故。俞君颇好为妇人出脱。其《节妇说》言，《礼》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男子亦不当再娶。《贞女说》言，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未思之过。未同衾而同穴，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直无男女之分。《妒非女人恶德论》言，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则家道坏矣。明代律例，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以使妇女无可妒，法之最善者。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一笑。”这两个人意见很有点相同，都说到周姥。案《太平御览》卷五百二十一引《妒记》曰：

　　“谢太傅刘夫人不令太傅有别房宠，公既深好声色，不能令节，遂颇欲立伎妾，兄子及外甥等微达其旨，乃共谏刘夫人，方便称《关雎》《螽斯》有不妒忌之德。夫人知讽己，乃问谁撰《诗》，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耳，若使周姥撰，应无此语也。”谢公生于东晋之季，距今有千五百余年，然则周姥的典故亦已可谓旧矣。后人说及，多意含非笑，如沈李二君可为代表，此固是当然，盖男子相为，自亦俗情之常耳。唯说者太偏信古圣以为必不至于偏私，也未免是惑，如武后改丧制，出于反动的有意的，故显而易见，周公倘撰诗，非意识的为己谋，正是难免的事，吾辈亦可不必为讳也。讲到这里，我深感觉妇女问题之不易谈，周姥与周公都有困难，理想的办法只有是神，如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的菩萨，能超越性的界限而现妇女身者，其次如先知帖勒西亚斯，前世曾为女身，有国王与后争论男女间的问题曾取决于他，这样的人说话总是不会再错的了。可惜而今剩余的只有故事，虽然我很喜欢普门品的文章和意思，事实上还是没法办，所以这一路只得暂且搁下了。

　　现在话又说了回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妇女问题仍须善女人善男子自己来解决，这里第一重要适合的，承上文说来自然是妇女自身。正面的理由似无须多说，自己来讨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岂不是一百分的合理，古人云明于观火，其是之谓与。我们觉得应说几句的乃是这反面的事，即是妇女可以这样做么？傅玄《苦相篇》云，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白居易《妇人苦》诗云，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这种情形女人自己当然知道的最清楚，然而有些事情也更比别人难说，我们只看至此刻为止，至少关于道德上两性平等的问题，未见有何正大深刻的要求与论争，可以知之，盖此颇与革命的言论相似，往往不但无效，且易得祸患也。中国妇女尽有这见识学问，而社会上还少接受她们的直言之余裕，则奈何。所以向来关于妇女问题要说几句逆耳之言的也还只有男子，虽然如李卓吾因此而被迫害，可以算是例外，大概都可安全的说过去，不过大众报以白眼或冷笑，指点说出于周姥云云而已。男子讲论妇女问题，无论怎么用心，总难免隔膜，但如得到评语说好为妇人出脱，或以周姥比拟，那么这便是确证，原论即使不深厚，也总有可取，盖男子立言而能近于周姥，是即能理解女子的立场，凡夫无此神通，为特现妇女身，亦差有所谓做起讲之意，王文禄俞正燮诸君之可尊重正以此故也。近二三十年中国思想稍有变动，将来讨论此等问题当有进步，女子自宜代表其同性，男子参加者亦会增多，周姥撰诗一语将由讥评而转为赞语，世事便大有希望，时间纵或稍远亦无妨耳。由观世音说到周姥，跑了一趟野马，稿纸已完，议论未有结束，想来亦是难怪，此问题极大，我们写百十纸，固难能动其分毫也。廿九年七月廿六日。

　　女人轶事

　　偶然从估客的书包中得到《磨盾余谈》一册，木板小本，内分两编，共计六十七叶，是普通的书，没有什么特点可取，首叶有印朱文曰钱唐丁氏正修堂藏书，稍上又一印较大，文曰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由此可以知其前后踪迹，今来燕市，当是兵燹余生，亦可珍惜，因收存之。书有咸丰甲寅小引，署曰钱塘张炳，内不分卷而两编各有题目，一曰“记潞河白大司空轶事”，二曰“记潞河白母刘太夫人轶事”，盖张日熙当时为白小山第七子季生作记室，故为东家撰文颂扬其先德，事本寻常，虽自称笔无诬词，备野获也，是否都无甚关系，不佞亦不顾问也。唯披阅一过，觉得好些地方也很有意思，特别是关于刘太夫人轶事这一部分，本文除小引及家传外共三十五则，有记其教子如何严正者，此本亦甚佳，而往往动手就打，不免可笑，但或是实录。如云：

