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上了点年岁，就容易被人在姓氏前边加个“老”字。我现在常常集“三老”于一身：“老工人”“老兵”“老作家”。惟“老作家”担不起，我以为作家能称“老”，不是光靠熬岁数，成就最主要。“老兵”则可以认领，1960年的兵，还不算老吗？至于“老工人”一衔，领之泰然，且欣欣然。

　　当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我是被“监督劳动”的对象，若说曾当过工人，那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想混入革命队伍。今天我自称是“老工人”，恐怕就没有人跟我争了，也不会再怀疑我别有用心。那我就以一个老工人的身份，实实在在地回想一下作为工人的经历。我珍惜那段岁月，万千感慨于命运曾被重重地涂抹上工人色彩。

　　1958

　　这一年夏天，我由“天津铸锻中心技术学校”派到太原重型机器厂实习，被分配在水压机车间热处理工段，由一位名叫郁良的技术员负责对我“传、教、带”。他白面长身，一表人才，待人接物很谦和。据工人们在私下里说，他父亲是北京一个有名的人物，前两年“出事”，牵累他被发配到太重“劳动锻炼”。车间热加工这一块的技术活归他管着，办公室一没事了就下来劳动。时间长了我发现，郁技术员并不是硬着头皮为了“锻炼”才下车间干活的，是真心喜欢车间里的工作。他跟我一样都住工厂的单身宿舍，宿舍就是一张床，床下塞着一些极其简单的日常用品，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活得简单，就是到睡觉的时候回宿舍，其他时间都长在车间里。每周还有四个晚上给我上课，车间既是工作的地方，也是课堂，同时又是家。后来有人把“以厂为家”，视为说大话、喊口号，那是没有经历过50年代那个特殊的时期。而且不光是他，我周围的师傅们也都喜欢车间，喜欢自己的工作。工作就是目的，有明确的工作目标，能享受工作的乐趣，生活就是天堂。

　　热处理工段分三个班，一年到头连轴转，我们每天上班都能准时，但下班没有准点。如果工作正常，到点后交接完班就可以走人，赶上活一多或有紧急任务，诸如设备出故障，上一班的人下班后就不会走，帮着一块忙乎。有时干得太晚了，当地的工人就不回家，跟我到宿舍里找个上夜班的空铺睡一夜。那时候的人际关系很简单，也自然得多，有时我回宿舍晚了，发现自己床上有人在呼呼大睡，他一定把我当成上夜班了。我也不必叫醒他，自己再去找个空铺凑合一夜。反正躺在哪儿都能香甜地一觉到天亮。

　　我第一次赶上抢修24米热处理炉，大长见识，也学了本事。天车在吊装一根大轴时把炉内壁撞坏了一大块，连同几个烧嘴都毁掉了，工长下令立刻关闭所有烧嘴，打开炉门，将所有处理件都吊出来。按常规检修程序，要等炉温降到人能够进得去的时候再修理，可那批正在保温等待处理的锻件就得报废。当班的崔师傅指挥人准备好检修工具和器材，到库房领来几条厚麻袋，用刀子裁开，放到水龙头下浇透。等掌管温度表的郁良报出炉内温度已降到摄氏270度的时候，崔师傅将湿淋淋的麻袋片往自己脑袋上一披，就钻进了炉膛。外面有人掐着表，到20多分钟的时候第二个工人披着新的湿麻袋进去，把崔师傅换出来……每个人在炉膛里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半小时。

　　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轮换着，郁良也跟着一块轮，因为大家信任他。我也想进去试试，被崔师傅一把拨拉开了，人家不信任我，到里边干不了活别再出点事，岂不给人家添乱。我只知道100度的开水浇到身上会烫坏皮肤，现在蒸桑拿的人到60度就受不了啦，当时顶着270度的高温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脸，因为他们在炉膛里只露着脸，除去有点红，还有点干了一件漂亮活之后的兴奋，谁也没有被烤伤。没用半天时间就把炉子修好了，装好锻件重新点火升温。许多年之后我当了工段长、车间主任，不止一次地也用此法抢修过热处理炉或大型加热炉。

