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日早上五点半，河北作家何申与叫醒电话几乎同时将我从大连市棒槌岛宾馆417房间的席梦思床上叫醒。匆匆忙忙起了床，拎起头天晚上就已收拾好的行李，便往楼下赶。宾馆门前的一辆小面包车里塞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一位作家，大家都是参加了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中年作家创作座谈会后，急着往家里赶。车里坐着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以及叶文玲、赵玫、韩静霆、杨东明、张平与何申等人。我上车时，大家都说只等我一个人了。我在这个会议上备受关注的原因是大家都不承认我是中年，说我是混入中年作家队伍，这也是这次作家大聚会时一个总让人提起的笑话。在大家的善意取笑中，谁也没有意识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正在悄然接近我。

　　我是十四日下午从武汉王家墩机场飞到大连的。那天，武汉刚被今年夏天的第一场暴雨“洗劫”过，即将拆迁的候机楼前水深近半米，送我到机场的司机小刘开着伏尔加轿车就像驾着一艘小艇在水面上漂移。这之前我在航空售票处买的一张返程票竟被弄错，按照那张机票的信息，人在大连的我，将要在七月二十日再次飞往大连，幸亏在约定接机时间时，司机小刘奇怪航班抵达太早，细看之下有所发现才及时改正过来。事后想起来，这是不是上天在作某种暗示，否则怎么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在大连的几天里，我和河南作家杨东明只要一有空就下海游泳。杨东明因此在会上发言时说，他和我在海滩上换游泳裤时也在谈着文学。惹得一向作风严谨态度肃穆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翟泰丰都忍俊不禁。总而言之，这几天过得很轻松愉快，先前的那么一点预兆，根本引不起我的警惕。

　　据说大连三个月没下透雨了，但十九日晚下了一场大暴雨。从棒槌岛到大连机场的路面全是水汪汪的。盼雨盼了一百天的大连人在道路两旁的雨丝中行走，脸上尽是高兴的模样。

　　在候机厅，我想起昨晚作家与当地主要官员的见面会上，赵玫当面向大连市长提意见，说大连的机场环境实在太差了。市长的回答巧妙而幽默，惹得作家们一阵哄堂大笑。在她之前，我也有向大连市长提问，我说：中国官员中，但凡被作家写成报告文学的，之后的仕途都变得微妙起来，比如河北无极县委书记，被王宏甲写成报告文学《无极之路》后，很快就被调到地区任商务局长；山西临汾县委书记被张平写成报告文学《法撼汾西》后，同样很快被调岗，同样任职地区商务局长。这一次陈祖芬为你们家两口子写了一本报告文学，你们对此有没有类似的思想准备。大概是主持人不想让市长为难，不待他回答，马上让张胜友进行新的提问。

　　赶早班车的人中，除了我以外，别的人都去北京。去北京的航班本来是八点钟起飞，而经武汉至深圳的6331航班是八点十分起飞，我正和张平说着话，广播里忽然传出声音，让6331航班的乘客马上登机。当时我有几分快意地对张平说，我先走了。

　　我的登机牌上标示的座号是19排A座，飞机是麦道型，机号是2136。找准位置坐下后，一扫眼发现自己的额头前正是紧急出口的拉手，心里下意识地想了一下什么。接着又发现地毯上有一根约八十厘米长的硬塑镶条胡乱躺着，我本来打算告诉空姐，但《北方航空报》上一篇题为《小姑娘，你平安到家了吗》的文章吸引了我。在我有些伤感的阅读中，飞机启动了，很快便加速到风驰电掣般的模样。就在飞机正要拉起的那一刻，机身被猛地刹了一下，飞机和我们猛烈地抽搐起来，放在脚边的皮包一下子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飞机仍在滑行，跑道两旁的景物飞快向后退去，机身又抽搐了几下，在剧烈的颠簸中，不知何时机舱陷入一片黑暗。此时此刻跑道不见了，舷窗外是丛生的野草和越来越近的围墙和矮房。也许是在巨大的恐慌中，也许是在无边无际的茫然中，半秒钟之前还在癫狂的飞机突然不动了。机舱内出现一阵极短的死寂般的沉静，随着一个女人尖锐的惊叫，整个飞机迅速爆发出比癫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惊天动地的伴着哭号的骚乱。大家纷纷站起来后，有人大叫了一声说别慌，要听空姐指挥。随后的等待仿佛非常漫长，实际上也就一到两秒钟。没有任何暗示，也没有任何提醒，在某个瞬间，我突然伸手一拉紧急出口的门把手，一扇门便轻轻松松地倒进我的怀里，我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凭着本能不顾一切地从出现在眼前的这道门中钻出去，先跳到机翼上，接着又跳到地上，双脚一沾地便开始往草地深处狂奔！在我身后人们纷纷地跟着猛跑。也不知跑出多远，我才回头看了看：巨大的起落架飞出几十米，坠落在草丛与泥水中，脚边到处撒落了不知是什么的金属零件。我们是从左边机翼上逃出来的，这时我们还不知道右边机翼已断成两截，航空汽油像泉水一样往外喷。一个女孩面色苍白地跑上前来不断地重复着问我：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见女人慌得不成样子，我反而有些镇静了，伸出手将她伸过来的小手紧紧握了一阵说，不要紧了！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女孩紧随我在水中走了很长一段路，才站到跑道上。

