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书记通知我，要对我召开一个七千人的批判大会。这在意料之中，我没有太惶恐。问：

　　“什么时间？”

　　“下午一点半。”

　　还有足够的准备时间。

　　“我是被押解进会场还是自己走进会场？”

　　“你自己走吧。”

　　“我进了会场是有人揪斗，还是自己找地方站或者找地方坐？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

　　“你坐在台下就行了。”

　　对我够客气的。问明细节心里就有点儿底了。吃过午饭，装作憋得慌进了厕所，蹲在茅坑上把批判会上可能出现的情况预想了一遍。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可能。自觉精神上准备得差不多了才离开厕所，收拾好私人衣物，提前二十分钟走进了大礼堂。

　　礼堂里空空荡荡，只在会台上有几个人摆讲桌试麦克风。我犹豫了一下，就在第一排中间的位子上坐下来，正对着批判桌，让批判者很容易就看清我的嘴脸，批到激愤处想揪我上台也便当些。当然也便于我看得清批判者的表情，受教育会更深刻些。

　　开会的时间到了，礼堂里才开始进人。各单位都排着队喊着口号集体入场。但一进礼堂队伍就自动解散，人们全往后面坐，抢占离门口近的位子，溜号方便。革命群众参加批判大会的好处不就是有新鲜瞧新鲜，没有新鲜可以睡觉、织毛活儿和提前回家嘛！宣传科长在台上一个劲儿地呼喊：“请各单位往前坐，前边有位子。”却没有一个单位响应号召，好像有意和我划清界限。前十五排就孤零零坐着我一个人。我心里泛起一阵幸灾乐祸的快意。感到全身每个毛孔里都向外散发能够传染的毒素，像个麻风病人。我怕他们，他们也怕我。

　　党委书记率领着领导干部们出现了。他们走到前面看着我愣了一下，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去。这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坐错位子了。批判会一般不设主席台，领导干部们都坐在台下前排正中央的位子上，被批判者应该坐到角落里去。我跟领导正好倒了个儿。没有人跟我说话，没有人提醒我。视我如无物，却又躲得我远远的。

　　我感到后背有烧灼感，不断有人从后面走到前面来，在大台前绕一圈又回去了。我明白了，这是在看看我是何等样人。近万人的大企业，虽然都知道我炮制了大毒草，却不一定都认识我这个人。我今天的价值就是展览自己，如同动物园里的珍奇动物——且慢，我似乎没有动物那么珍贵。但被人们像动物一样地观看是很不自在的。我该怎么办呢？低头埋眼，做认罪状，心有不甘，那样太栽面子。阿Q精神告诉我我没有罪，人死架子不能倒。仰起脸眼睛朝上？似有不妥，革命群众会说我目中无人，对抗批判。此刻眼睛真是太多余了。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挺直脖颈，摆正脑袋，眼睛平视。向每个想看我的人行注目礼。背后一有脚步声我就扭过头去，他看我，我看他。我在心里不断鼓励自己：“坚持住！你一没有杀人放火；二没偷窃抢劫；三没强奸妇女。不就是写了大毒草吗！不丢人不现眼，挺下去。”

　　眼睛这东西真奇妙，像枪口，谁瞄得准瞄得狠，就能把对方镇住。想看我的人都被我看得低下头，匆匆绕一圈就回去了。后边的人一见我这种大大方方让人瞧个够的样子也就失去了逛动物园的兴趣。走出来的又想回去，站起来的又坐下了。礼堂里随即也安静下来。

　　第一个登台批判的是宣传科的干部，大学的文科毕业生，跟我学过写作，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把自己的名字印成铅字。刚才那场心理战的小小胜利鼓舞了我，仰起头不错眼珠地盯着批判我的人，琢磨着他这样干下去名字会不会印成铅字？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敢瞧我一眼，也许是对我不屑一顾。

　　后面还有四个单位的代表上台发言，其中有三个是我的学生。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悲哀，他们像商量好了一样一律不看我。后来我也失去了看他们的兴趣。因为脖子仰得有点酸。

　　直到散会，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一句话。我跟在大家的后面走出大礼堂。远处有人停住脚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儿在看着我，议论着什么。当我正式地回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扭过头散开了。

　　我感到自己更像一团瘟疫了。或许人们不愿让我把他们看得太清楚，担心有朝一日我把他们也写进大毒草里。 蒋子龙文集.8，乔厂长上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