　　1960

　　我实习结束后回到天津，直接进入天津铸锻中心厂（以后更名为“天津重型机器厂”），这是苏联帮助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坐落于北郊区，市公用局专门为我们厂的职工开了一路公共汽车，直通厂门口。至今我还记得刚进厂时的震惊，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巨大的工业迷宫，如果单用两条腿，跑三天也转不过来。厂区里布满铁道，一个工厂竟然趁三列火车，无论是往厂里进原料，还是向外运产品，没有火车就拉不动。当天车钳着通红的大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反过来掉过去地锻造时，车间里一片通红，尽管身上穿着帆布工作服，还是会被烤得生疼……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人，在这种大机器的气势面前也会被震慑。我被分配到水压机车间，当了一名正式的热处理工人。

　　有一同学，其父在人事局当干部，不知通过什么手续，让他在厂里也当了坐办公室的干部。当时同学们竟没有一个眼馋的，反而不理解为什么他放着工人不当要去当干部？在那个年代绝没有现在的“公务员热”，反而认为当干部无论在政治待遇和物质利益上都不如工人。政治待遇说起来太啰嗦，还是先讲物质待遇吧。我们头一年定为一级工，月工资是35块4角5，他当办事员却只拿32块。别小看这3块多，在那个时候省一点就是一周的伙食费。当我们拿41.64元时，他是37元；我们升到48.85元，他是43元……八级工的工资是108元，在当时就是富翁了，比车间主任以及厂部的大部分领导都挣得多。不知为什么，那时候的工资都带零头，会计也只用算盘，全厂15000多名职工，从未听说过谁的工资出过差错。现在的工资都是整数，有电脑、计算器，还有银行做后盾，却经常出错。是拿钱不当钱了，还是拿钱太当钱了？

　　我所在的水压机车间，当时还只有三个工段：水压机、热处理和锻造工段，职工不足千人。但工人队伍的构成却极端复杂：有从外地或本地同类国营大厂调来的技术骨干，有从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分配来的学生，有从其他性质相近的工厂合并过来的人员，其中有“公私合营”时合进来的资本家、小业主等。原来像天重这种崭新的一流国营大厂，竟有这样无可比拟的包容性，不管以前是什么成分，能进到这个厂就是人人羡慕的工人了。车间里唯一的一个八级工王义礼，以前就是个资本家，由一把大锤起家，从一个铁匠铺干成一个锻件厂，50多岁，随和腰，那是常年弯腰打铁造成的职业性驼背。为人极和善，但往锻锤前一站，登时威风八面。他在技术上已臻化境，没有他干不出来的活，是车间里神仙一把抓式的人物，格外受人尊敬。那时候人们尊重技术，车间里无论年轻的年长的，遇到难活，都去请教王义礼，甚至围绕着他在车间里形成一种学技术的风气。谁的手艺好，活干得漂亮，谁就被高看一眼，车间或厂里有好事也会想着你，诸如过年过节发电影票、到外厂搞技术协作或学习新工艺等等。

　　再加上当时能进入天重这样的大企业，工人自有一种自豪感和责任感，只要学好手艺，在技术上能出类拔萃，就会大有前途。有个年轻工人吕鸿起，钻研技术近乎痴迷状态，渐渐地能够设计工具，改进锻造工艺，居然还能在全国性的技术杂志上发表论文，被车间的人称为“小王义礼”。我也喜欢技术，按当时的风气以及我的潜质，周围的老工人们也都说我将来可以成为大工匠。可正当我在工厂干得很欢实的时候，海军在天津要招考一批测绘员，我们的国家以前没有领海权，刚刚确立12海里领海，急需海洋测绘人员。凡适龄青年都要报名，我也就跟着大家一起报了名。但自己心里有数，这种事不会有我的份，我也不羡慕。因我出身富农，1957年还在学校受过处分，不然早就去上大学了。随后就是身体检查、政治审查、文化考试……一关关地过下来，在全市几万名应征青年中挑选出了30名合格者，根据考试的成绩排位我竟名列第一。或许是“一俊遮百丑”的缘故，全厂共选上了五名，其中竟然有我。厂长冯文彬亲自为我们送行，我也就告别了心爱的车间。