　　“季生与又迂两君岁底下学，偶失叩辞于师，闻之大怒，力挞不解。”又云：

　　“熙亭观察已生子女，偶一时向人前评论妇女之妍蚩，随即掌责之。”

　　“所生唯一女，适同州李室，在家时偶于饭桌上挑拣菜蔬，便取箸连挞云，幼小如此，若长大到婆家，岂尚成妇道。”这种家教似乎太偏于严，不过在那时候本来不算怎么奇怪，就只是我们现在看了不能佩服罢了。文中又说刘太夫人生活怎样的刻苦，仿佛也是平常行状中所有事，唯所记幼而遘闵，造成这样性格的本事，却是很足动心，也可以注意。据本编引言中云：

　　“生四岁而父有渭南伯沈园之戚。”家传云：

　　“太夫人生四岁，西斋先生顺亲意，有蒸藜之出。太夫人长，至不能忆母容，幽忧伊郁，自顾无生人趣，盖终其身不一日忍涉乐境者，即基诸此。”轶事第一则云：

　　“衣粗食素，孜孜苦行，劬瘁不恤。凡南之新笋，北之蘑菇，谓佳味也，皆屏不食。其心不忍一日涉乐境，有劝之者，辄以奉佛为辞，盖其苦心孤诣，不愿为外人道尔。”此种心境乃大可谅察，读之令人不乐，即其可以感人也。尝读汪龙庄著《双节堂庸训》，卷一中有记显生妣徐太夫人轶事六则，其第二三两则云：

　　“病起出汲，至门不能举步。门故有石条可坐，邻媪劝少憩，吾母曰，此过路人坐处，非妇人所宜。倚柱立，邻媪代汲以归。

　　尝病头晕，会宾至，剥龙眼肉治汤，吾母煎其核饮之，晕少定，曰，核犹如此，肉当更补也。后复病，辉祖市龙眼肉以进，则挥去曰，此可办一餐饭，吾何须此，固却不食。羊枣之痛，至今常有余恨。”每读辄不禁黯然。案此二人境况不甚相同，徐氏本是妾，早寡食贫抚孤，及其子登进士，则已死不及见矣，刘父为知县，夫由翰林历官至户尚，子孙繁盛，乃以生母被出，只此冤苦一念，致毒其生涯，虽处富贵之中，终无乐趣，其所自处坚苦之道与穷嫠殊无二致，二者原因虽异，皆足以见昔日女人之一种苦境，此固不独孝子顺孙言之有余恫，即后世旁观外人亦不禁掩卷太息者也。中国妇女问题尚未开始，亦不知何时才有希望，但此等都不失为很好的资料，可供有心者之思考，现今男女教育纵或相当发达，此又是另一回事，与妇女问题固无什么关系也。

　　轶事所记别有两则很有意思，可以想见刘夫人之非凡处。其一云：

　　“性最慈，尝谓无论器皿什物，置不得所，辄被破坏，我见之掉头不顾，此即胸中一杀机也，位置安全，必使妥贴无患，此即胸中一生机也。于禽鸟草木悉不忍戕，即蚊蚋蚤虱之细，亦不辄杀，每出户庭，举步必看蝼蚁。最异者，北方夏苦多蝎，一夜入袖中簌簌作声，从暗中徐以手拈出之，竟不螫。”好生戒杀，本亦常见事，唯所云生机一节乃甚有致，此不单是慈悲，实有智慧混和其中，乃能作此雅言，极为难得。又一云：

