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平实，自谦。

　　这是天津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城市的灵魂是由当地的历史风俗和地域文化所创造的，城市的存在本身就是巨大的文化现象，诸如地理风貌，建筑特色，历史遗迹，文化景观，众生心态，市井沉浮，生产和交换，扬弃和诱惑，生机勃发的繁衍发展，博大恢宏的无穷蕴藉，构成了一个城市的强势生命。养育城市文化的则是人的心灵。人的心灵会不断地对城市加工翻新，心灵是印章，城市不过是印迹。同时，现代人的心灵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感染，也首先来自城市。因此古希腊的哲学家说，幸福的第一要素就是出生在有名的城市。

　　由此可以说，作为名城的人是幸运的。所以现在许多名城的人，都不想辜负这种幸运，格外的自信和自豪。在以发牢骚和说怪话为时尚的社会风气下，这些城市的人对自己城市的深刻理解和从心里生发出来的赞赏、感激和骄傲，让其他不如他们的人感动和羡慕。而千百年来，天津都以北京的门户自居。门户者，看门守户，即现在的传达室。守传达室，自然就要忠于职守，安贫乐道。身为传达室，也自然就不像门里边那么神秘，那么森严，那么高贵。

　　因此，天津老是比北京差一块。马路比北京窄，楼房比北京矮，工资比北京低，连物价都不如北京涨得高、涨得快！北京人曾不无自得地传说，他们结婚喜欢顺着高速公路跑到天津来举行婚宴，连吃带喝再加上来回的路费，还比在北京结婚便宜。这不知是恭维天津，还是挖苦天津？更闹不清占便宜的是北京，还是天津？

　　一个很大的城市怎么会成了另一个很大的城市的“门户”呢？没有听说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把离它很近的纽约当成自己的门户。也未见日本的首都东京，把近在咫尺的横滨和横须贺视为自己的传达室。这就需要说说历史了。过去外省人上天津叫“下卫”。明明是“上”，偏偏称“下”，明明是城，偏说是“卫”。就像从关内去关外叫“闯关东”一样。而无论是哪里的人进北京，则一律叫做“上京”“晋京”。这一“下”一“闯”一“上”，分量可就有了区别。天津建城在明代，称“卫”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以后，封他的儿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京，屯兵于海河两岸。朱棣要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向四周开辟村庄，从江南和中原迁来了大批移民……

　　于是，大运河，大清河和子牙河交汇的三岔河口一带开始繁华起来，船舶集结，漕运发达，客商会聚，店铺林立。当时三岔河口一带最热闹的地方叫“三汉口”和“小直沽”。当时三河下梢及海河两岸的沽很多，曾有72沽之称。按明朝弘治时期的户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的解释：沽者，即小水入海之地。1400年，燕王起兵和建文帝争天下，认为小直沽并不小，是南北水陆交通要道，能大有可为，应取个好名字。有位大臣拍朱棣的马屁，说燕王奉天子旨意平定北方，应将“小直沽”改为“天平”。老臣刘伯温反对，建议叫“天津”。他自然也有说辞：燕王千岁承圣上之命，吊民伐罪，顺乎天意，所以叫“天”；车驾又是在这里渡过河津，所以“天”字后面再加一个“津”。古时洛阳曾有过“天津桥”，天河之中有九星，能占据天河都叫“天津”。“天津”二字很有气派，也很典雅，燕王当即应允，并传谕地方，将三汉口、小直沽合并成为“天津”。

　　朱棣称帝后，于永乐二年，设“天津卫”。修筑城墙，驻兵屯守。“卫”——即明朝驻地方的军事编制单位，如同今日的警备区、军、师、团一样。到1715年，即清雍正三年，撤销“卫”，改为“天津州”，隶属河间府管辖。1929年，又更名为“天津市”。由此可见，天津设“卫”不过311年，却让天津莫名其妙地骄傲或者说困惑了近600年。“卫”的意识，就是“门卫”意识。以把门的自居，缺少进取意识和大城市意识，当然就更缺少跟北京的平等意识了。大城市意识，不是狂傲、霸道，而是与承担的责任相匹配的自尊、自信。《圣经》上说，神创造自然，人创造了城市。城市最集中地代表了人的欲望，体现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品质：激烈地竞争，疯狂地追逐，冒险的机会和偷懒的机会一样多，成功的可能性和失败的可能性一样大。于是，人们又隐隐地感觉到，城市对人的限制和挤压越来越严重，空间在压缩，建筑像摊煎饼一样向四外蔓延，交通阻塞，热岛效应，能源紧张，城市变得大同小异，个性消失……就在人们认识了城市建设的弊端之后，开始反省自己的城市。城市的魅力取决于城市的个性，她应该体现本地人的意识和性格，天津的个性正是天津人的写照。