　　1965

　　这一年的春天，我从部队又回到原来的工厂，兴致匆匆地去老车间报到，车间却把我推到厂长办公室。我因出身不好而在部队不能“提干”，自知当干部没有前途，要求留在车间当工人。车间领导告诉我这是冯厂长下的令，是给他当秘书。冯厂长的话，当时在我们厂就是“最高指示”，没人敢违背，也违背不了。又是文学害了我，同时也惊异于工厂或冯厂长的消息灵通，这一切可能都是因为我在当兵期间发表了点小文章。此后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给冯厂长当秘书的经历，剧烈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和文学创作。

　　一年多以后，社会上开始狼烟滚滚，在“文革”之初上边下达的“要保护像天重这样的重点大企业的机器设备以及正常生产秩序不得受到破坏”的指示失效了，冯厂长调走，我以“保皇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笔杆子”的罪名，被打回车间“监督劳动”。既然是被“监督”，就不能回原工种，重新分派到一吨蒸汽锤当了锻工，这是车间里劳动强度最大的工种。我却觉得无所谓，坦然、释然。因我不怕当工人，甚至可以说喜欢当工人，而且知道自己本就是当工人的命，不过是到外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车间里除去少数造反极端分子，大都并不拿我当牛鬼蛇神看待，直接负责监督我的一吨锤生产组长陈廷里，为人厚道，快50岁了，是从新河造船厂调来的老锻工，技术上有一套，思想倾向上却讨厌造反派。他随大流加入的那个组织，都是由党团员和车间生产骨干分子组成的，已经被激烈地造反派打成了保守派。这样的人自然不会在政治上太鄙视我。陈廷里在生产上管得非常严格，一吨锤三班倒，每班8个小时，中间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有一次上夜班，锻造汽车上的“羊角”，开锤的人打盹，锻件还没有放正锤头就砸下来了，钳子把一扫，拦腰把我打了一溜跟头……地上到处都是锻件、钢料、工具，我脑袋嗡地一声，以为人就这么完了呢，谁知很快就又有意识，躺了一会活动活动腿脚，一轱辘就爬了起来，发觉只是皮肉受了点轻伤。

　　就从那次事故开始，我开始极其努力地从头学锻工，无论春夏秋冬，往锤前一站，将手中的钳子耍起来，一会工夫粗帆布工作服就被汗浸透了。很快我就尝到了干锻工的快乐，在卖大力气的同时，又要有很高的技巧，每当一种复杂精巧的锻件完成后，心里会有一种无比的畅快感。两年以后，在技术上我不仅能独当一面，而且成了陈廷里得力的助手，每次接到新的生产计划时，研究图纸、确定工艺、准备工具，都是我的事，等陈廷里认可后就下料动锤了。“十年浩劫”的中间五年，是“文革”的高潮，全社会的大串联、武斗成风、批斗不解气演变成打砸抢……不分昼夜，一会放鞭炮，一会敲锣打鼓，乌烟瘴气，人心惶惶。天重的一万多名职工也分成了两个大的造反派别，但没有发生过一次武斗，也没有造成大面积的或长期停产。我总结就是两条原因，一是中国的产业工人太好了，是他们心里那种最朴素的观念维持着中国的大局，没有在“文革”中让经济崩溃。这就是：“当工人的本分就是干活”，“拿一天工资就得干一天活”。不管外边多乱，不管上边是“走资派”还是“造反派”在领导，只要你不下令停产，只要有任务派下来，工人就会坚持上班生产。

　　以我所在的车间论，极端造反分子的主要兴趣在“抓革命”上，成天抓动向，管方向，批斗这个打倒那个，杀七个宰八个，指手画脚，咋咋呼呼，过足了掌握大权的瘾，自然不愿意被“促生产”这种又麻烦又要受大累的事缠住。实际上造反造出名堂的人，也多不是肯踏实干活的人，即便他们想抓生产，也拿不起来，只能将各班组的生产实权交给那些能干活的人。而车间的生产骨干，在心里是不会真正瞧得起平时干活不行的人，在“文革”之初甚至不屑与之为伍。后来造反成气候了，为了自保他们便也举起个造反旗号，成立个组织。但车间的生产系统没有瘫痪，其体制和管理还是围绕着生产运行，工人进车间就是要干活，而一干活就得听自己的班组长指挥。若没有正当的原因，工人一不让干活，就六神无主，有的就会“无事生非”。

