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不受环境影响的文学，也没有不影响文学的环境。在文学中道德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无所不在的道德的作用，文学获得了种种深入人心的情感因素。哲学给文学以想象的双翼，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出现时，文学首当其冲地会受到其影响，表现出新的艺术审美和价值观。至于宗教，从某种意义上看，早期的文学简直就是它的一部分。在政治、道德、哲学、宗教各类环境中，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无疑是最直接和最大的。一个时代的政治风尚可借助其无所不在的触角，用直接和隐性的形式推动文学发展。

　　十三岁那年，我从母亲工作着的乡村商店所收购到的废品中发现一本残缺不全的《萌芽》。那时，对于法国我只知道两个人，一个欧仁·鲍狄埃，因为他是《国际歌》的作者，另一个是戴高乐将军。左拉是我知道的第三个法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不知何故我一直认为左拉是女性，后来当我发现左拉不是女性时，竟然还以为是别人弄错了。曾经在一篇关于左拉的研究文章里读到，左拉前后花费二十五年时间，写了一部包括二十部长篇小说的庞大作品，取名《卢贡一马卡尔家族》，涉及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出场人物有一千二百多个。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景象，本身就构成一种强大的环境。对于文学，太过强大的政治环境，并不是好事。有个很好的例子：在中国有非常多的人喜欢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从普通人到讲授文学课程的教师，大都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等作为世界文学经典，实际上这些作品是契诃夫只有二十几岁时的练习之作，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样的作品似乎更能表现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才使它们得以成为所谓名篇名著。左拉的作品，也曾有过如此情形，否则像《萌芽》这样的作品极难出现在中国的乡村。

　　面对政治的影响，文学必须保持警惕。关于左拉，有一本最近出版的文学教科书是这样介绍的：“出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作家左拉，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实验的方法被运用于医学、生物学、文艺学等时代风气的影响，提倡小说应着重写人的生理本能，写小说就像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不应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强调文学创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主张用纯客观的态度把生活中的一切细枝末节精确而毫无遗漏地摄取下来，不表露自己的思想感情，也不对事物作结论。”对左拉的文学认识正在摆脱先前那些政治因素的困扰，但我以为这样评价仍然有失中肯，在我看来，影响左拉写作《萌芽》的是他所拥有的那份博大的爱——对同样作为人的普通的爱，对男女主人公一点点地走向歧途，一次次擦肩而过，直到濒临死亡归于爱情的爱。

　　对于文学，爱是唯一不可或缺的。在一切人的行为中，有一些是基本的，就像一加一等于二，它的意义就在于那是数学逻辑的起点，不用怀疑，不用迷惘。文学所面对的环境，也有它的基本所在，譬如爱，譬如恨，将爱作为一，将恨也作为一，文学则是它们相加的结果。爱是开始，也是结局，那些各种各样的恨，则是从爱到爱之间的过程。作为艺术的文学，总是一边受着政治的影响，一边对政治进行反抗。政治影响着文学，却也伤害着文学，当国家机器强使文学成为其力量的一部分时，这种伤害会变得更加突出。唯有那些指向灵魂的爱，才能化解政治环境恶化时对文学产生的副作用。

　　一九九五年冬天，我第一次来到欧洲，途中转机时，因暴风雪而被困在布拉格机场，一个人待在酒店的房间里，无所事事地开着电视机打发时光。那些彻底陌生的语言，反而让我对语言的美妙产生一种空前的信任。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观看一部法国电影。多年以后，我有机会欣赏了基耶斯洛夫斯基导演的电影杰作《蓝》《白》《红》三部曲，才知道当年在布拉格躲避暴风雪时看过的电影，原来也是琼·露易丝主演的法国电影。与那部描写父亲与儿子的未婚妻相爱的电影一样，帕特利斯·勒孔特导演的《理发师的情人》同样让我十分喜爱。理发师玛蒂尔与从小就决定要娶一个当理发师的女人做妻子的安东尼奥一见钟情，并且结成夫妻，正当他们过着温馨安宁的日子时，玛蒂尔却选择在一场暴雨到来时将自己年轻美丽的生命投入洪水里，临终前她所说的一席话，“我永远也不离开你，所以我才选择在你离开我之前离去；我永远爱你，所以我才选择在你不爱我之前离去”，更是让人刻骨铭心。为此我曾经想过：难道真的有“爱比死还冷”的季节吗？不如此就不能维系爱的长远与永恒吗？电影中的法国并不是口口相传中的法国，浪漫是哲理性的，性爱是有人性的。我在看好莱坞电影时，纯粹是用一种游戏与娱乐心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很容易接触到的影像艺术，就像美丽的彩虹，魅力足以使人惊艳，却不能达到动人心魄的程度。但在观看法国电影时，经常以为自己正在阅读某部文学经典的一个章节。法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强调文学性，所表现的也是一个时期一个地域的人文精髓，后者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将某种可能被忽略的商品，从超级市场里突出出来，充分体现其物质价值。在寒冷的冬季，想要取暖，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各种设备和材料进行取暖，第二种就是进行充分的身体锻炼。法国电影正像第二种取暖方式，具有强烈的思想穿透力。

　　一个人总是在他生活迷惘的时候，才会有深刻的思虑。爱不需要环境，环境却离不开爱。爱不需要文学，文学离开爱就会成为连篇废话，就会变得粗鄙、胡说八道、不负责任甚至是竞相展示无耻与无知的非文学。

