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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以为“大”

一见 蒋子龙 2274 2021-04-06 06:21

  作家如老舍者,算是够“大”了吧?他称编辑为“元帅”,自己顶多是个“先锋”,只要元帅有令,自己便会拍马提枪,冲锋陷阵。许多年来人们都把这个比喻当作一种幽默,我却以为老舍先生准确地道出了编辑和作家的真实关系。碰上好“元帅”,是“先锋”的幸运,能打大仗、打胜仗。倘若遇到大编辑,作家就有可能一“作”成名,甚或写出“名作”也未可知。那么,什么样的编辑可以称“大”呢?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是能慧眼识珠。比如秦兆阳,主持《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时候,推出了王蒙、李国文、刘绍棠等一批轰动一时的青年才俊。这些人后来都成大气,担当起文坛主将的角色。其次是重情谊、重培养。不才如我,也有幸沾染过大编辑的仙气。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抓经济,召开钢铁座谈会。随后为落实这个座谈会的精神,各行业纷纷召开学大庆会议,我在天津宾馆参加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学大庆会。《人民文学》的老编辑许以,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有我这么个人,从北京来天津找到我的工厂,又从工厂找到会场,将我从会场上叫出来约稿。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编辑,真的是受宠若惊,几天后便写出了《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后不久便遭灭顶之灾,“在全国批倒批臭”。四年后,又是《人民文学》的编辑,顶着大雨到天津向我组稿,于是又重回文坛,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

  大编辑能打造名作。一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龙世辉,人们就会想到《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还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萧也牧,提起他人们立刻就想到了《红旗谱》、《红日》……如果没有这些大编辑,即使还会产生这些作品,但作品的面貌、文字的质量以及出版后影响,还会一样吗?这就牵涉到大编辑的第四个特点:能点石成金。我在文学讲习所读书时的一个同学,托我向《天津文学》推荐了两篇小说,编辑部勉强选中了其中的一篇,还做了很多修改才得以印成铅字。发表后也几乎没有任何反响。这却不能全怪我那个同学水平不高,水平不高的还有编辑。讲习所毕业后他住进人文社招待所改稿子,有幸碰上了大编辑龙世辉,一年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两年后出版一部长篇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讲习所的同学们读后都大吃一惊,感觉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写作才华有了脱胎换骨般地提升。他成名后没有再跟龙世辉合作,似乎又退回到以前的写作水平,再没拿出惊人的东西。这倒也创造了另一种惊奇,原来作家的写作水平,提上来之后还可以再退回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看他遇到什么样的编辑。

  我也亲身感受过什么叫“点石成金”。1980年初,我到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由秦兆阳老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得以近距离地聆听这位大编辑家的教诲。有一次南方一个刊物催稿甚急,我用大半夜的时间赶出了短篇小说《狼酒》,第二天早晨讲习所通知我,带着新作去见秦先生。当时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初是不敢带《狼酒》去见先生的,自己知道它是什么成色,怕让先生失望。可手边又没有别的新作,只好硬着头皮拿它充数。秦先生让我在他的书房里随便翻书,老人家默默地先把《狼酒》看了一遍,然后拿起铅笔看第二遍,这一次是边看边写,有时写在我的稿子上,有时写在旁边的白纸上。

  我神经紧张,不知老先生在写些什么,却又不敢凑过去看。直到先生看完第二遍,才招呼我坐到他对面,上来并没有批评我,只是就稿子论稿子,先分析《狼酒》里的人物,哪儿该加些什么,哪儿该删掉,才能使人物性格的发展更合理。接着又剖析我的故事,指出结构该怎样调整,哪一段该提到前面来,哪一段往后挪……三下五除二,连我自己都觉得《狼酒》面目一新了。那天整整浪费了秦先生大半天的时间,谈完了对稿子的具体修改方案之后,才含蓄地告诫我不可过分依赖兴之所至一泻千里,动笔前多在构思上下工夫,想透了再动笔,才能在写的过程中出现真正的神来之笔。

  1981年我答应《当代》的编辑贺嘉,在某个星期二来取稿。那时候我的工厂是休息星期二,让他赶在我歇班的日子来好接待。不想那个星期一快下班的时候设备出了故障,抢修设备我这个车间主任是不能不在场的,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直到第二天的生产恢复正常了我才回家。回到家看见贺嘉正在我的门口转磨磨,他是从北京坐早班车来的,可我答应给他的中篇小说由于夜里加班,还差几千字的结尾没有完成。那时我的居住条件是“伙单独厨”——即两家合伙住一个单元,但每家各有一个独用的小厨房。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我拿出已经写好的前面6万多字,让贺嘉在卧室里审查,我将切菜板搭在厨房的水池子上,给小说写结尾。我们两个一直干到傍晚,贺嘉将前面的6万多字编辑完了,我又写出了4千字的结尾,然后交换,我修改前面他指出来的错误,他继续编辑小说的结尾部分。

  这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产生的过程。后来秦兆阳先生看了这部作品,寄来一封密密麻麻写满了7页纸的长信,至今那仍是我最珍贵的收藏。作家不会忘记编辑,写和编是一种缘分,像一对搭档。我想有许多作家同自己的编辑会成为师生或朋友。上海文艺社的老编辑王肇歧,多年来在文字上对我的帮助自不必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成为朋友以来,每年中秋节前后,他若有北上的机会必给我带一盒月饼,若没有机会亲送就会通过邮局寄来,从未忘记过。这股长远劲儿,体现了一份多么厚重的情感。我无比珍视,终生不忘……

  (2011年5月9日) 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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