　　“出言多名论，发前人所未发。尝谓倡伎天下皆以为贱，然彼所以致此者，多鬻自父母耳，为人子者至自鬻以养父母，其境可悲，其心更可悲，吾特以为皆孝女之一端也。故平素于嫡庶间待妾必以礼，谓凡为妾为婢者皆能尽孝于亲而更得其正者，我时对之有愧，敢不爱而敬之乎。每见人之凌侮妾婢者，曰，是皆不能设身处地以思也。”此一节极有意义，但宜分别论之。倡伎是一种孝女的话我以前曾经说过，在论“鬼怒川事件”的小文里，正与福建的宰白鸭是孝子一样，自己觉得这颇说的深刻确切，不意百余年前的老太太也已有相像的话，不得不深表佩服。不过我的说法是梵志的翻着袜式的，而刘夫人乃老实的做正面文章下去，云对之有愧，似不足为训，虽或由感于自己之不能尽孝于出母，故发为偏激之词，亦未可知。至于世间凌侮妾婢，此俞理初所谓虐无告者，凡有常识者当无不以为非，别无需什么理论，与上文所言亦可不相涉也。

　　蔡文姬悲愤诗

　　近来想买一点清朝人笔记来看，收得焦南浦的《此木轩杂著》八卷，光绪初年席氏刊本，其中已有烂板，而文实可读，可谓同类书中之白眉。书中偶有眉批，又一印文曰王小松，第二册卷首有题词五行云：

　　“拥书三十年，多半手未触。翻从病榻上，泛观或细读。有味不能多，什九语陈腐。艰深与敖牙，亦不爽心目。此编无鸿文，杂论遂所取。识解颇超卓，笔墨颇简古。晚书不值钱，幸未付书贾。庚午九月黄冠村人王小松。”案庚午为民国十九年，王小松不知为何许人，但据批语可推知是生于北方耳。题诗似偈，虽去入通押，读之未免拗口，但颇有风致，意思亦佳，评骘的当有见识。焦氏立论多极严正，唯因有识见有理解，故判断得中，宽严合理，真读书人不当如是耶。卷二有范史列女传一条云：

　　“范晔作《列女传》凡十七人，而蔡琰文姬在焉，论者非之，谓琰失节于胡，徒以其文采之故而录之，非所以厉妇节。余谓琰有如此之才，身不能死，而流离困辱，备历人世艰厄之境，其事诚伟，其情诚可悲也。范固云，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才致如琰，遭遇丧乱，出死入生，万端千状如琰，秉史笔者固不得而没之也。且但备纪其本末，则所以劝诫之意亦寓其中矣，岂必刊削无遗余，甚者痛訾极詈，然后为良史哉。后之妇人有志节者，决不以文姬得列于传而相慕效，然则晔之为此，其于名教盖可以无罪也。”后半为范蔚宗辩解，语甚平凡，前半所说则极有意义，人世苦痛是可悲故而伟大的事，史家首应注意，若执笔点定个人言行之好坏，则是歪曲恶化的末流耳。杭堇浦著《订讹类编》卷二蔡琰入胡在邕未诛前一则云：

　　“《蔡宽夫诗话》云，《后汉》蔡琰传载其二诗，或疑董卓死邕被诛而诗叙以卓乱流入胡，为非琰词，（案东坡有是说，）盖未尝详考于史也。且卓既擅废立，袁绍辈起兵山东，以诛卓为名，中原大乱，卓挟献帝迁长安，是时士大夫岂能皆以家自随乎，则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诛之后。其诗首言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则指绍辈固可见。继言中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纵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则是为山东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则邕尚无恙，尤无疑也。”此条考证文姬入胡在蔡伯喈未狱死之前，乃是别一问题，姑且不论，这里有关系的只是说明虏掠的是山东的义兵，其人则是胡羌，盖由山东出河南，大掠而西，入于匈奴，这时候如是初平元年，则文姬归汉当在建安七年顷矣。《悲愤诗》第一章记乱中惨状，最有价值，上文所引太略，今从欲共讨不祥下，据《后汉书》抄录于后：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末叙十二年后归乡的情形云：

