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学重在表现人的命运，那么办杂志则是体现文学的命运。
文学与杂志，有着不可分割的共同命运，那种麻木面对无边杂志潇潇落，而希望不尽文学滚滚来的认知是荒谬的。
文学杂志在全国各地广泛存在，也是我们国家的体制所决定。绝大多数杂志社都是所在省市直属。相比五四运动前后，文学杂志也很兴旺，却处在自生自灭状态；应当说，当前办杂志，比办公司、办企业要过硬一些，起码在地方政府那里是在册的，所谓边缘化和生存危机只是相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空前红火而言。
当代文坛，最大的不足是宁为玉碎之心不足。办文学期刊要有宁为玉碎之心。
四年前的这个时节，新《芳草》正式出版，从一开始我们就确定了“汉语神韵，华文风骨”的宗旨，旗帜鲜明地追求气韵优雅、风骨大气的经典汉语文学品格，公开向媚俗风尚说不，尊重市场规律，但绝不向市场作放弃原则的妥协。
办好杂志第一是发现好作家，推出好作品。
文坛中人常说，看准了好苗子，就要大力推出。实际问题是，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谁敢丝毫不差地断定，那就是一棵定能长成参天大树的好苗子？这时候，往往起决定作用的是编辑们的决心。经典性作家作品是一块老玉，新人新作则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办杂志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敢于决断，将别人眼中的石头，当成玉来珍惜。二〇〇六年新《芳草》首期，我们就力推青海藏族作者龙仁青，一下子发了他的三个短篇小说。杂志一出来，就引发各种议论。某些人也怀疑，新杂志推新人，文学界会不会认可。我们继续坚持自己理想，第二期又一下子刊发了龙仁青的五个短篇小说。事实上，接连刊发的这八篇小说，让文坛关注到这个被评论界认为是“时间之外的孩子”的写作。在龙仁青之后，还有一位藏地作家，就是这次获得排行榜奖的次仁罗布。二〇〇九年第二期，我们精心组织了一期“吉祥青藏专号”。当时，次仁罗布的作品也到了，我们却另给他一个更突出的亮相机会。所以，二〇〇九年第四期，我们在头条位置上推出了这位年轻的藏地作家的一组短篇小说《放生羊》《阿米日嘎》。当时就有朋友好意地提醒，除了《民族文学》，内地还没有哪家刊物如此接连刊发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这两篇极具青藏文化特性的小说刚一发表，便双双引起关注，并被多家选刊选本转载，《放生羊》进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主办的“二〇〇九年中国当代最新作品排行榜”，并译成韩语。《阿米日嘎》则获得这次的《小说选刊》排行榜奖和中国小说学会举办的二〇〇九年度短篇小说排行榜。
还有这次同获《小说选刊》排行榜奖的青年女作家陈旭红。二〇〇八年在我们杂志第五期上发表小说处女作《人间欢乐》，并被《小说选刊》转载。只相隔一期，二〇〇九年第一期，我们再次推出其中篇小说《白莲浦》，引起《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多家选刊关注。
在不久后出刊的第二期杂志上，我们同样用头条位置，同样用八个彩页，推出甘肃武威县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家李学辉的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由于杂志出来不久，在京沪宁等地的反响如何还不得而知，在西北地区的影响之大，可以从各类来信来稿和持续不断的邮购可见一斑。
南京作家鲁敏差不多也是这样。二〇〇七年年初收到她的中篇小说《死者的恩泽》，我将它改名为《逝者的恩泽》后，在当年第二期上推出来。这篇品质很高的小说，是新《芳草》首次有作品被《小说选刊》头条转载。从这篇小说开始，鲁敏迅速成为一名有广泛知名度的作家。
在关注青年作家的同时，对于一些有才华、有名气的作家，当然不能忽视，如阿来的《空山》（第二部）便是最先在新《芳草》上露出真容的。因为都是作家身份，互相沟通起来更加方便。那次在北京人民文学社听说阿来有新作将出版，就与其责编脚印联系，她很肯定地说，阿来不可能将其交给我们发表。当着她的面，我马上打电话给阿来，五分钟不到就说定了。北北的长篇散文《发生在浦之上》，是她个人十分看重的作品，我们只是在九寨沟有过一次并不太长的交谈，随后她就在第一时间将脱稿后的得意之作给了我们。