　　第二个原因，当时的一批老干部太好了。我说的“老干部”跟现在的老干部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那时的老干部有两种人组成，一种是50年代由工人提拔起来的，比如我所在的车间主任尹阳春、张荫贵等，还有一种是真正参加过战争革命的老同志，转业进了工厂，他们有信仰，有定力，不管受了多大的委屈，当生产出了问题，而造反派又玩不转的时候，就会把责任推给他们，他们即便刚走下批斗台，也能下去把生产再捋顺了。工人对懂行的领导从来不缺少尊重和同情。

　　“文革”结束后，十年“监督劳动”使我对车间的每个生产环节都非常熟悉了，从工人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干到了工段长，1978年恢复“干部”身份，被任命为车间副主任。这时候我反而觉得车间的工人群体有些变了。十多年来我成天跟他们在一起，应该说对他们非常熟悉，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按理说，劫难已经过去，车间里积压的生产欠单很多，大家正可塌下腰干正事了，却发现有许多地方不对劲儿了，或有订单没图纸，或有图纸没材料，等你把什么都准备齐了，设备又不给使唤了，因“文革”期间没有按规矩定期维修保养，机器设备浑身是病。

　　人也一样，“文革”期间大家神经紧张，还能顶着一口气坚持，现在精神一松懈，心气反倒散了，十年积存的各种问题全都暴露出来……再加上“文革”后期分配来一批新工人，既没有上过技校，也没有经过真正的拜师学艺，完全是混年头混出师，成了正式工人，技术上顶不起来，品行上又欠缺做一个工人的基本素质，各班组长们不待见这些“吃造反饭长大，有着造反精神”的新工人，给谁谁都不愿意要。更重要是有些规章制度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与现实脱节，管理不为生产服务，厂部不给车间坐劲，下边问题很多，上边却总是拖延凑合……我觉得自己像天天在“救火”，生产上三天两头出故障，常常要昼夜连轴转，最长的时候连续一周都回不了家，身心俱疲，还不如被监督着当个工人痛快。

　　1981年

　　有句老话叫“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像天重这样高水准的国家大型骨干企业，在“文革”后缺了一课：就像部队打完一场恶仗之后，总要休整一个时期，进行战斗和思想总结，补充给养和弹药，扩充编制或按编制配备齐人员。工厂也一样，至少要恢复正常的工厂理念、生产理念、技术理念，乃至树立起工人对国家对企业的信仰和信心。有一年到上海参加“世界华文研讨会”，听到了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的一段话：“散会后你们去机场要早点出发，路不好走，现在企业正需要输血，我们还没有力量修路……”当时给我的触动非常大，不免联想到天重，想到我的同事……

　　“积重难返”尚未“返”，就匆匆“转型”“改制”。到底该怎样“转”，怎样“改”，没有调查，没有论证，更没有征求工人们的意见，上下一块“摸着石头过河”。听见风就是雨，看见别人怎么干了就跟着学……但世界上最容易学的就是“变坏”，工厂里只有招待所最红火，天天接来送往，酒气熏天，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很时髦的理论，为这种风气撑腰，不吃吃喝喝、请客送礼，怎么能拉到生意？

　　企业不行了就频繁换头头，头头换了一茬又一茬，却是黄鼠狼下耗子，一拨不如一拨。腐败开始滋生，让工人们真正感到了危机，感到了看不到希望。最让他们犯愁的还不是没活干、领不到工资，而是精神上被冷落、被蔑视，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工厂已经变得很少正式开会了，工人在下面能听到的都是传言和小道消息，上边一会这么个主意，一会那么个想法……让曾经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厂的主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工人已经成了工厂的负担，群众成了领导的包袱。