　　“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董卓之乱至今已历千七百五十年，但读此诗似无甚远隔之感，仿佛才如百年前事而已。太平天国之役去今不过八十年，其时情形恐未必有异，记录留存，今尚不少，亲历惨痛，而记述最详者，或当推李小池的《思痛记》，其所言悬男头载妇女之状，何其与《悲愤诗》相似，所不同者唯易韵言为散文耳。我们读此等诗文，固然第一为作者个人悲哀，但此是民族的悲剧，受其害者不知凡几，有一二人独能发为音词留在纸上，则虽是个人的说话，实乃代表无数人的苦痛，对于此第二点又不能不表示尊敬，此盖近于献给为公众幸福而横死者之一种尊敬矣。自汉末以至清末，此等事不知反覆若干次，思之惘然，留下一点纪录，读之徒增叹诧，亦复何益，唯有能惧思者，即是关心民族国家的事的，觉得不能放过，此正如摸背上痛疮，因知苦楚，乃可望治疗耳。焦君云，秉史笔者固不得而没之也，可谓知言，再一转即入流矣。文姬诗云，旁人相宽大。人类同情，聊寄于此一语，焦南浦盖有之，此则非一般论者所能了知者已。

　　流寇与女祸

　　《茶香室丛钞》卷三有明季流寇起衅于妇人一则云：

　　“《秋灯录》云，御史毛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传至，立遣之，来速不及豫防，羽健恚极，迁怒于驿递，倡为裁驿夫之说。驿递一裁，倚驿递为生者无从得食，相率为盗，闯贼得以招集之。流毒宗邦，覆灭宗社，而实酿于一妇人，女祸之酷，伏于衽席，可不慎哉。案《秋灯录》不知何人所撰，列入吴江沈氏昭代丛书，署云钓雪滩主人沈元钦抄。”王季重在《谑庵文饭小品》卷一中有简周玉绳三柬，其二均说及裁驿递事，其文云：

　　“不佞得南缮郎且去，无以留别。此时海内第一急务，在安顿穷人。若驿递不复，则换班之小二哥，扯纤之花二姐，皆无所得馍馍，其势必抢夺，抢夺不可，其势必争杀，祸且大乱，刘懋毛羽健之肉不足食也。相公速速主持，存不佞此语。”又云：

　　“刘掌科因父作马头，被县令苦责，其言罢驿递犹可，若毛御史在京置妾，因其妻忽到，以公祖轻与勘合，而怒室色朝，突发此议，则因戏起乱矣。驿递乃穷人大养济院，穷人无归，乱矣。再语之相公。”当时谑庵在北京，其所说当可信。《海虞说苑》乙编中收有赵某著之《亭杂记》一卷，其中有一则云：

　　“丙子春有岁贡生某者，忘其姓名，伏阙上书，上命取览，以所言无当而罢之。然其言亦有所见，如云，裁减驿递，而杠轿等夫去而为贼，则复驿递为平贼急着，一时或笑其迂，不知此实至言。天生此食力之民，往来道路，博分文以给朝夕，一旦无所施其力，不去为贼，安所得食乎。后有自秦晋中州来者，言所擒之贼多系驿递夫役，其肩间有痕易辨也，乃知此生之言不谬。”所记有康熙初年事，著者盖是明末清初人，记中自言癸未冬入都，见搢绅皆易小袖，则崇祯末亦在北京，其所见闻亦当有据。罢驿递一事，其结果可以想见一定是为丛驱雀，流寇因此加多了，却并不是流寇兴起的原因，所以复驿递也不能有益于平贼，既作贼的未必再肯回来做杠轿夫，但至少亦总可消极的减少一点乱源耳。此是三百年前事，仿佛是已经过去很远了，但是我们现在再拿起来看看，觉得也还是很有意义的。

　　数年前读《老学庵笔记》，写过一篇小文，篇末抄引放翁的一节原文云：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谒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请问则托言病聩，一语不肯答。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忽自语养生曰，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予大喜，从而叩之，则已复言聩矣。”我在这后边又加上几句蛇足的评语云：

