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如老舍者，算是够“大”了吧？他称编辑为“元帅”，自己顶多是个“先锋”，只要元帅有令，自己就会便拍马提枪，冲锋陷阵。许多年来人们都把这个比喻当做一种幽默，我却以为老舍先生准确地道出了编辑和作家的真实关系。碰上好编辑，是作家的幸运。倘若遇到大编辑，就有可能一“作”成名，甚或写出“名作”也未可知。那么，什么样的编辑可以称“大”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想想看，他扶持了多少年轻的作家？为他们改稿、编稿，有时还要自己出资为尚未出名的作家出书。那些作家中后来有人成了名家，大家！过去的大编辑，都有一些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特点。

　　第一，就是慧眼识珠。比如秦兆阳，主持《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时候，推出了王蒙、李国文、刘绍棠等一批轰动一时的青年才俊。这些人后来都成大器，担当起文坛主将的角色。

　　第二，重情谊、重培养。不才如我，也有幸沾染过大编辑的仙气。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抓经济，召开了钢铁座谈会。随后为落实这个座谈会的精神，各行业纷纷召开学大庆会议，我在天津宾馆参加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学大庆会议。《人民文学》的老编辑许以，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有我这么个人，从北京来天津找到我的工厂，又从工厂找到会场，将我从会场上叫出来约稿。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编辑，真的是受宠若惊，几天后便写出了《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后不久便遭灭顶之灾，“在全国批倒批臭”。四年后，又是《人民文学》的编辑，顶着大雨到天津向我组稿，于是又重回文坛，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

　　第三，能打造名作。一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龙世辉，人们就会想到《林海雪原》《芙蓉镇》等。还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萧也牧，提起他人们立刻就想到了《红旗谱》《红日》……如果没有这些大编辑，即使还会产生这些作品，但作品的面貌、文字的质量以及出版后影响，还会一样吗？

　　这就牵涉到大编辑的第四个特点：能点石成金。我在文学讲习所读书时的一个同学，托我向《天津文学》推荐了两篇小说，编辑部勉强选中了其中的一篇，还做了很多修改才得以印成铅字。发表后也几乎没有任何反响。这却不能全怪我那个同学水平不高，水平不高的还有编辑。讲习所毕业后他住进人文社招待所改稿子，有幸碰上了大编辑龙世辉，一年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两年后出版一部长篇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讲习所的同学们读后都大吃一惊，感觉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写作才华有了脱胎换骨般地提升。他成名后没有再跟龙世辉合作，似乎又退回到以前的水平，再没拿出惊人的东西。这倒也创造了另一种惊奇，原来作家的写作水平，提上来之后还可以再退回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看他遇到什么样的编辑。

　　我也亲身感受过什么叫“点石成金”。1980年初，我到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由秦兆阳老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得以近距离地聆听这位大编辑家的教诲。有一次南方一个刊物催稿甚急，我用大半夜的时间赶出了短篇小说《狼酒》，第二天早晨讲习所通知我，带着新作去见秦先生。当时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初是不敢带《狼酒》去见先生的，自己知道它是什么成色，怕让先生失望。可手边又没有别的新作，只好硬着头皮拿它充数。秦先生让我在他的书房里随便翻书，老人家默默地先把《狼酒》看了一遍，然后拿起铅笔看第二遍，这一次是边看边写，有时写在我的稿子上，有时写在旁边的白纸上。

　　我神经紧张，不知老先生在写些什么，却又不敢凑过去看。直到先生看完第二遍，才招呼我坐到他对面，上来并没有批评我，只是就稿子论稿子，先分析《狼酒》里的人物，哪儿该加些什么，哪儿该删掉，才能使人物性格的发展更合理。接着又剖析我的故事，指出结构该怎样调整，哪一段该提到前面来，哪一段往后挪……三下五除二，连我自己都觉得《狼酒》面目一新了。那天整整浪费了秦先生大半天的时间，谈完了对稿子的具体修改方案之后，才含蓄地告诫我不可过分依赖兴之所至一泻千里，动笔前多在构思上下功夫，想透了再动笔，才能在写的过程中出现真正的神来之笔。

