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根的意识：“留耕堂”

　　俗云：“耕种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番禺何氏，乃名门望族。远自宋代便创造过何棠、何栗、何榘三兄弟同榜进士的佳话。后来以何柳堂为首的“何氏三杰”，将广东音乐进行系统集成、发扬光大，并创立了“典雅派”。中国成立后，国家主席毛泽东曾在北京接见何贤的夫人以及后来成为“澳门特首”的何厚铧。

　　创办近二百年的何氏家塾，今天是广东的省级名校“象贤中学”……不知是不是受此影响，现在番禺每年考上大学的人数，都有七、八千之众。

　　何氏无疑创造了一种历经劫难却绵绵不绝的家族文化。

　　正是这种富有强韧生命力的家族文化，成就何氏一族成为名门，并保持兴旺至今。解读何氏家族文化，对理解今天的番禺文化意识，不无教益。

　　番禺处于珠江三角洲的腑地，河涌交错，水网如织；山丘则丛林密布，人烟稀少。宋绍定六年（1233），何族四世祖何德明，来到番禺，见珠江从上游夹裹着大量泥沙而下，受潮水顶托淤积成坦，年年增大遂成冲积平原，肥沃松软，极宜种植。倘在此定居，筑堤围田，将会富甲一方。于是，何德明选择了番禺的沙湾安顿下来，向官方购得大片土地，并不断开发，渐渐扩充到300余顷。

　　有了这等雄厚的根基，顺势繁衍生息，何氏一脉渐成番禺望族。

　　故何家将自己的大宗祠命名为“留耕堂”。

　　两边的对联是：“小宗异大宗同钦于世世；前人修后人续享之绵绵。”

　　而且还立下了一个很特别的规矩：“凡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者，分别可获得祖荫二份、四份、八份”。每份“祖荫”相当于七亩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何家子孙书读好了，有了功名，不是鼓励他们离开乡土，忘记根本，而是以土地奖励，让他们眷恋故土，永不忘根脉。

　　番禺曾出土一块2000多年前的石碑，上刻四个大字：“大吉番禺”。那么番禺“吉”从何来？留下的古训是：第一代养地，有地才能养人；第二代养气，养浩然正气；第三代养文化，扬君子之风。

　　因此，在番禺并非只有何氏一族如此，早已经形成一种蔚为可观的文化现象。

　　被尊为“岭南三大家”之首的屈大均，别号“今种”。独开一番境界，令人浮想联翩。他削发明志，倍受景仰。一生忠愤，气魄雄奇，以诗为史，创翁山诗派。

　　只有700多户人家、却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大岭村，先后考中过34名进士，有探花也有状元，出过知县以上的官员近百名。被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的专家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异物志》的作者杨孚，也是番禺人，为东汉时期岭南第一才子。他的政治主张就是“守业尚文”，“绳美祖宗”。曾极其优美地赞颂鹧鸪的不离恋土：“其志怀南，不思北徂”。

　　能够“内守”，方可持久——这是番禺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番禺曾被视为“广州的后花园”。竞争社会，谁都想奋勇争先，没人愿意跟一个“后”字沾边。番禺却沉稳干练地当着“后花园”。当国内的“前院经济”正为姓“资”姓“社”争论不休的时候，番禺却忙于建桥修路、招商引资，出现了番禺历史上从未有过经济繁荣景象……

　　一个“后”字恰恰淋漓尽致地发挥了番禺的性格优势。而一个城市或地区的性格形成，要得益于文化的浸润和培育。历史上“后发先至”、“后来居上”的事例太多了，都是因为有文化上的“先”和“强”。

　　即便在极其特殊的非常时期，番禺文化中的“留耕”、“守业尚文”的意识也没有泯灭。坐落于南村镇的“余荫山房”，位居广东四大名园（番禺余荫山房、佛山梁园、顺德清晖园、东莞可园）之冠，其主人邬彬，于清咸丰八年，官至从二品，年龄却只有34岁，便以母年迈为由，毅然辞官，归隐乡里。他建造“余荫山房”也处处体现一个先人的“荫”字和一个后人的“藏”字：“嘉树成荫，藏而不露，缩龙成寸，小巧玲珑。”因其匠心独运，园中有园，景中含景，外表别具一格，境界幽深广阔。一落成便山视为中国园林艺术中的瑰宝。

　　1950年，新政府成立，颁令没收地主财产。“余荫山房”随之便成了番禺县第五区公所的机关驻地。令人称奇的是，拥有“新思想新作风的新政府”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并没有因蔑视地主而对这处“地主财产”加以破坏，反而倍加珍惜。到1959年，当“大跃进”的破坏性已经彰显，三年度荒已经开始，地方政府竟然出资对“余荫山房”进行了一次大范围小规模的维修保养。

　　1966年“文革”的大劫难席卷中国，数十名“红卫兵”冲进山房“砸四旧”，这座岭南园林中的杰作，眼看就要毁于一旦。按当时的社会风气，没有人敢对“红卫兵”说三道四，更不能阻拦他们的行动，否则会引火烧身，将遭灭顶之灾。然而当时的公社干部就真地站出来百般劝解“红卫兵”，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自己“破四旧”。待“红卫兵”走后，他们立刻用稀淡的灰砂浆覆盖园内的石刻、木刻，用铁皮包裹山房正门，以及横梁木雕，对所有贵重的工艺品，全部用报纸双面密封，然后涂上白灰……