　　“上官道人其殆得道者欤，行事固妙，所说治国卫生的道理，寥寥几句话，最高妙也最切实，我想这或者可以说是黄老之精髓吧。所可惜的是不容易做，大抵也没有人想做过，北宋南宋以至明的季世差不多都是成心在做乱与夭，这实在是件奇事。”罢驿递也是明末助乱的一点滴，而成之者则是刘掌科毛御史，其个人虽可轻鄙，其阶级则甚重要，盖言官者实士大夫之代表，犹今知识阶级之居言论界者也。屠长卿著《鸿苞》卷四十五中有一条云：

　　“今时士大夫率攘臂以言语为勋业，终南捷径止在袖中一纸弹文，遂成风俗，嗟乎，天下何事不可为。”此固是明季之风气如此，实在亦并不限于一时，如《朱子语类》中所云，宋朝也是这样，清末则尚在人耳目间也。陶拙存在《求己录》卷下有一节说得很好：

　　“纸上所传经济，推行动多窒碍，世事愈出愈奇，人情愈变愈幻，伏处草庐，断不能通知时务，即阅历仕涂，亦未必洞悉庶政，好事者侈陈议论，多未平心静气，兼权理势之当然，第见其易，不见其难，凡视事太易者非妄即迂，纵心术端正，亦难与共济。”这里所说，还只是普通言事的弊病，即以言语为勋业也，若心术不端正者便妄作威福，对人则骂人，尚止祸及一人，对事则败事而害及大众，如刘毛二公是也。我尝想中国文人学会两种文章，即八股与策论，八股代圣贤立言，可应用于恭维附和，策论批评史事时务，适于毁谤攻击，数百年来一以贯之，过去一时查不清他的起头，将来也不能知其何时结尾。刘毛之事，实止其一鳞，其为人所注意指斥，恐亦是偶然的不幸也。《秋灯录》归结到女祸，乃是节外生枝的岔出题外去，其实重要问题在于王季重的安顿穷人，亦即上官道人所谓谨耳。

　　附记

　　以上自《读书的经验》至《流寇与女祸》凡十篇，均为《新光》杂志而作，在志上登载过。此系妇女杂志，故题材多与妇女有关，今虽已事隔数年，重阅一过，觉得尚有一部分在现今亦有可供参考者，故重为排比存之。三十二年九月十日校记。

　　释子与儒生

　　读贺子翼的《水田居集》，有《诗筏》二卷，所说通达事理多可喜，有一则云：

　　“贯休诗气幽骨劲，所不待言，余更奇其投钱镠诗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镠谕改为四十州乃相见，休云，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遂去。贯休于唐亡后有湘江怀古诗，极感愤不平之恨，又尝登鄱阳寺阁，有故国在何处，多年未得归，终学於陵子，吴中有绿薇之句。士大夫平时以无父无君讥释子，唐亡以后满朝皆朱梁佐命，欲再求一凝碧诗几不复得，岂知僧中尚有贯休，将无令士大夫入地耶。”严九能著《蕙櫋杂记》中亦云：

　　“大慧禅师曰，予虽学佛者，而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紫柏老人读《宋史》李芾传大恸，怒侍者不哭，欲推堕岩下。被缁削发，究无生法忍，须具如此胸襟而后可。”这两节都说得极好，不但是关于佛教有所说明，也可以移用到别的事情上来。平常士大夫辟佛只骂倒世俗和尚而已，于佛教精神全不曾理会得。如阮葵生著《茶余客话》卷十二云：

　　“昔人谓佛老都是忍心汉。人之所以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者，其心皆有所不忍也，佛老则无所不忍。呜呼，君父何人，忠孝何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即是一例。声闻缘觉二乘可以说是独善其身的办法，若是大乘菩萨的行愿，单就众生无边誓愿度来说，尧舜其犹病诸，唯有大禹可以够得上吧，盖士大夫都是臣子的身份，故以忠孝为其义务，菩萨乃以君父自居，欲尽其慈仁之责，所以更是难能而可贵了。中国儒生亦称引禹稷，而行禹之道者却只有墨者，孟子又复斥之为禽兽，张和仲著《千百年眼》卷三曾论之曰：

