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福林在街市上踱步。

　　他很悠闲，手里捧着个巴掌大的砂壶，不时地揭开盖，吹吹浮在水面上的茶叶，郑重其事地抿上两口。两只对称弯曲的瘦腿缓缓迈动着，昂着那颗不大的脑袋，把包在棉衣、皮袄里面的瘦胸尽可能地挺直，以提示人们注意他身上存在的某种尊严。然而，破皮袄却有些煞风景，尽管裹在防寒大衣里面，却还“偶尔露峥嵘”，把丝丝条条掉光了毛的黑而亮的兽皮搭到尖尖的屁股下面。

　　许多人和他打招呼。弹丸小镇，有几个人不认识他？他一概应付。这应付很有些分寸，泛泛的点点头，好一些的招呼喝茶——心爱的砂壶却决不递到谁脸前。对那些至爱亲朋，彼此就要打一些哈哈了，间或，也开一些不算太荤的玩笑，用小镇所特有的粗俗的机智去对付一下对方机智的粗俗。然后，一阵笑。彼此咧咧嘴，各走各的路，各忙各的事。

　　人人都在忙。这个小镇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些不算奢侈的小小的梦想：一间房子，一间更好的房子；儿子娶妻，巴望着能排排场场地摆上十桌八桌酒；女儿出嫁，企求能多置办些嫁妆；没工作的，希望能早日有个工作；有工作的，又希求能捞个一官半职……为了使这些“小小的梦想”成为现实，每个人都在施展心计和威力。樊福林觉着，这大街上每一个人的脑子都不那么干净哩！

　　暖暖的太阳当空照着，路旁湿润的地面冒着丝丝缕缕的蒸汽。天不冷。樊福林嘴里抿着一口热茶，竟然有些春心荡漾了。他觉着该哼两句什么。

　　“一马离了西凉界，

　　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

　　脑袋在肩上晃动着，很有些节奏感。哼得不地道，却也有味。樊福林两条瘦腿继续迈动着，开始漫不经心地检阅这个灰蒙蒙的小镇。小镇对他来说，就是整个世界。

　　他检阅世界。

　　接受检阅的是个灰色的世界。小镇西面是个发电厂，几座高大的烟囱昼夜不停地用滚滚浓烟侵犯着小镇明净的天空。镇上最出名的工业是采煤，小镇的原址就是晚清年间的煤窑，人们习惯地称它为老矿。老矿是和新矿相对而言的。新矿在镇东二三里外的一个黄土坡上，坡下就是运煤的火车道，整日里汽笛长鸣，火车吼叫，把镇子完全淹没在四起的噪声中。新矿的两座矸子山算得上巍峨了，只不过缺了点秀丽。现在，为了安置待业青年，矸子山下开了个砖厂，用矸石烧砖。站在小镇的街市上就能看到砖厂高大的烟囱。

　　小镇上的大多数公民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和煤矿有点关系。下雨天，满街都是矿上发的长统胶靴。春秋天，到处都是同一样式的工作服，不论大人孩子，几乎人人一件。现在是冬天，大街上最多的是同一颜色、同一样式的防寒大衣，这也是矿上发的，樊福林从没有当过矿工，眼下也穿了一件，那是他儿子的。

　　小镇这几年热闹了许多。主要街道煤源路有了两个十字路口，除了原有的两家百货商店外，又添了几家集体经营的商店，有的商店门口还装上了霓虹灯，颇有些现代文明的味道了。饮食服务行业更为兴盛，大路两旁四处是煎饼铺，小吃摊，有街道办的，有个体户的，热气腾腾，熙熙攘攘。这小镇地处苏鲁皖三省交界处，生活习惯受山东影响却最重。镇上的人有吃煎饼的习惯，往日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鏊子，这鏊子就是做煎饼的家什。

　　樊福林爱吃煎饼。他经常向人们推销他的“煎饼主义”：“煎饼这东西好吃，吃起来带劲，有嚼头，填进肚里实在，就碗咸汤揣它三五个，能撑一天！米饭，唏，米饭算啥？扒它三碗，几个屁一放就没了！”听者大笑，他却不笑。

