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毕其一生，总会有几件极为在意的事情。作家也是如此，尽管写作无数，真正让其内心无法割舍、时常牵挂的作品，或许只有那么几部，至于其他，写了也就写了，是非好歹任由他人说去。在我这里《圣天门口》就是这样的作品，哪怕出版多年了，也还会有许多无法释怀的挂念。
《圣天门口》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九年十月，成稿于二〇〇五年一月，其间三易其稿，废弃的文字约二十万字。刚开始写时，女儿还没有出世，到写作后期，女儿已经能够依在我的怀里，大声念着电脑屏幕上我正用键盘敲出的一个字。曾经，我很想在扉页写上一句话：献给我的女儿及天下所有渴望长大的孩子！
因为在意，所以在乎。事实上，这是我放下钢笔，拿起电脑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完稿晚于另两部长篇。但开始写作却是最早的。对一个用笔数十年的资深写作者，将笔换成电脑宛如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所触及的往往是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换笔在写作中所触及的根本，是写作者在书写汉字时的感觉，从先前墨水自然流淌，到后来键盘叭叭响，这就像偌大的体育馆内多开了一扇门窗，一般人无法感觉到的气流轻微变化，但会对羽毛球运动员产生重大影响。我用了五到六年时间来适应，准确地说，是用《圣天门口》的全部写作来适应。事隔八年，在对当初出版的《圣天门口》进行订正时，对照当时定稿了的电子文稿，还能发现其间因对电脑的不适应而出现的幼稚的错误。
改变还来自我对长篇小说文体的挑战。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几年，文学面对市场时普遍采取妥协姿态。“小长篇”的泛滥是其直接产物。二〇〇四年年初，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的潘凯雄深夜突然来电约见。那天深夜，在武汉一家酒店顶楼的旋转餐厅，说起我正在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他沉默着什么也没有说。半年之后的一个深夜，已升任社长的凯雄兄又一次深夜突然来电话，开口就说：“你那个百万字的大家伙我要了！”那时他并不清楚我写的是什么，除了彼此的信任，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理由。要感谢的还有初版的责任编辑杨柳女士。对于此书的出版，我曾提出唯一的要求，责任编辑必须杨柳。那时我并不认识她，只是风闻王蒙先生的书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则一律指定由她责编。
《圣天门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令人满意的。仅说谢谢是无法全部表达一位作家的心情的。但也有遗憾。交出电子文稿后，我就担心书中有些章节难逃斧削。待收到墨香扑鼻的样书，匆匆打开来看，果然，自己最担心的几个章节，几乎尽数删去。后来，与凯雄兄见面，谈及删节文字应该先与作者说一声，凯雄无奈地表示：“与你说，你肯定不同意，但又必须删，所以就不与你说了。”听着这样的大实话，我只能苦笑。《圣天门口》初版后，文坛上的气氛有些不正常。相关际遇，现在看来，都是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生造出来的，想来不能不为其悲哀。
我最关心的还是作品中“敌人”一词。如果说《圣天门口》有出众之处，当是其百万字所描写的近代中华山河破碎、血雨纷飞、生灵涂炭，却没有一次使用“敌人”一词。当我意识到作为后人，我们不可能再将先辈同胞间的战乱与争斗用“敌人”相称，心里就有了此番写作的分量。在初版的《圣天门口》中，有些文字在编辑过程中被重新用“敌人”来表述与形容。这样的失误，当然是我的不主动沟通造成的，应当在编辑之初，就将自己的思索告知责编。
一位朋友的朋友，读过我的每一部小说。初次见面时，他就问《圣天门口》中的傅朗西在爱上紫玉之前，究竟是有过六个女人还是五个女人？朋友的朋友仔细数过，应当只有五个女人，而我则写成六个女人。在这次订正中，我将其改正过来，当初笔误，将傅朗西还没有爱上的女人提前计算到一起了。
