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会议吗？是，又不是。

　　说它是，这的确是一种特殊的会议。地点：男更衣室；时间：刚一上班；主持人：未经上级任命，也不是群众选举产生，无名然而有实的汽车运输队地下队长刘思佳；参加人：没有限制，自由参加，何顺等几个青年司机必不可少。

　　说它不是，这也的确不像个开会的样子。没有事先通知，也不用临时召集，没有中心议题，也没有发言的次序，连坐在这儿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开会。

　　但是，任何不愿意参加正式的会议、学习、讨论的人，却愿意参加这种特殊的会议，竞相发言，各抒己见，气氛认真而热烈，有时山南海北，社会新闻，小道广播，冤假奇案，胡聊一顿；有时围绕着一个问题争论不休，甚至大骂出口，大打出手，最后以刘思佳的话为结论。

　　今天讨论的议题也是卖煎饼：

　　“这一手真不错，谁结婚钱不够不用发愁了，人家成立了婚姻介绍所，我们成立一个‘结婚资金筹备委员会’，让思佳当主任，大家排排队挨个轮，轮上谁就给思佳打下手卖煎饼。何顺是头一个。”

　　“他的对象老岳母还没给他生下来呢，得往后排，思佳是头一个。”

　　“思佳一分钱不要！”

　　何顺正为这件事心里犯嘀咕，刚才数完钱，今天早晨净赚二十七元四角，刘思佳一分不要，全让他一个人装起来，他又惊又喜，又有点不大自在。钱是好东西，他多捞一点当然是美事一桩，可力气全是刘思佳出的，刘思佳又是他的好朋友，自己这样独吞太不仗义了，别人也会说闲话。他又从口袋里把那二十七元四角掏出来了，放在板凳上：“思佳，这样做不行，你不要我也不要。你讲义气，我也不能当小人，要不咱就公事公办，二一添作五。”

　　刘思佳不说话，他蹲在地上，聚精会神地盯着电炉子上的钢精锅，锅里沸水煮着山芋，山芋被切成了大小相等、形状各异的小块，随着水花上下翻腾。刘思佳用筷子夹了一块放到嘴里一尝，满意地咂着嘴，从一个塑料袋里抓出一把玉米面撒在锅里，一边撒一边用筷子搅着。他做这一切都非常熟练，悠然自得，可见他是经常干这一手活儿。不稀不稠的玉米面山芋粥熬好了，嘴馋的人自己伸过勺来舀两口。城市人根本不把这玩意儿当做好东西，只是刘思佳端着大盆吃得那样香甜，让人看着眼馋。他在青年群里是个能“洋”出花样来的人，别的不用说，单说吃，他下过天津市的大馆子，吃过各式各样的西餐。但是真正使他留恋的，几天不吃就淌口水的，却是这从小吃惯了的家乡饭——山芋粥。每天早晨他不吃油条，不吃烧饼，就喝上一大盆稠稠糊糊的玉米面山芋粥。

　　喝完粥，他擦了擦嘴，这才扫一眼小板凳上的二十七元四角，问何顺：“你真不要？”

　　“不要。”何顺舌头有点打弯，已经不像刚才那么仗义，那么气冲了，可是自己刚说出去的话，也不马上就再嘬进去。

　　“好，你不要也好。”刘思佳的眼睛逼住何顺，不让他把自己说出的话再收回去，“但是对外人你得讲卖煎饼赚的钱全归你，因为咱们用的是你爸爸做小买卖的执照，党委追查也好，或者到法院打官司也好，咱们都占理，就说你父亲身体不好，家庭生活困难，儿子利用业余时间帮着父亲干点活儿。至于我，那是对摊煎饼有兴趣，出于哥们儿义气自愿帮你点忙。”

　　何顺被说得大脑袋像捣蒜一样直点头，更衣室的人都咂嘴称是：“对，思佳想得周到。”

　　何顺关心的是这钱到底归谁：“那……这钱哪？”