　　今天的“余荫山房”，不仅完整地保留住其主人的文化理念，还凝结历史，成为番禺地域文化的一种象征。烟云过后，岁月照旧；岁月逝去，故事存留。番禺的所有故事，都体现了当地文化的魅力。

　　还有个南村镇，或许是当下全国独一无二的成立了“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村镇，有注册会员700多人，直接参加文联属下社团的成员多达8000人。

　　时下流行“城市以文化论输赢”一说。古邑番禺，人文鼎盛，卧虎藏龙，这不能不说是他们最大的优势。

　　二 水的意识：《黄河大合唱》

　　番禺因番山、禺山而得名，却是个地道的水乡。

　　珠江的21条干流和支流，将其南部切割成100多个岛屿。这也是番禺作为“珠江的明珠”，却能够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深藏不露的原因。

　　番禺能够立郡，也得益于水。《水经注》记载，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占据长江中下游，欲继续南扩，遂命步骘为交州刺史。步到番禺，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渺，观原薮之殷阜，乃呼：“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迁州番禺，筑立城郭。

　　圣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的特质是灵动，流水不腐。

　　——这就赋予番禺文化另一种态势：出去和进来，流动和汇聚。

　　番禺人杨孚，如果不出去就不会写出《异物志》，从而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学者。那个年代在内地人的眼里，岭南是一块神秘的蛮荒之地，凡回京述职的官员，大量搜罗岭南的珍奇之物，带回去用以进身取宠。久而久之竟蔚成风气，流弊甚广。杨孚忿而撰写《异物志》，逐一列举岭南的风俗物产，并详加注释，使内地人对岭南的出产风物有所认识，以免有人借猎奇心理钻营舞弊。

　　如果不出去，自小听着“咸水歌”长大的冼星海，就不会写出《黄河大合唱》。如果没有《黄河大合唱》，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中国音乐、中国抗战，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都将留下怎样巨大的缺憾？

　　番禺也欢迎进来。甚至为了纪念第一个冒险来到番禺、化干戈为玉帛的陆贾，将自己的大乌岗更名为“大夫山”。西汉初年，大局未稳，百越人赵佗在番禺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祖刘邦刚得天下，不想再用兵征伐赵佗，便派谋士陆贾南下番禺，说服赵佗归顺。陆贾智慧过人，深陈大义，果真收服了赵佗，并代表汉朝廷授印封赵佗为“南越王”——只是在他自己任命的头衔中去掉了中间一个“武”字。

　　以此功，陆贾回朝后也被封为“上大夫”。刘邦死后，太后专权，开始歧视岭南，赵佗不满，再次自立，并升格为“南越武帝”。至后汉孝文帝当朝，又派陆贾再进番禺，最终又一次说服赵佗，维护了国家统一，且避免了刀兵相见，祸殃边民。

　　番禺人到现今还在感念陆贾大夫的功绩，将以他的头衔命名的“大夫山”，开辟成一座占地580公顷的森林公园，成为番禺的“大氧库”，广州的“绿色之肺”。

　　番禺有这么多名人“来来去去”，遂留下了这两条标准，用来衡量后世官员的“政绩”。一条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官就要像陆贾那样，留下让后人传诵的佳话，这才称得上是政绩；第二条，要想靠盖房子出“政绩”，就要像邬彬那样留下能凝固历史和文化的建筑，而不是一味地奢华。

　　如今，来来往往汇聚到番禺的人，无以计数。仅仅一个南村镇，原住民只有5万，而外来人口却有10万之多。其中就有当世最神秘的收藏家赵泰来，将他从姨母手中继承的诸多无价之宝，捐赠给番禺南粤苑，建立了一座珍宝馆。

　　水利万物，水就是财。番禺有两个别名，一是“大镬底”；一是“聚宝盆”。

　　聚宝先得聚人，聚拢人气，方能汇聚财气。能聚人聚宝的定是活水。只有通畅，才能汇聚。

　　番禺是水乡，又是“桥乡”，在1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架起了大大小小248座各式各样的桥梁。水涌相通，水路相连，河与河通，路与路连……

　　但，真正让番禺雄阔放达起来的，是无形之桥。

　　在世界全球化、社会物质化的今天，真正让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时候是在你面前有好几条路，你却不知该如何选择？不知道哪条路前面有陷阱，哪条是死路？

　　只有精神通达，脚下才能四通八达。意识是桥，思想是桥，文化是桥。

　　正是这样的桥，引导冼星海去法国，去延安，创作了《黄河大合唱》。

　　人们喜欢称番禺是“中国桥乡”，并不全是因为她修建了太多的铁桥、石桥，更重要的是她处于珠江三角洲的核心位置，在精神上有了一座自信、能够吸纳八方、吞吐大荒的文化大桥，向四周放射，通向四面八方。

　　——这就是水的意识，水的优势。 蒋子龙散文集：红豆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