在《圣天门口》的写作中，我特意在自己的母语方言中选了十几个有意味的常用词语。那年夏天，一家电视台派人来家中采访，他们想要了解的是最能体现湖北人性格的一句话。我回答说这句话只能是：你是个苕！在南方诸省，虽然多有使用苕字的，论起遍及程度和使用频率，任何地方都不如湖北人。在湖北方言中，还有一个说起来十分动听的词：晓得。最好听的却是第三个词：兴。据说，苕、晓得、兴，是古汉语的一部分。当北方游牧民族用血与火外加他们的语言洗劫中原大地后，这些语言就成了残存南方的化石。特别是每次听人说晓得或不晓得时，宛如天籁中飘来中原雅音。作为一方水土中的母语，“苕”字是本地人最常用的，用起来后亦是最为夸张的。“苕”所对应的是现代汉语“傻”，真用起来意味却大不相同。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真傻时，含意里往往多为惋惜。当这个人对那个人说你是个苕时，就不仅仅是惋惜了，更多的是这个人欲表达自己的见识，是个性的肆意张扬。如今的人越来越多地选择“知道”或“不知道”，说“晓得”和“不晓得”的越来越少。细细揣摩与体会，这样的替代实在太遗憾。就音乐性来说，“晓得”一词所传达的美感要超过正在趋于普及的“知道”。很多时候，人们说知道时，往往并不是真的知道，之所以那样说，部分原因是应付。当然，人们在说晓得时，也是多有不晓得的。那不要紧：晓而得，是一种参悟；知而道，却是俗套。写作像耕种一样，一分辛苦，一分收成，所以“种”是沉重的，得下大力气，身手稍有不到都不行。种菜、种麦、种棉花、种黄豆等，一般人已经记不得还有一种说法：兴菜、兴麦、兴棉花、兴黄豆。在我们的方言母语中，“兴”即是“种”。对比之下，不难领悟，“兴”的美妙。“兴”是自然的，带着天籁气韵，有如天马行空，轻重缓急都在自由境界中。所以，艺术之于我们，是“兴”出来的而不是“种”出来的。
形而上的艺术品，往往是“无用的”，正是因为艺术的无用，才能保证它的美学吸引力——高贵、神奇且给人带来美丽的愉悦。在艺术之外，无用的东西也很多。一如方言母语，许多时候，她越来越显得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不说她，大多数人不写她，一旦她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合适的艺术形式里，她存在的价值反而映衬出那些时尚的不值，时髦的无益。在艺术的眼界里，没有无用的东西，重要的，不是“种”，而是“兴”；不是“知道”，而是“晓得”；不是“傻”，而应当是由衷的“苕”。一如回到家中、回到故乡，或者跪在某个长辈的墓前，大声地用方言母语说话，那种情感，那种魅力，实在是无与伦比。看不到这些，无法表现这些，并不等于方言母语的无用，其原因往往是我们的艺术能力小了。一句方言，传授的却是血缘。依赖着母语的写作是坚实的，而失去母语的写作总是可疑的。当年将“苕”“晓得”和“兴”等中原雅音信笔写满华章的废名先生，通过沈从文，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母语显得至关重要的文学范畴中，在地域文化传承上能有多大建树，是一方水土中的作家能有多大建树的宿命。
二〇一二年夏，在亳州与魏心宏聊天，在不经意间双方就达成出版长篇文集的共识。那一刻，就想到给《圣天门口》出全本。后来，心宏兄告诉我，书稿会交给谢锦责编，便更相信自己最近写过的一句话：世间一切偶遇，全是久别重圆。《圣天门口》当初被废弃了近二十万字，与谢锦其时所约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弥天》的写作有关。因为答应赶写《弥天》，待回过头来续写《圣天门口》时，发现先前的感觉完全找不到了，而不得不重新开始。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太太，在整整半年时间里，她白天上班，下班回家几乎天天阅稿到零点，将原稿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圣天门口》进行对照和标记。太太是很敬业的编辑，那一阵她却痛苦地离开自己热爱的职业，让她更痛苦的事情还有，为了不让我因为她的遭遇而一起痛苦，她还要时时表现出对自己“失业”的满不在乎。无论是不是天意，编校《圣天门口》（完全本）也算是给她以某种心理过渡。很多时候她对编辑职责的执着几乎不顾我对笔下文字的独特感情。换了别人，也许就迁就了那些能体现汉语博大的语言或词汇，偏偏她还要从精深的角度进行论证。什么叫一字情深？这也是一种表现吧！
[本文系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完全本）后记]
二〇一三年四月六日于斯泰园 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