还有一个例子，甘肃作家叶舟，新《芳草》从第一期开始，先后重点推出他的长篇散文《花儿：青铜枝下的歌谣》，占据二十个页码的《叶舟的诗》和长达七万字的中篇小说《风从哪里吹来》。其中最能体现作家与杂志是为天生共同体的是二〇〇八年，他给了我们后来被编辑为《叶舟的诗》的一组诗作。因为很欣赏，觉得光是将他的诗歌作品发在大型文学期刊头条位置上还不够，于是就想出用八个彩页发表作家生活照，放在杂志最前面的位置上。也是从这开始，新《芳草》每一期都无例外地用彩页来开始，既可以突显杂志的气质，又能突出作家品位。
在创意时代，杂志更需要突出自身特色，这也是办好杂志的第二个要点。
文学杂志最重要的特色当然是好作品多。须知很多时候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时候，杂志的栏目设计就显得重要了。在大家都不可能改变的小说这一主要板块之外，新《芳草》设计了一个最具自己特色的《批评家自传》，以及在获得文学界认可之后，发展变化而来的“批评家传”和“作家评传”等。面对文学杂志普遍担心文学评论这一块与读者趣味的差距，从二〇〇七年下半年开始，持续用较大篇幅进行“当代文学的中国经验”讨论。正是这种别人都不做的独特性，反而引起文学界的格外关注，一度形成了热点话题。事实证明，杂志除了有自己的坚持与坚守，还要有属于自己的“前沿性阵地”。
新《芳草》走过的四年，让我经常思索一个问题——主编在文学杂志中的作用。这即是办好杂志的第三要点。这是一个十分敏感，但又不能不说的问题。前些天，在北京的一个会上，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会后还遭人诟病，以为我当主编是“票一把”，迟早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写作中去。所以，这话由我来说反而比较合适。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一提主编是杂志的灵魂，就会被说成是拿公家的钱办同仁杂志。一家杂志，真要办好，办成很重要的杂志，主编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巴金之于《收获》，秦兆阳之于《当代》，周介人之于《上海文学》，刘玶之于《钟山》，宗仁发之于《作家》，还有我最熟悉的《长江文艺》主编刘益善，在最困难时期为杂志的生存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我相信，如果社会体制赋予主编更实在的编辑权和人财物权，相信文学杂志的处境会比现在要好很多。因为次仁罗布和龙仁青等藏地作家作品，在新《芳草》上频频出现，我获得一个“藏迷”的雅称。这个雅称是扎西达娃在重庆的中国作协的全委会上告诉我的。能获得这个雅称还由于新《芳草》破天荒刊发了藏地老作家朗觉·班顿的长篇小说《绿松石》。这部小说的藏文版出版于八十年代，并曾获得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译成汉语十几年，都没有找到杂志发表。扎西达娃推荐来，我在第一时间看过，觉得是一部放在汉语文学作品中比较，也是一部难得的佳作，当即决定发表。其后《长篇小说选刊》也迅速转载。正因为我以作家身份出任主编，不会在杂志社领取人生最后的养老金，才可以放开手脚，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将主编的角色设计，在办杂志的过程中有效实施。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文学的命运就是这样。当我们抱着玉碎的信念，文学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
当年武汉地区的文学前辈，将《武汉文艺》更名为《芳草》时，其旨意必定是有自身追求的。只要做出自己的风格，无论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还是芳草萋萋鹦鹉洲，都能呈现出一派美景。
（在《小说选刊》创刊三十周年出刊三百期纪念暨文学期刊主编会议上的发言）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