　　一路转来，他对煎饼铺特别留心。转到第一个十字路口时，他注意到，又有两家个体煎饼铺开张了，他趁兴在头一家煎饼铺买了两张纯白面煎饼。

　　旁边，就是个卖豆汁、油条的早点摊，八九点钟了，依然有许多人在此光顾。这些人大都和樊福林一样，是些退休的老头、老太，有几个樊福林是认识的。

　　“哟，樊大哥，坐：这里坐！”

　　一个猪头猪脑的胖子和他招呼，在油光光的嘴唇上下运动的同时，宽厚的臀部在长凳的吱呀声中象征性地挪动了一下。

　　“哦，你坐！你坐！”樊福林拉动了一下脸上干瘪的皮肉，不太合格地制造了一个笑。

　　“樊大哥，这阵子可好？”猪头嘴里嚼着煎饼，两只凸凸的眼睛不怀好意地盯着樊福林。

　　“鬼混！鬼混！嘿嘿！”两声“嘿嘿”是硬从嗓眼里挤出来的，迁就中含有蔑视。

　　“哎，樊大哥，听说镇上新搞了个建筑队，一色的待业知青，要请几个老瓦工帮持帮持，你没报名么？”

　　樊福林眼皮一翻：“报——”

　　“你报我也报，咱老兄弟俩……”

　　“我报他个席！”

　　好好的心绪被破坏了，樊福林觉着晦气，他决定不再搭理猪头。要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汁，两根香脆的油条，他的牙齿开始一丝不苟地工作了。他把砂壶放在桌上，本想把头上的毡帽和砂壶并排放在一起，可那桌上黑乎乎的，油泥太多，他犹豫了一下，终于把毡帽放在膝头上。

　　一个肉乎乎的东西在他膝头摩擦着，他低头一看，一个红苹果似的小脸蛋从桌肚里探了出来：

　　“樊爷爷好！”

　　“唔，唔”，煎饼油条的混合物在嘴里梗了一下，在一口豆汁的压力下，顺着猛然增粗的喉管滑进了胃里，“谁家的小子？真乖！”

　　“樊爷爷乖！”

　　小摊上一阵笑。樊福林也笑了。猪头笑得特殊，两只金牙在阳光下闪着黄澄澄的光。

　　笑是一种号召，一种纵容。小家伙有点肆无忌惮了，依在樊福林膝头上，小脑袋一歪，问：

　　“樊爷爷，你还反革命不？”

　　“啊——啊嚏！”樊福林鼻涕、眼泪一起出来了，“这……这小狗日的，谁教你的？唵？”他把小家伙一把推开，抬头看了看不怀好意的众人，示威似地把粗粗的煎饼卷塞向嘴的纵深部位，咔嚓一口咬断……

　　樊福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这“反革命”的外号，人家喊了十几年了，他从没觉着有什么不合情理，今天却觉着太不象话了，——他毕竟到了需要人家尊敬的年龄。

　　过去，人人喊他“反革命”。这称呼喊起来上口，记起来容易，书写也方便，连三岁的孩子都这么叫。有些人倒是想庄重地喊他的名字的，可一看到他那张并不庄重的脸，舌头在嘴里打个滚，“樊福林”和“反革命”的发音界限就不甚清楚了。

　　这张脸委实不庄重，每每拿起镜子，樊福林就要埋怨老祖宗一番。额头窄而凸，下巴尖尖的，看侧影象个歪脖子鸭梨。眼眶下陷，小眼珠子黄而干，缺点水气。眼眶下面，分外凸出了一些的，是蒜头鼻子，红而大。嘴就更不守规矩了，上牙床拚命自我扩张，很不友好地把嘴唇顶到鼻子底下；下嘴唇愤然抗议，分外的厚了一些，从侧面看去，象个球成了团的棉帽沿。皱纹不规则地强加在瘦削的脸上，白发也有一举扑灭黑发的趋势。假如这张脸上曾有过一些美的东西的话，今天却已荡然无存了。