　　“世方决性命之情以饕富贵，安肯如杨子之不拔一毛，世方后公事急身图，安肯如墨氏之摩顶放踵而利天下。妨道蠹民，其唯乡愿乎，彼其通宦机适俗性，故能深投小人之好，而且以久流于世也。然杨墨真而乡愿伪，试思泣岐悲染是何等心胸，即墨子守宋一端，已为古今奇绩，假令世有若人，又何暇稽其无父无君之流弊，即目之为忠臣孝子可矣。”由是可知，释子学佛，与墨者学禹相同，都不是容易事，非是有血性人不能到，若杨子为我，有如修小乘者，但了得四谛，至多可获阿罗汉果，终是自了汉，不可同日而语也。《孟子·离娄下》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这里说的本很圆通，明明说出有两条路，即平世与乱世不同，其实这不同的还只是两种人，禹稷与颜回有如伯夷与柳下惠，情性能力不是一样，孟子同样看待，虽或与事情不甚相合，这宽大的看法总是可取的。后来的儒生却更是不逊，大约自从韩愈以来一心只想道统，以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口实，便以为天下最高的只有一种人，便是讲学家，这在佛教还够不上小乘，大抵等于唱经的和尚罢。《癸巳存稿》十三《黄石斋年谱当毁论》中引石斋讲书问答，有云：

　　“禹稷做一代宗祖，细于路人，仲尼做树下先生，尊于天地。此处看破，才有克复源头。”俞理初甚以为非，谓以禹稷细于路人，不似克复人语，其实克己复礼与救民饥溺元是两样事，如何比较得来，如必谓讲克复胜于救民，则害理甚矣。据我们平凡人想，儒家本是讲实际的，并不是不重功利，那么其理想当然是禹稷，孔子栖栖皇皇的奔走，其理由也无非是忧民，所以如是其急，等到没法下手去干，这才来坐在树下找几个学生讲讲，所讲的恐怕还是入世的问题要紧，性命之理也总在罕言之列罢。韩愈辟佛成名之后，后人忽又见禅理而大悦，于是儒家的主要事情变成专谈玄学，案此在西儒称为物理后学，中国儒家着重世事，此正是物理所有事，乃跳过了来讲后半橛，反而专弄玄虚，难怪反为释子所轻，盖彼如不专务拜忏唱戏，其大慈悲种子犹未断绝也。笼统的说一句，中国儒生汉以后道士化了，宋以后又加以禅和子化了，自己的生命早已无有，更何从得有血性与胸襟乎？这一篇账如不算结，儒家永无复生之望，所余留而或将益以繁荣者，也只是儒教式的咒语与符箓而已。二十九年三月七日，改写前年所撰小文。

　　辩解

　　我常看见人家口头辩解，或写成文章，心里总很是怀疑，这恐怕未必有什么益处吧。我们回想起从前读过的古文，只有杨恽报孙会宗书，嵇康与山涛绝交书，文章实在写得很好，都因此招到非命的死，乃是笔祸史的资料，却记不起有一篇辩解文，能够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的。在西洋古典文学里倒有一两篇名文，最有名的是柏拉图所著的《梭格拉底之辩解》，可是他虽然说的明澈，结果还是失败，以七十之高龄服毒人参（Koneion）了事。由是可知说理充足，下语高妙，后世爱赏是别一回事，其在当时不见得如此，如梭格拉底说他自己以不知为不知，而其他智士悉以不知为知，故神示说他是大智，这话虽是千真万真，但陪审的雅典人士听了那能不生气，这样便多投几个贝壳到有罪的瓶里去，正是很可能的事吧。