　　“放心，这钱我也不要，别处有点急用。孙大头的老婆从农村来治病，一住就是半年，已经确诊是胃癌，没有几天熬头了。大头为给老婆治病拉了一屁股债，老家还有四个孩子，我们和他共事一场，不能见死不救……”

　　何顺跳起来，将板凳上的钱一把抓起来装进自己的口袋：“干什么，你想给他？哪有这么美的事，就是把钱扔了也不给这个乡下佬！”

　　刘思佳的脸色立刻变了，但并不喊叫：“我也是乡下佬，我们都是猴子变的，你这个天津卫洋佬的祖宗也是在农村里刀耕火种过日子。你要是不愿意帮他，这钱就归你，我们几个再重新凑钱也得让孙大头过去这一关。”

　　更衣室的司机们都敬佩地点点头。

　　到手的钱又要飞了，何顺一百个不情愿：“他有困难可以写申请，叫厂里给他补助。”

　　“你又不是不知道，上个月写了申请，请求补助二十元，一级一级地审批，最后只给了十五元，这个月再写申请还能补给他吗？厂里连买手套、买肥皂的钱都没有了，这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着落呢，靠厂子靠得住吗？厂长们还顾得过他来？他老婆是农村户口，药费只能报销一半，另一半得自己担负。他在车队混了二十多年，老实巴交，到了这关口我们一点不伸手，心里过得去吗？我要是张嘴向大伙儿敛钱，谁也不会驳面子，全都给。现在不像前几个月，一分钱奖金不发，再叫大家从工资里往外掏不合适，我才想了个卖煎饼的法子，厂里要是不找我还好，要是找我，我有好多话等着哪。何顺，咱说痛快的吧，我用你父亲的执照，你又帮了忙，理应给你钱。若是你父亲自己卖，一早晨最多能赚五块，你就把那七块四的零头留下来，剩下的二十给孙大头，怎么样？你只当给我。”

　　“既然你把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我也不能办不够朋友的事。”何顺咬着后牙槽又把钱全掏出来，往板凳上一摔：“我一分钱不留，全交给大头。”

　　“好，够意思。不过你还是把钱装起来，一会儿你出车的时候绕点弯把钱给他送到医院去。”

　　“我不去，我的钱还得我给他送到手里，我也太下三烂了，他的谱儿也太大了，爹娘我也没有这样侍候过。”

　　“何顺，你真是外行！”刘思佳笑着解释，“这是让你做个人情，这是落好人的美差。平时你总欺侮人家孙大头，他正在受憋的时候你给他送钱去，他说不定会感激得给你磕个头，这样的好事谁都愿意干。”

　　何顺笑了，又把钱装起来。

　　“可有一条，你给他钱的时候不能告诉他这是卖煎饼赚的，他胆小怕事，知道真情就不敢要了。就说是你找大伙儿给他凑的，把好事你一个人全兜起来，我决不会亏待你，如果头头下令不让卖了，那就拉倒。头头要是不管，我打算卖上一个月，当然以后每天不会赚这么多，不管赚多少，一半给你，一半给大头，我一个子儿不要。”

　　刘思佳这番话把别人的心都说热了，有人说：“思佳，你要留神，刚才党委来电话把解净叫走了，八成是为你卖煎饼的事。”

　　“没关系，我盼着祝头亲自找我谈话，若是别的人找我，我还一概不搭理。”刘思佳转头对管考勤的司机说，“老五，你划考勤的时候可不能给孙大头划事假，再把他的工资扣掉就更倒霉了，就给他划出勤。”

　　老五有点犯难：“不行啊，现在不同去年了，解净学会了开车，她对咱们队里的事摸得清、吃得透，什么事也瞒不了她，她又卡得挺紧，万一知道了我可吃不消。”

　　“要不你把考勤表交给我，出了事我担着。”

　　“哎，这倒行。不过你也要小心，解净手里有一张‘八卦图’，按照那张‘八卦图’管理咱们运输队真是滴水不漏，你可别让她抓着。”