　　他老了，五十六了。

　　老了得不到人们的尊重是一大悲剧。樊福林每天都承受着这悲剧给他带来的痛苦。不过，他对一切都马虎惯了，对痛苦亦采取了马虎态度。

　　《参考消息》上讲得果然不错：豆汁比牛奶的营养高，热量大。樊福林把一碗豆汁打发到肚里，几滴细小的汗珠便被顶出了汗毛孔。他舒舒服服打了个饱嗝，付了钱，把剩下的最后一口煎饼油条勉强塞进嘴里，立起了身子。

　　猪头还没吃完，见他要走，忙把嘴里的咀嚼物挡在舌头旁边的腮里，呜呜噜噜地道：

　　“樊大哥，建筑队的事，你真不干么？”

　　“扯淡！我又没有待业的儿子、孙子，为啥要干？！”

　　不卑不亢，理直气壮。樊福林把不屑一顾的目光从猪头的胖脸上移开，用舌头打扫着口腔里的残渣余孽，继续向前晃动。

　　过了六孔桥，来到了煤源路尽头的镇委大院。这地方樊福林不陌生，在大院的广场上，他低头挂牌挨过斗，高大的主席像前，他虔诚地请过罪，早些时候也到这里闹过上访，如今上访似乎不太时兴了，他才去得稀了。

　　镇委大院无疑是小镇光荣、威严、庄重之所在了，高大而气派的门楼上高挂着一枚国徽，门楼两旁并排站着四五个显赫的牌子，牌子跟前终日有个老头儿在那儿抽旱烟，仿佛他和门楼、木牌、国徽一起组成了庄严的概念。门楼上开始张灯结彩，大红灯笼已从门楼的横梁上吊下来，樊福林这才恍然意识到：春节快到了……

　　镇委后面是邮电局，邮电局门前有不少扑克摊。盘踞这些扑克摊的，大都是些退休老工人，年龄几乎全在六十岁以上。这里是小镇风俗画中比较精采的一个部分。来到这里，你会觉着除了阳光，一切都是粗俗的。有的人依着墙，对着太阳在捉虱子，把并不健美的胸脯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扑克则必顶鞋，似乎他们的乐趣就在于被人家踩在脚下，而且不只是一只脚，最多的——尚不是小镇的记录，顶过二十一只鞋，叠起来有半人高。这些劳累了一生，挖出过几座煤山，已经当了爷爷或者太爷爷的人们，就是这么消耗着多余的生命，安详地等待着死亡。没有人认为不合理，也没有谁想着来改变它，连他们自己也没想过。

　　高雅的，有点艺术味道的生活，要算听大鼓书了。说书场在对过的大洼子里。据晚清的老窑工讲，原来这个洼子是有水的，洼边住过一个姓刘的地主，这洼就因人得名，叫刘家洼，小镇又因洼得名。民国初年，这里隶属山东，在山东省地图上标的地名就叫刘洼。现在，这洼完全干枯了，大约干枯了几十年。不知哪个说书人发现了这一所在，便正式启用为艺术天地了。

　　这艺术是小镇特有的一种艺术。什么东西到这里都变了味，说书人既是演员又是作家。革命年代说样板戏故事，李铁梅和王连举也谈起了对象。另一个又不同了，偏把王连举编排为李铁梅的表哥，说是从小订下了娃娃亲。这两个艺人后来大约都被判了刑。说书人还有一个绝招，说到某一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细节，他偏要言传，而这一言传势必要污辱妇女界，于是乎，便打个躬，作个揖，口中念念有词：“嫂子大姐，婶子大娘，暂请后退三步。那位大姐说：不要紧，不碍事，说书的，你说！咱是新中国妇女，但说无妨！好！我说。说出来你别骂，骂，我也听不见，一阵风刮你家去了！”道白完毕，那粗俗之精华便脱口而出，眨眼间，小小的洼地里一片笑声。

　　樊福林喜欢听书。他自认为有几颗艺术细胞。在这里，他陆续听完了《三侠五义》、《水浒》，如今正在听《三国》。

　　说书的是麻脸刘，小镇著名艺术家。此刻，关羽、关公、关二爷正在飞溅的唾沫中过五关，他两只短而粗的手把支在洼地中心的小扁鼓打得蓬蓬响，嘴张得瓢儿一样，脖子上的青筋凸得老高，周围的听众不下百十口。樊福林四处瞅了一下，见同住一栋房的邻居刘福寿噙着老烟袋杆坐在朝阳的南坡沿上，便晃动着瘦腿凑了过去。

