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个打从内心尊敬的人称为老哥并不是我的创意。

　　第一次从别人那里听到这种称呼后，我就毫不犹豫地觉得这样非常好，不仅符合自己的身份，对被尊称者也再合适不过。随后我就这样叫了。老哥听到我换了一种叫法，过了好久才问：“我真的老了吗？”不知道早先那些如此称老哥的人是不是也接受过如此疑问，至今我还清楚记得那一瞬间里老哥神情的变化，不像是伤感，也不像是忧郁，在当时的感觉里倒像有几分责备，毕竟此前我和许多人一样，一直将他称作“刘老师”。前几天，在《上海文学》上读到杨斌华所写的回忆周介人先生的文章，提到吴亮等人曾经当面问周先生，是否可以像陈村那样不叫他周老师而叫老周。周先生笑着说可以，转过身后，眼睛里却闪现出两朵泪光。天下许多事情不仅相通，而且相同。经年累月，当编辑的为人作了许多嫁衣，眼见着丑小鸭变白天鹅，小秧子长成参天大树，先前的老感情虽然还在，却不见那些人像往日那样时常来叙。老哥没有流泪，说过了，笑过了，我们怎么叫他就怎么应，到后来竟然自报家门地不时冒出一句“我是你老哥”之类的话语来。倒是一帮在其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家伙，反而要用不少时间来为他叹息，说老哥为人也太随和了。

　　老哥叫刘益善，三十年前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在《长江文艺》当编辑，此后便在那几间平凡而充实的斗室里一天接一天地忙碌着。我们正式认识的那一年，老哥已是副主编了。现在，他在主编任上也干了多年。在正式认识老哥之前，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次不期而遇。

　　那一天，我们在一起聊天，老哥说起自己有写日记的习惯，三十年来整整写了三十本日记，记录着许多被岁月模糊了的文坛中事，以至于许多人时常向他求证已成历史的一些事情。我当即笑着说，自己最早出现在他的日记里，一定是某某某等人中的那个等字。这件事情老哥的确不记得了，那时候他受委派去鄂东英山为某诗人的一件以政治悲剧开端，很快就演变成讽刺喜剧的纷杂之事做些善后工作，而我只是一个刚刚开始写小说，即使是在县城里也还没有丁点名气的业余作者，别人告诉我说谁谁谁来了，完全是出于好奇，想见识那些胸怀伯乐之才的编辑是何面目，正好是上夜班的我，就起早跟着别人去县委招待所的一间客房里与这个后来被自己称作老哥的著名编辑、著名诗人见了一面。老哥正在收拾行李，收拾完行李又匆忙奔向汽车站，在等车的那一刻里，我们站在街边买了些油条稀饭，老哥坚决要付所有的钱。

　　老哥果然不记得那一刻里非常感动的我，他边笑边说，我该给他当年买油条稀饭的款项付利息了。听他这一说，我又觉得惭愧，这么多年，自己不知请过多少饭局，唯独没有请过老哥，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一有这样的机会买单的还是老哥。买完单后，他还要关心我们，认为当纯文学作家稿费来得不容易。一九九六年我的四卷本文集出版后，曾经给朋友熟人送了一些，不知为什么竟然忘了老哥。后来的某天，老哥似是无意地对我说，他的书柜里都有哪些人的文集，就是没有我的。一句话说得我脸皮都快红破了，忙不迭地表示要将自己存档的仅有一套书送给他。老哥笑一笑，大度地表示这倒用不着。

　　逢到不认识老哥的陌生人，不管是我们还是他自己，都要将他的名字介绍为“多多益善”。其实善良的老哥也会做出反善良的事情。一九九二年夏天，老哥约我为《长江文艺》写部中篇，因为事情多，耽误了，到九月时老哥一连写了几封信，限我在九月十日以前务必将稿件寄给他。从收到信算起，老哥只给了我一个星期的时间。那几天我正好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多，硬撑着将那篇名为《秋风醉了》的中篇小说写完寄给他。没过几天他就打电话来非要我删去其中一些文字。偏偏我又惜字如金，最不爱删改自己的作品，何况是在发高烧时写就的文字！在电话里我据理力争，老哥却不让步，振振有词地数出一二三四几条理由，让人恨不得要咬牙切齿地骂他是那个在《半夜鸡叫》中百般盘剥长工的周扒皮！

　　对待文学，老哥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洁癖。那几年在老哥的操持下，《长江文艺》每年都要举办不下两次笔会。老哥办笔会向来是动真格的，别说游山玩水，就是早上起床晚了，他也会像生产队长一样把你敲门叫醒，到了吃晚饭时，他又会笑眯眯地逐个询问，了解谁谁当天写了多少字，弄得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捡起“大跃进”时期的那一套虚报“粮食产量”，仿佛不如此就不好意思拿起筷子。在没有时兴电脑时，老哥对那些字迹潦草的手稿简直是深恶痛绝。因为弄到几本稿纸很不容易，我一向下笔极其谨慎，哪怕是初稿也极少有涂改。为此老哥经常将我作为榜样。与我年纪相仿的邓一光就不行了，他的字写得像天女散花，每到定稿，不得不请别人帮忙抄写，才能最后送到老哥面前。作为编辑的老哥，作风严谨，细致入微，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休想从他所写的手稿中找到一个墨团。这样的细节同样贯穿在老哥对文学的欣赏与编辑中。

　　我这人是最不善变化自己的，在称谓上也学不了有些人在我面前演出的，比如早先一口一个老师，过了一阵，就改叫大哥，再往后便大名小号地山呼起来，最后便是以老刘为口头禅。年龄增长是一回事，当初的情分则是另一回事。在许多场合上别人早就把老哥叫成老刘了，我却变不了，自从叫上了，就没有再改口，一直将他叫到真的有些老了。那一天，与老哥在一起，先是有人发现我的头发也白了些许，继而便是老哥的自嘲。因为白头白得太多，老哥开始定期上美发店焗油，又因为头发掉得早而多，焗油时人家只按半价收费。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沧桑中的老哥性情却没有变。今年春节刚过，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告诉我，《长江文艺》将要发表他的一篇小说，同时还要附上评论文章。姑且不论年轻，单是他所代表的新一代作家的艺术理念能在有着六十多年传统的文学期刊上出现，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当然我更是特别地为一点也不老的老哥高兴。后来，老哥如实地告诉我，尽管自己并不欣赏这类作品，但他还是愿意用一种宽容之心来接受这样的写作。老哥的心的确宽厚。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周介人先生。那么好的一个人说走远就走远了，远得活着的人无法想象。一想到这一点我就痛恨自己。那时候并不是不了解他的病情，而是不相信周先生的生命力是有限的，脆弱的。早知道周先生也像平常人一样，心律、脉动、脑电波，都有可能在重创之下永远消失，我非要为他写上十篇文章，哪怕别人说自己像个爱唠叨的老太婆，哪怕别人背后嘲笑这不过是在投机取巧逢场作戏。可现在，再多的文字周先生也看不见了，这是我一辈子的心痛。正因为如此，我才明白，许多事情是不可犹豫、不可观望、不可环顾四周而等待的。譬如老哥，人好，心地好，很多人都喜欢他尊重他，我就该当面对他说，这不是他在乎不在乎的问题。

　　二〇〇三年十月于东湖梨园 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