　　环境直接影响着作家的生存方式和写作方式，并制约着文学的发展。

　　法国作家贝尔纳·克拉韦尔的《冬天的果实》我最近才读到。我喜欢他那天才的笔墨：可恶的战争结束了，日子不仅仍然黯淡凄凉，甚至在很多时候比战争期间还艰苦，该有的都没有，想要的要不到，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让自己振作，哪怕还有一丝力气也要用来往前走，然而沉重的日子终于耗尽了他们的生命。中法两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在语言上，汉语和法语同为人类所拥有的少数极为优美的语言；在文学上，中法两国作家一直将自己所拥有的现实主义风格作为主流；在民族性情上，中法两国的人民同属勤奋勤劳并经常选择用暴动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在经济上，中法两国亦是长期以农业为主体；还有一点相同之处，法国曾被德国所占领，中国曾被日本所侵略，两国都曾经有由大批投敌的法奸或汉奸组成的伪政府。在阅读法国的“战痕文学”时，几乎处处都有似曾相识之感。汉语中的汉奸一词，与法语中的法奸一词，是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胸口上一道总在隐隐作痛的伤口。它是中国和法国的家丑。自己说起来心痛，别人说起来除了让人心痛之外，还会感觉到一种额外的耻辱。

　　一九八八年秋天，爷爷去世之际，我写过一组以二战时期日本侵略中国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爷爷还很年轻时，从乡下来到武汉替人织布，有一天他在街上无缘无故地遭到几个日本军人的毒打，一起进城的同乡将他当成死尸运回乡下，靠着乡下郎中的草药，在整整躺了十五个月后才重新站起来。被日本军人打烂的胸口上留下一个指头大小的窟窿。小时候，我们特别怕那个窟窿，总以为可以从中望见爷爷的心脏。那年秋天，爷爷胸膛上的窟窿开始往外流血水，半个月后，爷爷就死了。爷爷的死仿佛让我经历了那场我本没有经历的战争，那个留在爷爷胸膛上的伤口也成了时空隧道，不知不觉中就将战争的残酷与兽性转移到我的身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与日本有关的一切抱着极端的仇恨，家里没有一件日货。直到有一天，儿子也开始在我面前表现出对日本人不共戴天的仇恨，第一次听见儿子说出那样粗野的话时，我的内心发出一阵震颤，并在突然之间想到，已经过了三代人，这场仇恨难道还要延续到第四代人身上去吗？不管日本人如何看待他们国家曾经的罪恶史，对我们来说首先要问自己如何面对世上最让人觉得可怕的仇恨。从那以后，我试着强迫自己一点点地改变，并慢慢地发现日本民族其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尊重与学习的地方。恨是面向过去的，是倒退的，是一种原始的欲望，过多的仇恨只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肮脏。而爱是面向未来的，是向前走的，是将人的原始欲望转变后的一种伟大的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于中法两国的文学，需要作家们深思的东西更多，从仇恨的起点出发，要达到爱的终极关怀，所走的路途远比俄罗斯文学、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更为漫长。与《冬天的果实》的环境一脉相承的还有加斯卡尔的《死人的时代》，一如爷爷之死触动我对那段历史的写作，对于二战，中法两国的作家们，不难达到从爱到爱，然而在结果与起始之间，因敌方与同胞共同犯下的罪恶，那些本该是恨的过程，不断地为我们设置着比恨还令人痛苦的陷阱。事实上，这种情况对中国作家来说更为严重：作为侵略者一方，日本的国家机器甚至不肯承认那铁证如山的罪恶。二〇〇三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说，他只听从真诚与良知的声音，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循着真诚与良知的召唤走到这个木制的演讲台上的。库切的话让我想到那位使历史为我们这个时代自豪的南非总统曼德拉。上个世纪末，曼德拉从监狱里走出来后，有无数理由在那里等着他，让他对那些残酷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实施正义的惩罚。伟大的曼德拉先生偏偏选择了他认为最正确的选择：和解！他让许许多多的施暴者坐到受害者或者他们的遗属面前，回忆当初所发生的一切。相信人并对自己国家充满信心的曼德拉先生的确找到最珍贵的钥匙——爱！南非两大族群之间与仇恨和解，足以让全人类引以为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库切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应视为这个世界上所有清醒者共同的荣誉。我宁肯相信，库切只是他所在国家各个族群的代表，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发给由他来体现的充满仁爱的崭新环境。从曼德拉的南非再到库切的南非，看得到因为政治而发生的众多仇恨，在爱的名义下不断地蜕变。不要在乎别人有没有为自己的罪恶而忏悔，而要让自己首先做到用心去爱每一个人。

　　汉语中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血债血偿等视爱为无物的词汇。法语是否有类似的词汇？这种用非爱的方式进行惩罚与报复的方式，应该远远地抛弃之。就文学而言，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是一个过程，文学对环境的影响才是目的。贝尔纳·克拉韦尔在《冬天的果实》卷首中写道：纪念被劳累、慈爱或战争悄悄折磨致死，而在史册中未见提及的父亲和母亲。文学对于每个人正是如此，写作和阅读，都是为了纪念，不使那些曾经活在我们心中爱的细小痕迹，被厚土埋葬，被人潮淹没。

　　（本文系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七日在巴黎

　　法中文化年中国文学周活动上的讲演） 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