　　许多产业工人怎么也想不明白，国家的大形势是以经济为重心，农村甚至用大跃进的办法在大搞工业，原本不懂工业的农民搞起了次等的乃至不入流的工厂，重复生产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却能挣大钱。而城里的正规工厂却被荒弃、亏损，一些高、精、尖的机器设备闲置着锈蚀损坏。有些头脑灵活又有点门路的工人，开始改换门庭下乡投奔农民兄弟，靠卖手艺混口饭吃。我的车间也有那么十几个“自寻出路”的人，这些人后来都没有真正在农村扎下根，他们在农村没有得到真正地尊重，一旦人家能够应付生产了，就会把他们打发走。反过来，许多年后农民工进城，倒能扎下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中国的农村那么广阔，其包容性却不如城市。

　　后来市里下令，以主持“常务工作”为由，强行将我调入作家协会。为什么说是“强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拒绝了，但市委还是下了调令，当时主管天重的第一机械工业局的老领导张华国，立刻下令将我的人事关系全部由工厂转走。后来他对我说，我知道你留恋工厂，尤其对天重有份特殊的感情，但此时不走，将来你会后悔。

　　我确是留恋天重，这里有我的根，是我的生活基地，不知为什么呆在工厂里我心中踏实。还有，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天重保护了我。“文革”中武斗最厉害的时候，来自内蒙古的三个穿军装的造反派，要“揭开天津市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想把我揪到内蒙古去批斗。但他们在市里折腾了一个多星期，竟始终不敢进天重的大门，天重的造反派可以编成一个步兵师，还不等他们“砸烂”我的狗头，自己的人头可能先被拍扁了。我被“监督劳动”，实际上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工人在关键的时候还是重义气的：“我们的黑笔杆子，要砸烂也由我们自己砸，用不着你们来多管闲事”。

　　我调走后又过了两三年，天重开始有大批工人下岗，好端端的一个大企业被大卸八块，变卖的变卖，破产的破产。为什么说它是“好端端的”，如果不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私人老板，有些还是农民企业家，像饿虎扑食一般将天重膘肥肉厚的地方全买走了，而且一到他们的手里就发了大财。他们虽然发了财，但生产水准、产品质量，却无法跟过去的老天重同日而语，甚至在生产和技术上也大大地倒退了。现在的私人老板们还怎么能出现王义礼式的人物呢？那个时候车间的同事来找我的最多，大都是让我想办法找点活干，有个进厂比我晚几年的锻工，还想出家。我劝他说，出家不是坏事，那是为了信仰，追求一种修为，你为了什么？正拉家带口，却想一走了之，心里能清静得了吗？社会上的事在社会上解决，工厂的事在工厂解决，别再去给佛添麻烦了。后来听同事说，他还真去当了和尚。我在心里祝福他，默念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中国的庙宇再多，也盛不下这么多的下岗工人啊！

　　人们都习惯性地认为，城市里的农民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有些我的老同事却觉得自己还不如农民工。他们至少在城里有活干、有钱挣，堂堂正正地卖力气吃饭，现在的城市是有求于农民工，甚至是离不开他们的，他们心里踏实，晚上睡觉安稳。而我们这些过去所谓的正牌工人，如今变成了“下岗的”，人家能可怜你、不拿斜眼夹你就不错了。但过去当工人的烙印一时很难去掉，不要以为只有当官的有架子，过去当工人也是尊严的，现在变得还没有打工的有尊严，就总觉得这一辈子算白混了，很失败，心里老是酸不溜丢的不得劲。

　　对产业工人来说，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自己正从事的工作，工作是心灵的营养。难以计数的国营企业的工人下岗后，心灵备受煎熬，他们丢失的不仅仅是一份职业，还有对国家的信赖和忠诚。以前他们总以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劳动，忽然国家和工人之间冒出一个老板，一切都由老板说了算，于是有一种被抛弃、被欺骗的感觉。在工人的心里，国家的失信、国家形象的毁坏，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不知还要影响多少代人？ 蒋子龙散文集：红豆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