　　天上还在下着雨，远远地看见机组人员和乘务人员从倾斜在草地中的飞机身旁最后离开，让人心惊肉跳的大火与爆炸没有发生。过了十几分钟，红色的消防车和白色的工程车才驶过来。我看见工程车上坐着的几个人还在若无其事地嬉笑。一位空姐走近我们，用颤抖的声音请我们站到一起去，有几个乘客愤怒地围上去冲着她叫骂。空姐脸上似有泪痕，她哆嗦着嘴唇极委屈地看着大家。我忍不住上前去要大家别骂，有更多的人异口同声地说，她们也是受害者，而且还是最后离开的。骂的人不作声了。我站在跑道边，望着几乎没入草丛中的飞机，总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客车将我们送回候机厅，何申第一个望见我，问我怎么又回来了，叶文玲也冲着我站起来，而我几乎是扑过去，紧紧拥抱着他们，并大声说，活着多么好，活着真好！他们尚不知已发生空难，听我说后，张胜友马上要了咖啡给我压惊。大家纷纷围过来，将我按在板凳上坐下。赵玫又说谁叫你混进中年，并问我到底多大年纪。我说自己一岁还不到。的确，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像是再生了一般。

　　机场内许许多多的候机人还不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但是，一个个神色严峻的地勤人员显然是得到消息了。后来的时间里，我突然想到，如果没有下雨，没有积水，机身摩擦地面的火花，也许早将一切焚为灰烬。如果不是机长技术精良，没让飞机在跑道上倾覆，也没让机头撞上围墙，自己此时不知成为何物了。

　　机场广播开始呼唤6331航班的乘客，一大群陌生人在指定地点集中后，一起乘坐机场大巴去到附近的一家宾馆，在客房里发了两个小时的呆，再按照服务员的通知到餐厅里吃午饭。如果有酒，这会是一次日常礼仪中豪华的压惊宴席，一张张餐桌上堆着小山一样的美味佳肴，受邀请参加的宾客却没有一个人有胃口。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却没有丁点共同语言，除了偶尔有一两声叹息，再也听不到有人说着什么。与我一样，其实大家都在内心强烈地诉说着恐惧。如果说，回到机场见着熟悉的作家朋友时，还有几分调侃念头，那么从进到宾馆房间休息与寂寞相处开始，恐惧已不可阻挡地铺天盖地而来。人最难的是与孤独相处。那样的时刻里，无论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死亡的阴影在飘荡。暂且与我同居一室的一位男子，借了我的爱立信手机给家人打电话，声音很低，有一种重压之下喘不过气来的单调。我也不想听他说什么，但我分明感觉到那些短促话语的每一个音节都在颤抖。

　　很庆幸，无所不能的死神不在6331航班上，也没有真的与6331航班过不去，它只是远远地冲着6331航班咳嗽了一声。尽管这就像不戴口罩的晚期结核病患者故意冲着密集人群咳嗽那样令人厌烦，我还是很感谢这来得格外及时的一次人生大考。面对如此考卷，自己才发现刚刚开过的那个大会，除了满足相关官员的权力欲，真的是百无一用。不过，在我这里因为听见死神不怀好意的笑声就显得不同了，至少会激励我更加高效地珍惜手抓得住、脚踩得着的时光。

　　下午一点十分，依然是麦道型号飞机，航班号还是6331，但机号换成了2105。机舱内那些年轻貌美的空中小姐不见了，在过道上款款走来的全是温柔体贴，一看就是已为人妻母的空中少妇。她们丝毫没有避讳上一架飞机的灾难，善解人意地与每一个想说话的乘客聊着他们想说的话题，在说过我们很幸运之后，还祝我们往后更加幸运。我们乘着飞机在跑道上缓缓滑了圈，从远而近，又从近而远看那架编为2136号的麦道飞机被各类车辆围困着，远远看去极像哪家小孩拆毁了的飞机玩具。这一次我的登机牌上的座位虽然换成了20排E座，却还是在紧急出口旁边。坐我旁边的中南政法大学的一位大三女生要同我换座位，我欣然同意。飞机再次开始高速滑行，然后一昂机头将陆地向下抛去，当飞行到预定高度，机舱里响起乘务长温柔动人的声音时，一百多名乘客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这是大连机场这一天飞向蓝天的第一架飞机。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于汉口花桥 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