　　刘思佳没有说话，解净手里那张八卦图的内容他知道，使他惊讶的是解净在运输队的威信越来越高，竟然有人怕她了，而且以为他也怕她，他也得受她管。他是司机，她是副队长，他本来就在她的领导之下，他对她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有时给她出难题，有时又为她的气质所倾倒，帮她的忙。她现在管理汽车队的办法，有些就采用了他出的主意，想不到这些主意倒变成卡他的法宝了……

　　到此为止，今天早晨这场不是会议的会议就算结束了。刘思佳的厉害就在这儿，坏小子们害怕他，正派的老实人器重他，他这种脾气在工人群里还是很得人心的。他又讲理又不讲理，好起来比谁都好，坏起来比谁都坏，专好与大头头相颉颃，谁越厉害越跟谁过不去，对老实窝囊的人决不欺侮，有时还非常慷慨仗义。对从农村来的人，刘思佳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自己就是在农村长起来的孩子。

　　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才从沧县的乡下来到天津，他的功课在班里最好，却受同学们的气，取笑他穿的衣服，模仿他侉声侉调的说话，向他起哄，叫他“老赶”、“小侉子”。老师看他学习好叫他当班长，每当上课的时候，老师一走进教室，他就喊一声“起立”，全班同学都站起来表示对老师的尊敬，这声带着浓重沧县味儿的“起立”，就成了同学们取笑他的话把儿，根据他喊“起立”的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知了”。不管是在学校的操场上，还是在校外的大街上，只要一碰上本班的同学就“知了、知了”地喊个没完。可把他臊坏了，臊得他不敢说话，除去上课的时候躲不开，下课后不和同学们一块玩儿，总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找个清静地方待着，在校外一见了本校的同学老远就躲开。这个在家乡的小学里聪明活泼，处处领先的好学生，爷爷奶奶看他是块材料，将来可以上大学做大事，害怕耽误他的前程，才把他送回天津父母的身边。想不到乡村小学里的尖子，来到天津卫成了受气包。他的脾气变得孤僻了，小小的心灵里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谁知他越躲就越受气，城市的孩子欺软怕硬，见他害怕了，服软了，对他就欺侮得更厉害。有一天放学后他刚走出学校大门口，一个父亲在部队当营长的同学，从后面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他穿着单裤单褂，这一脚正踢到尾巴骨上，疼得他在地上打滚，同学们喊着他的外号一哄而散了。他怕被更多的人看见嘲笑他，就忍着疼爬起来，一拐一瘸地走到胡同口的自来水龙头跟前洗了一把脸，不让别人看出他哭过。从这一天起，他打定主意还是回老家的学校去上学，但是不能这样走，要报仇。他从小就听爷爷讲沧县是个出英雄好汉的地方，家家都有刀枪棍棒，一到冬天秋后爷爷就带着小伙子们练把势，怎么就出了他这样一个窝囊废物？他的父亲，解放后离开家乡到天津学徒当电工，以后成了技师，当了劳模，搞了一个在北京上过大学的女技术员当媳妇，以后生了他。老家的人一提起他父亲、母亲的能耐都挑大拇哥，怎么就生了他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儿子？第二天放学以后他用同样的办法报复了那个营长的儿子，而且多加了三脚又捎带磕掉了人家一颗门牙。人家打他，他不愿告状，老师不知道，他打了人家，营长太太找到学校不依不饶，他也不申辩，结果是写检查，撤掉班长的职务。