　　1981年我答应《当代》的编辑贺嘉，在某个星期二来取稿。那时候我的工厂是休息星期二，让他赶在我歇班的日子来好接待。不想那个星期一快下班的时候设备出了故障，抢修设备我这个车间主任是不能不在场的，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直到第二天的生产恢复正常了我才回家。回到家看见贺嘉正在我的门口转磨磨，他是从北京坐早班车来的，可我答应给他的中篇小说由于夜里加班，还差几千字的结尾没有完成。

　　那时我的居住条件是“伙单独厨”——即两家合伙住一个单元，但每家各有一个独用的小厨房。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我拿出已经写好的前面6万多字，让贺嘉在卧室里审查，我将切菜板搭在厨房的水池子上，给小说写结尾。我们两个一直干到傍晚，贺嘉将前面的6万多字编辑完了，我又写出了4000字的结尾，然后交换，我修改前面他指出来的错误，他继续编辑小说的结尾部分。

　　——这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产生的过程。后来秦兆阳先生看了这部作品，寄来一封密密麻麻写满了7页纸的长信，至今那仍是我最珍贵的收藏。作家不会忘记编辑，写和编是一种缘分，像一对搭档。我想有许多作家同自己的编辑会成为师生或朋友。上海文艺社的老编辑王肇歧，多年来在文字上对我的帮助自不必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成为朋友以来，每年中秋节前后，他若有北上的机会必给我带一盒月饼，若没有机会亲送就会通过邮局寄来，从未忘记过。这股长远劲，体现了一份多么厚重的情感。我无比珍视，终生不忘……

　　随着社会的发展，编辑的含义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现在的大编辑，更多的是体现在策划选题和书籍营销上。2008年出版的《农民帝国》，是我的一场文学马拉松，断断续续写了11年。人文社的编辑包兰英就一直跟踪我，从未断了联系，并帮我出主意。我只顾自己尽兴，最后竟写了近60万字，印出来厚厚的一大本，定价58元。我自己都吓一跳，在这个物质主义盛行的社会，谁会花这个价买一本小说呀？不想包兰英真是一“包”到底，竟借助人文社的优势，当年就发行了数万册。

　　时代变了，现在的大编辑还得保障自己编的书有相对较大的发行量。这太难了，有时想想都替编辑发愁。对这样的大编辑我也非常佩服，他们对市场了如指掌，主意很多，书出的漂亮。现在已经没有作家不重视甚至敢蔑视发行量了。过去人们爱说编辑是“为别人做嫁衣裳”，把才华都用在了别人的作品上，耽误了自己的写作。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有所改变？我以为这是一种进步。曾有人说过，人是一种符号动物。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教育会给人打上一种符号，而生活和职业又会给一个人打上另外一种符号。这两种符号相同、相近，人是一种命运；两种符号不相同，甚至相差甚远，人又会是另外一种命运。

　　符号那么多，怎么可能碰巧会相同、相近？说到底，人的真正定义应该是“矛盾着的动物”。许多职业都是一种“矛盾的职业”——世界上有许多天生就和所从事的职业相契合的人，如天生就是踢球的，天生就是演员……但，我不相信有天生就是作家的，或天生就该当编辑的。后来我自己也当过几年编辑，对编辑的甘苦有了切身的体会。编辑大多是被职业挑选出来的。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作者，也看过各种各样的稿子，有被激动的时候，也有感到味同嚼蜡的时候，有时也许还觉得不如由自己再给重写一遍……编辑的职责就是裁定各种各样的稿子，给稿子以智慧的烛照。

　　但是，他们毕竟有许多想法是无法在编辑别人的稿子时都能体现出来。于是，许多编辑都写东西，有些编辑同时也是很好的作家。而一个好的作家，却未必就能成为一个好编辑。所以，现在编辑的职业比单纯的作家有着更大的优势。但是，当编辑也在写作的时候，他便不再神秘。以往都是编辑了解作家多，作家了解编辑少，而且编辑为别人做嫁衣的牺牲精神，无一例外地会博得作家的尊敬。因此，作家对编辑的著作一般都怀有好奇心。而读编辑写的书，就是了解编辑的最好途径。

　　文坛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以没有编辑的发言。没有编辑的声音，文坛便不健全。 蒋子龙散文集：红豆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