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曾哄传金庸先生以1元人民币的价格，将《笑傲江湖》的电视剧版权卖给了中央电视台。当时在文化圈里很是热闹了一阵，揣摩其意，不外有三：一，开个玩笑，传为佳话，无形的收益大于有形的钞票；二，表达友情，名为卖，实为送。但宁可贱卖，不能白送，在商品社会白送会后患无穷：三，炫耀自己有这个力量和气度不在乎钱，但也表明很在乎对方的这块牌子和市场。

　　钓鱼的行家管这叫“打窝儿”。“窝儿”打好了，四面八方的鱼类会蜂拥而至，再下钩钓它们就容易了。

　　几乎是照搬照抄，2003年上海的一个区，以年薪1美元的报酬招聘了3名“海归”人士为公务员，聘期1年，也造成了不错的广告效应。招聘单位是徐汇区外经委和招商中心，“特设岗位让这3个人担任兼职副职领导，不占用部门编制数和领导职数，有办公室，但可以不坐班，自己决定工作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电话、书信工作……”

　　这就是说招聘单位并不指靠他们，有你不多，没你不少。既然属于编外，还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吗？当然这对那3个被招聘者也很划算，可去可不去，干多干少随意性很大，耽误不了自己的事情，说不定还会搂草打兔子，有意外的收获。不然怎么解释他们肯为1美元付出1年的劳动时间呢？1美元也是交易，也是报酬。若出于爱心的奉献则完全可以采用做义工的形式，不要这份名义。他们中的1位坦言：之所以这么做是“需要得到这份社会名誉”。

　　有了这份“社会名誉”，是不是有助于选择更好的工作？据网上公布的资料看，去年有7000名“海归”找不到工作……如今求职不容易，各出奇招，甚至舍近求远、迂回包抄，也都可以理解，同样也可得到应有的敬意。

　　当今中国商界有两大情结：第一就是渴望有个“社会名誉”，也就是头衔、行政级别。据报载：“私营企业连云港天意消防公司董事长韩金鹏，当选为该乡正科级人大副主任。乡人大副主任按级别套本应是副科级，为表示特别重视，才破格提升半级。”某村的首富为了竞选村长一职，不惜从自己的家里拿出200多万元贿买选票……每到春天换届之际，报纸上会经常见到这样的消息：有多少富翁和私营企业家入党、当选为某某代表或委员……

　　开放之初，有相当数量的公务员辞职下海，人们天真的以为大家开始看重金钱，而不那么重视官位了。因为中国人穷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赶上推行市场经济，按以往的规律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还不赶紧忙乎着捞点钱！岂料经过十几年在中国式的商品社会里摸爬滚打，人们发觉社会时尚不仅越发地看重金钱，也更要看重官位。这有许多的贪官为证，当官不会影响经济收入，只会来钱更快，来钱更多。

　　故此不能光是“学而优则仕”，还要“商而优则仕”。

　　第二个情结是打文化的牌。当今的时尚就是把吃喝拉撒睡都须文化一番，吃是文化、喝是文化、玩是文化……人皆称儒。商人尤其喜欢被人称作“儒商”，舞文弄墨，风流儒雅，能作深沉，会讲哲学……说什么“以儒术饰贾事”，“士商异术而同志”，“良贾何负鸿儒”等等。只是让人搞不明白：“儒商”到底是什么商？历来人们知道最多的是官商、奸商、军火商……哪个是以“儒”闻名于世的大商呢？

　　近几十年来倒确有不少文化人下海经商，但真正成功者有几人？古人说，10年可读出一个秀才，10年却未必能学成一个买卖人。大商不以儒荣，儒加上商又怎么个美法儿？须知文化并不在于头衔，而在企业的精神里，在产品的品质里。既是社会风气如此，许多单位和部门也喜欢弄一些文化标签贴在自己的大门上，所以就有了类似一美元的诸多轶闻。

　　商就是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天经地义，何必以儒遮掩，或以儒标榜？儒商的钱真的就更珍贵或更干净？既以商耻，又何必为商？儒教的创始人、中国第一大儒孔老夫子，当年还是靠一个经商的弟子周济，才得以吃饱肚子宣讲自己的儒学。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热播长篇连续剧《大染坊》，歌颂了一个成功的文盲商人陈六子，将那些外国商人、汉奸买办以及留洋归来的博士商人等等玩弄于股掌之上，足堪玩味。

　　但也不能不承认，一向僵硬而傲慢的权力体制，能够接受类似1块钱或1美元这样的事情，应该算是一种进步，任性和随意总能最便捷地嘲弄陈规陋习。世间的许多事物都存在某种偶然因素，某些具有轰动效应的偶然事件，一定有其必然的动因。 国家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