　　他变了，用一种儿童的仇视的眼光看待老师，看待同学。功课上要拔尖，不叫老师抓住一点小辫儿，在课下决不再吃一点亏，同学用天津话骂他是“小侉子”，他就用沧县话又狠又凶地回骂对方，一出校门口就用拳头解决。他有力气，身体灵巧，而且有一股强烈的复仇的情绪，打起架来不喊不叫不哭，蔫打，没完没了地打，而且一打上手眼睛发红，一副不要命的样子。天津卫的孩子大都是嘴上的功夫，被他打过几回就都怕了。那个营长的儿子简直被他打服了，他怎么捏就怎么转，而且不管吃多大亏不敢向家长和老师告状。刘思佳对欺侮过他的人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收服，他在同学当中成了一个比老师说话还管用的“侉霸王”。回到家里拼命向妈妈学习普通话，他厌恶天津话，也觉得自己的沧县话不大顺耳，就想掌握一种更高级、更文明，像广播员说话一样好听的语言。等到他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说一口好听的北京话，穿的衣服干净而漂亮，比天津卫的同学更“洋气”，同学们叫他“小北京”。等到一开始“停课闹革命”，他理所当然地被推选当了头头。为了应付武斗，他甚至跑回老家，编了许多瞎话，让非常疼爱他的爷爷教了他三个月的武术。后来父母知道了这件事，怕他闯祸，就把他关在家里，教给他电工技术。好在那时候工厂里也是“抓革命促生产”，父亲每天早晨到厂里露一面，就回家来教他怎样做录音机、电视机等等。他渐渐对电工技术发生了兴趣，每天去跑电料行，买处理价格的电器零件，回到家自己鼓捣电冰箱、电唱机，拆了装，装了拆，到委托店买别人不要的旧机器，回到家自己改装，有用的取下来，没有用的扔掉。只要是搞电的玩意儿，花多少钱父母都支持。当时大学都停办了，他们希望自己儿子将来能当个好电工，走自己的道路。谁知一九七二年思佳中学毕业以后分配到第五钢铁厂当了汽车司机，他每月的工资大部分也都花在了电气爱好上。他那“七机”基本上都是买处理零件自己做的，而且外壳搞的极其新颖别致，比国家的产品还要漂亮，把“沧州”两个字翻成拉丁文，用不锈钢伪造成世界名牌产品的商标，其实他的“七机”全是“沧州牌”。这一点除去他的父母，谁也不知道，他也决不告诉任何人，闭口不谈自己“七机”的牌号，不谈来源，这下可真把那些不懂拉丁文的人唬住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怪人，表面上看他同何顺是好朋友，何顺也确实把他当成了好朋友，可是他在内心深处却瞧不起何顺，有时甚至耍笑一下这个天津坏小子寻点开心。他喜欢叶芳的俊俏、真挚、泼辣，可又讨厌她是个天津姑娘，嫌她浅薄、粗野，没有女人的秀气。他喜欢解净的文静、深沉、内刚外柔，外加写一手好字，可又嫉妒她，什么也不会却坐在了管人的位子上，对她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瞧不起她给祝同康当秘书的那段历史。他有时对自己也非常瞧不起，由于阴错阳差，上不了大学，干不了电工，这一辈子就只能玩轮子了，非常泄气，就去和何顺他们吃吃喝喝，胡打胡闹。可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比那些当干部的强得多，他看出了好多问题，他肚子里有许多道道，但无处施展，他不愿意毛遂自荐，更不愿向干部低三下四地去汇报思想。队长老奸巨猾，保命、保官、保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除去一身官场习气，别无所长。党委书记呢，谁也不能说他是坏人，可他好在什么地方别人也说不清楚。他管着一个大工厂到底是了解人，还是了解工厂？他脑子里究竟有多少企业管理的知识？解净又懂什么，就是叫孙大头当队长也比她强，可命运安排的偏偏是她，而不是别人，小的管大的，不懂行的管懂行的。幸好，这个小干部有心计，不愧是搞政工的出身。这些年反复无常的政治风尘污染了社会，毒化了人们的思想，离间了群众和干部的关系，造成信仰的混乱，使工人一下子觉得刘思佳这一套是重感情、讲义气，压强扶弱，济国救危。不靠“阶级斗争”了，也不靠“最高指示”了，靠起哥们儿义气来了。刘思佳聪明的地方是在工作上不让人抓住一点差错，使老工人对他也很赏识，造成了他在运输队的特殊地位：不是干部的干部，不是队长的队长。 蒋子龙文集.6，赤橙黄绿青蓝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