　　刘福寿象条瘦小的、蜷曲着的干鱼，鸡爪似的手里偏偏握着杆两尺长的烟枪，两下一比，你会觉着他的体重决不能比烟枪重多少，你甚至会怀疑：他是不是能扛动这杆枪。

　　刘福寿见樊福林向自己靠拢，忙把瘦瘦地锥在地上的屁股挪了挪。

　　“坐下！坐下！”

　　“哎，你坐好！开了多会儿啦？”

　　“刚刚唱几句，不晚！”

　　招呼着，刘福寿递过了烟枪，樊福林不客气地接了过来，猛吸了几口：

　　“喝！有味！有味！才买的烟叶？”

　　“人送的，地道的关东叶子！”

　　“好！好！”似乎觉着有点过意不去，樊福林把小砂壶递到刘福寿的手上：“来，你来品品我这茶，一级龙井！”

　　刘福寿捧过砂壶，先暖了暖手，然后郑重地揭开壶盖，用那连汽油、酒精都分辨不出的失效的鼻子嗅了嗅想象中的茶香，而后，“咕嘟”喝了一口：

　　“哦，不赖！回家给我泡一壶。”

　　“行哪！”

　　刘福寿对听书并不象樊福林这么上瘾，他到这乱哄哄的说书场，与其说是听书，不如说是来凑热闹。他平生最怕孤独，最耐不得寂寞，到老来，当沉重的暮气笼罩着他周围的一切的时候，他更不愿独自一人呆在那里。

　　“哎，福林，听说了么？咱镇上又换了个新书记，前天上任的，孙大头走了！”

　　“哦？新书记姓啥？”

　　“姓赵！叫……叫赵双！”刘福寿扁平而干瘪的脸上浮出一丝得意，“这人我认识，早先在煤矿呆过的，做过搬运工区书记！”

　　“是他呀？我也认识！”

　　话说完又有些后悔。他认识赵双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反革命帽子，有什么好吹的？！

　　刘福寿脸上的得意却因这话而顿失几分，口里喃喃着：

　　“好哇！你认识就更好了，这赵书记不坏的，比孙大头强多了，或许，或许你那房子的事就能解决！”

　　“唉！福寿哥，我还是那句话，咱谁也不信，只信自己！指望他？影也没有！咱要象国际歌里唱的那样，自己起来救自己！你等着瞧，回头我就到镇委缠他，他娘的，他要是……”

　　“噢……听书！听书！说那些晦气事干嘛？赵书记我还是能说上话的，到时老哥我来给你帮帮忙！”

　　樊福林叹口气，没再言语。

　　两人各自想着心思，迷迷瞪瞪地听书。

　　麻脸刘唱上了劲，脸涨得通红，鼓打得山响，嗓子有了点沙哑，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嘶叫，这嘶叫颇有几分原始的味道，也算得上壮怀激烈了。那关羽、关公、关二爷，不贪图曹营富贵荣华，一心归汉已连闯四关，在这第四关的关口上，麻脸刘卖了个关子，准备收钱。有些狡猾的听众要溜，麻脸刘一面转弯抹角地骂人，一面不住地行礼，每收到一张角票，便热情洋溢地对角票的主人表彰一番。

　　在这声鼓停息的瞬间，樊福林脑子里跑起了野马。和刘福寿的一番对话，勾起了他许多难忘的记忆，关于自己，关于这个小镇。他觉着这个世界很对不起他。过去，他做梦也不敢这样想，现在，他不但敢这样想，也敢这样说。不简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胆大了。这胆大和伟大也就差不多。他觉着自己已经有了点伟大的味道。他要做人，堂堂正正做人，他要以人的权利，收复以往丧失的一切。他要得到人家的尊重，他觉着，当人家尊重他时，他也会尊重人家的。同样的道理，社会尊重他，他才能尊重社会，可往日的社会真的尊重过他么？

　　他想。

　　他认真地想。 庄严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