　　辩解在希腊罗马称为亚坡罗吉亚，大抵是把事情“说开”了之意，中国民间，多叫作冤单，表明受着冤屈。但是“兔在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的景象，平常人见了不会得同情，或者反觉可笑亦未可知，所以这种声明也多归无用。从前有名人说过，如在报纸上看见有声冤启事，无论这里说得自己如何仁义，对手如何荒谬，都可以不必理他，就只确实的知道这人是败了，已经无可挽救，嚷这一阵之后就会平静下去了。这个观察已是无情，总还是旁观者的立场，至多不过是别转头去，若是在当局者，问案的官对于被告本来是“总之是你的错”的态度，听了呼冤恐怕更要发恼，然则非徒无益而又有害矣。乡下人抓到衙门里去，打板子殆是难免的事，高呼青天大老爷冤枉，即使侥幸老爷不更加生气，总还是丢下签来喝打，结果是于打一场屁股之外，加添了一段叩头乞恩，成为双料的小丑戏，正是何苦来呢。古来懂得这个意思的人，据我所知道的有一个倪云林。余澹心编《东山谈苑》卷七有一则云：

　　“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两年前我尝记之曰：

　　“余君记古人嘉言懿行，裒然成书八卷，以余观之，总无出此一条之右者矣。尝怪《世说新语》后所记，何以率多陈腐，或歪曲远于情理，欲求如桓大司马树犹如此之语，难得一见。云林居士此言，可谓甚有意思，特别如余君之所云，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竹弹丝而已哉。”此所谓俗，本来虽是与雅对立，在这里的意思当稍有不同，略如吾乡方言里的“魇”字吧，或者近于江浙通行的“寿头”，勉强用普通话来解说，恐怕只能说不懂事，不漂亮。举例来说，恰好记起《水浒传》来，这在第七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那一段里，说林冲在野猪林被两个公人绑在树上，薛霸拿起水火棍待要结果他的性命，林冲哀求时，董超道，“说什么闲话，救你不得。”金圣叹在闲话句下批曰：

　　“临死求救，谓之闲话，为之绝倒。”本来也亏得做书的写出，评书的批出，闲话这一句真是绝世妙文，试想被害的向凶手乞命，在对面看来岂不是最可笑的费话，施耐庵盖确是格物君子，故设想得到写得出也。林武师并不是俗人，如何做的不很漂亮，此无他，武师于此时尚有世情，遂致未能脱俗。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恋爱何独不然，因为恋爱死生都是大事，同时也便是闲话，所以对于“上下”我们亦无所用其不满。大抵此等处想要说话而又不俗，只有看梭格拉底的样一个办法，元来是为免死的辩解，而实在则唯有不逃死才能辩解得好，类推开去亦殊无异于大辟之唱《龙虎斗》，细思之正复可不必矣。若倪云林之所为，宁可吊打，不肯说闲话多出丑，斯乃青皮流氓“受路足”的派路，其强悍处不易及，但其意思甚有风致，亦颇可供人师法者也。

　　此外也有些事情，并没有那么重大，还不至于打小板子，解说一下似乎可以明白，这种辩解或者是可能的吧。然而，不然。事情或是排解得了，辩解总难说得好看。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须说他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做材料，这却是不容易说得好，或是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后门进了狼么。有人觉得被误解以至被损害侮辱都还不在乎，只不愿说话得宥恕而不免于俗，这样情形也往往有之，固然其难能可贵比不上云林居士，但是此种心情我们也总可以体谅的。人说误解不能免除，这话或者未免太近于消极，若说辩解不必，我想这不好算是没有道理的话吧。五月二十九日。

　　《中国文艺》）

　　宣传

　　我向来有点不喜欢宣传，这本不过是个人的习性，有如对于烟酒的一种好恶，没有什么大道理在内，但是说起来时却亦自有其理由。宣传一语是外来的新名词，自从美国的“文学即宣传”这句口号流入中国文艺市场以后，流行遂益广远，几于已经无人不知了。据说原语系从拉丁文变化出来，原意只是种花木的扦插或接换罢了，后来用作传道讲，普罗巴甘大这字始于一六二二年，就是这样用的，再由宗教而转成政治的意味，大约就不是什么难事。中国从前恐怕译作传教传道之类吧，宣传的新译盖来自日本，从汉文上说似是混合宣讲传道而成，也可以讲得过去，在近时的新名词中不得不说是较好的一部类了。

　　其实对于传道这名称我倒不是没有什么好感的。我读汉文《旧约全书》，第一觉得喜欢的是那篇《传道书》，《雅歌》实在还在其次。蔼理斯《感想录》第一卷中曾论及这两篇文章，却推重《传道书》，说含有更深的智慧，又云：