　　你老说自己是门卫，别人也就真地把你当成传达室。像北京来了国外的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以及世界级的音乐大师，甚至包括世界级的政客。如：尼克松、布什、卡特、撒切尔夫人、克林顿等等，路过天津就像经过北京的传达室一样，决不停留地昂头而过，直抵上海或广东、桂林等地。在天津人的记忆里，似乎只有可亲可爱的金日成、西哈努克，曾让天津认认真真地戒过严，好客的天津人推着自行车在大街上满头雾水地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传达室也有传达室的好处，像陈希同、成克杰、赖长星之类的人物出得就少。有些事传达室能挡得住，比如小偷小摸、要饭的、捡破烂的，以及阿猫阿狗者流。有些事传达室就挡不住，如“八国联军”进北京。天津非常仗义地想拼死守卫京城，但传达室毕竟是传达室，“八国联军”最后还是打进了北京，作孽一番之后又撤出了北京，反倒在天津建立了租借地，把北京的门户变成监视北京的岗楼，让天津尴尬了许多年，并给城市文化增加了一道半殖民地的色彩。于是，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商业文化、封建文化以及殖民主义文化，构成了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天津文化特点。至今，老天津卫的人，还清楚记得当年八国列强是怎么切割天津市的……但天津人引以为骄傲的还是大沽船坞、大沽炮台。中国的第一艘潜水艇是在天津建造的，北洋水师的铁甲舰也出自大沽船坞，天津人毕竟是有血性的，出过不少爱国义士，当然也出过混混儿……

　　不管怎么折腾，天津这个重要的水旱码头还是渐渐地成了北方第一大商埠，到日本侵华之前，天津已经发展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有些经济指标还超过了上海。只因离北京太近，而北京是几代封建王朝的国都，尽得风气之先，老在天子脚下憋屈着，对天津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天津出演员，却只有离开天津才能大红大紫。中国京剧界泰斗式的大腕余三胜（余叔岩的祖父）、杨小楼、程长庚等都是学戏在天津，却红在北京。过去在天津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做戏端推胡子生，余三胜后是长庚；在津演唱无遗憾，一到京都便得名。”今天活跃在北京的大腕也有不少天津人：赵忠祥、冯巩、陈道明等等不下数十位。

　　天津甚至连给自己的产品起名字都尽量往小里叫，往下层靠，带有强烈的平民色彩，甚或跟动物打成一片。如：狗不理包子、猫不闻饺子、猴不吃麻花，耳朵眼炸糕、飞鸽自行车……绝不敢称王称霸，诸如“彩霸”“鞋王”等称号，天津人是不敢叫的。这也就成全了天津人的质朴，重实际不重外表，重肚子不重衣着。大连人过去说自己爱穷讲究，“苞米擦子的肚子，纯毛料的裤子”。上海人过去说自己是，“不怕家里被火烧，就怕上街摔一跤”，因为所有家当都穿在身上了。而天津人是，“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即把家里仅有的一件可以换钱的东西送到当铺里去，也要混一肚子好杂碎。

　　既然是“门卫”，累不累的挺熬时候，不能不先顾肚子。天津人爱吃，却又没有形成一种公认的菜系。天津叫得响的名牌食品，都是经济实惠的，吃进肚里格外搪时候，早晨填饱了可以到晚上不饿——绝对是为劳动大众着想。不仅如此，“门户意识”也容易形成门户之见，只盯着自己的家门口。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天津人外出闯天下的少，“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广东、浙江、福建人遍布全世界，在国外却极少能遇到天津人。天津人好赖都不愿意离开家门口，把当门卫视为美差，还想一代代地传辈儿。

　　其实，世界走到今天，任何门户的意义都是非常有限的。美、英轰炸伊拉克是从哪个门进去的？整个天空都是门。今日的天津似也用不着张口闭口地把“门户”挂在嘴边了，如今时兴下岗，天津这个“大门卫”也未必就是铁饭碗，或许现在是该考虑弄个第二职业的时候了？ 蒋子龙散文集：红豆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