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喜欢对上了年岁的人称老，但多用于当面的客气和尊敬。唯一的例外是对巴老，更多的不是当面，而是背后，从口头到文字，从文坛到全国的读者，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尊称巴金为巴老。

　　这个“老”字自然形成并显示了巴老是文坛的寿星、文坛的福星，具有非比寻常的象征意义。巴老的逝世，宣告了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

　　然而，寿星巴老却认为，“长寿不是一件好事，是一种痛苦。”这固然是因为他经历过种种苦难，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都过得很痛苦。但更重要的，还是他有一颗痛苦的灵魂，悲悯的情怀，到晚年写《随想录》自称是偿还心灵上的欠债，像有一根鞭子在抽打他的心。

　　“他忠于自己的良心，以真挚的态度注视时代、历史，把自己的理想寓于作品中向人民倾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复出后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严厉批判社会，同时真诚地批判自己。”（1990年第一次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创作奖颁奖仪式上对巴金的授奖词）无论中外，凡阅读巴老的人，都能强烈而亲切地感受得到他那颗沉重、深刻、平和并伤痕累累的灵魂。

　　正是这样的灵魂才能放射出长寿的、永恒的精神之光。丰富厚重，多姿多彩。

　　文学是生命的体现，是命运与灵魂契合的产物。所以巴老说，“写小说从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他不是以技巧达到了创作的最高境界，而是将“立德、立功、立言”熔铸为一体，不仅成就了一代文学大家，而且向世人提供了一代楷模。

　　前人说过，文学就该向社会提供规范。在这样一个信念匮乏、价值混乱的时代，多亏还有个巴老，敢说真话，敢做真人。真话在此，真人在此，能不说他的存在是文学的骄傲，是文坛的福气？

　　不要以为说真话、做真人是容易的事，或许这是当今最难做到的事情。“我不是战士！我能活到今天，并非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任何梦都是会醒的。”“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现在谁不吹呀？然而有巴老在，那些能吹的、善于作秀的，显得何其轻小，微不足道。

　　在当今文坛上，恐怕只有巴老始终没有拿过国家的工资，只领稿费，而稿费也大多捐给了文化机构和慈善事业。当今牛气冲天的人物何其多哉，还没听说有谁自愿放弃了工资。

　　比巴老的年纪小得多、自称是他学生的刘白羽、萧乾的第一本书，都是巴老从报纸上剪下来，存好、贴好，等数量够了推荐到出版社得以成书。他“总觉得自己欠别人的”，所以要付出，要自省，要奉献。而现代人更多的是抱怨自己不划算，总觉得是别人欠自己的。

　　等等，等等，巴金就这样成了巴老。而巴老又百炼成金。心有金的纯净，性格有金的坚韧，待人有金的厚重，为人处世有金的光明，具备了金一般珍贵的道德勇气。

　　巴老是金，光芒在内心，外射照亮他人。

　　巴老是金，有坚实的力量，又从容、自然，深含着巨大的热能、理想和使命感。

　　巴老是金，有着近乎完美的人格魅力，与生活同行，与人民同伴。他说，“我们活着要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就是金的性格和特质。

　　因此巴老是文学的，是中国的，却具备了世界意义。1983年他获得了法国荣誉勋章，在颁奖仪式上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这样评价他：“您用自己对于人们及其脆弱命运的巨大同情，用这种面对压迫最贫贱者的非正义所抱的反抗之情，用这种——正如您的一位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绝妙言之的‘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使您的著作富有力量与世界性意义的敏锐力与清醒感，在注视生活。”

　　巴老本身就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真正做到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让人读之不尽，意蕴无穷。

　　（2009年8月9日） 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