　　“这真是愁思之书，并非厌世的，乃是厌世与乐天之一种微妙的均衡，正是我们所应兼备的态度，在我们要去适宜地把握住人生全体的时候。古希伯来人的先世的凶悍已经消灭，部落的一神教的狂热正已圆熟而成为宽广的慈悲，他的对于经济的热心那时尚未发生，在缺少这些希伯来特有的兴味的时代，这世界在哲人看来似乎有点空了，是虚空之住所了。”这样的传道很有意思，我们看了还要佩服，岂有厌弃之理，可是真正可佩服的传道者也只此一人，别的便自然都是别一路，说教集可以汗牛充栋，大抵没有什么可读，我们以理学书作比，可知此不全出于教外的诽谤矣。至于宣讲《圣谕广训》，向来不能出色，听说吴稚晖四十年前曾在苏州玩过这种把戏，想或是例外，但是吴公虽然口若悬河，也只宜于公园茶桌，随意乱谈，若戴上大帽，领了题目，去遵命发挥，难免蹶竭，别人更可不必说了。假若我的设想没有错，宣传由宗教而转入政治，其使用方法也正如名目所示，乃合传教与宣讲圣谕二者而成，鄙人虽爱读《传道书》，也觉得其间如有一条大埂，不容易逾越得过，自然也接受为难了。

　　我不喜欢宣传的理由大约可以说有两种，一是靠不住，一是说不好。不知怎的我总把宣传与广告拉在一起，觉得性质差不多相同，而商店的广告我是平常不很信任的。商业的目的固然第一是在获利，却亦不少公平交易，货真价实的店铺，所以不能一概而议，可是很奇怪的是日用必需最为切要的有如米面油盐鱼肉等店大都没有广告，在无报纸时代也还不贴招纸，因为有反正你少不得我这种自信，无须不必要的去嚷嚷，便是现今许多土膏店也是那么悃愊无华的做，一面拿得出货色来，一面又非吃不可，这样的互相依存，生意已有了十分光，语云，事实胜于雄辩，是也。翻过来看，从前招纸贴到官厕所的矮墙上，现在广告登满报纸的，顶多是药店，也并非生药而乃是现成的丸散膏丹，我们也不好一定说医屁股的药比医头的不高尚，总之觉得这些药都很可疑，至少难免有十分之九以上是江湖诀。不管是治什么东西，宣传的方法大抵差不多，积极方面如不说斋戒沐浴，也总是选择吉日，虔诚配合，吃了立见奇效，自无庸说，消极则是近有无耻之徒，鱼目混珠，结果是男盗女娼，破口大骂。这种说法我想殊欠高明，恐难得人家的信用，然而广告与宣传却老是那一副手段，或者因为没有别的方法也未可知，或者信用的老实人着实不少，所以不惜工本的做下去，也是可能的事，虽然这在我看去多少有点近于奇迹。至于说不好，即跟上文而来，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件事，盖事情如有虚假，话也就难说得圆满，我们虽未学过包探术，唯读书见事稍多，亦可一见便晓，犹朝奉之看珠贝，大抵不大会得失眼也。

　　本来自然界亦自有宣传，即色香是已。动物且不谈，只就植物来说。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何也？桃花有桃花的色，李花有李花的香，莫说万物之灵，便是文盲的蜂蝶也成群而至，此正是直接传达，其效力远胜于报上的求婚广告，却又并不需要分厘的费用。或曰，童二树画梅花，有冻蜂飞集纸上。因为同乡关系，我不想反驳这故事，但是那蜂我想当即飞去了吧，在他立刻觉得这是上了当的时候。大约此蜂专凭眼学，所以有此失，殊不知在这些事情上鼻子更为可恃。说部中记瞎子能以鼻辨别人高下休咎，齅一卷文有酸气，知其为秀才，此术今惜已不传，不然如用以相人与文，必大可凭信，较我们有眼人从文字上去辨香臭，更当事半而功倍矣。七月三日。

　　《中国文艺》） 药堂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