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职业是写书，而出书很有点像生孩子，有人相貌一般，生出的孩子却很漂亮；有人相貌堂堂，其孩子却一般化。我指的是外表，不是“内在质量”。作家出书也一样，在样书拿到手之前，像父母等待孩子出生一样，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是否漂亮？生孩子靠上辈人的遗传基因，书出得漂亮与否，就要靠出版社了，看作家遇上了什么样的责编和装帧设计。

　　我称这种出书的运气为“书缘”。

　　“孩子是自己的好”，谁的孩子谁爱。有些父母甚至对残疾的、生活失意的孩子更为关爱和牵挂。作家对书就不一样了，同样都是自己写的书，对装帧设计大气漂亮的就格外喜欢，赠送友朋也拿得出手。出得不漂亮的书，就压在箱子底儿，一般不会拿这样的书送人。我最早的几本书都不是自己心目中想要的那种样子，却又不能怪出版社，只能怪自己的“书缘”不好。至今我还是这种心态，出版社给你出书是看得起你，抬举你，没有一家出版社会故意把书出难看，与其那样何如根本就不出你的书，还节省了稿费，岂不更好？同样是一个出版社，为什么给别人出的书就很漂亮？

　　这里确有个作家本人的运气问题，运气就是缘分。

　　到1984年，我终于“时来运转”。上海文艺出版社一年中连出我两本书，封面设计都很新颖别致，摆在书架上分外醒目，令我很满意，甚至出乎自己的想象和期望。一本是小说集《拜年》，采用了当时刚流行的“大32开本”，显得既厚实又有个性；另一本是创作札记《不惑文谈》，为“长32开本”，清雅可心。

　　这两本书的问世，给我最大的鼓励是对自己的“书缘”有了信心。而“书缘”自然又引出“人缘”，由此开始了跟上海文艺社及该社诸多编辑数十年的交往，有些成为终生朋友，念念不忘。赵南荣先生是位谦谦君子，温雅多智，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打个长途电话都是很奢侈的事情，许多单位要事先申请，需获得领导的批准。赵先生从来都是用书信指导我编集子，他的信字体工整，用语精当，我回信时就格外用心，一笔一划，规规矩矩，不敢稍有马虎或草率，觉得那是一种浅薄和不敬。跟这样的编辑通信，会长见识、学规矩。

　　丘锋先生则是另一种性格，说话语速极快，是上海人中的豪爽派。几十年来没断了联系，但也不常联系，去年收到他两大卷新书，立刻放下手头的事，翻看他的著作，里面收录了他以前写的文章，读着读着仿佛回到三十年前，回想起许多当时的人和事……其中也有评论我的文字，甚至比当年更让我感动。那个时候我忙于写自己的小说，对别人的评论不大在意，无论是批评的还是鼓励的。现在读来却别有一种温暖和启迪。

　　在商品社会，恐怕唯有作家与编辑的交往还能接近“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境界，因为这种友情本身就很独特，有点像师生，又可以像朋友，以精神层面为主，然后发展成友谊。很干净，却不失温馨，不一定有多么亲近，却没有一个作家会忘记编过自己稿子的人，留在记忆里的是一些美好的片断。

　　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文艺社的老编辑王肇歧先生，曾编过我一部中篇小说《碉堡》，他对这部小说给了应有的鼓励，但对小说的核心情节，或者说是我的想象力，一直心存疑虑，觉得有点离谱：有人在一个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旧碉堡里开办歌舞厅，那个时候开歌舞厅是非常敏感的，经常会遭突击检查甚或会被突然查封。而大碉堡“易守难攻”，攻和守、开和闭的纠葛就有戏剧性，小说的故事便由此展开……现在还有碉堡吗？围绕着它进行虚构，似有点邪乎。

　　有一次，肇歧先生到北京公干，特意提前在天津下车看我。我带他来到天津北郊城乡结合部，在一条更名为“0号路”的土堤上，还保留着几个大碉堡，里面还都住着人家。有的虽然歪歪斜斜，但十分坚固，唐山大地震时也纹丝未动。当时整个天津市恐怕只有住在这些大碉堡里的人，才没有在外面另搭抗震棚。我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都要走0号路，从几个大碉堡下面经过，曾留心观察过住在碉堡里的人，也寻机进碉堡里参观过。

　　记得当时王肇歧先生非常惊讶，直说没有想到在一个大城市里居然还保存着这种东西！我告诉他这可能跟碉堡里还住着这么多人有关，他们大多是度荒时被疏散到农村，后来在农村难以生活又返回城里，无处安身便以碉堡为家。政府如若炸掉这些碉堡，该怎样安置他们？恐怕要牵扯到一大堆问题，包括国家的政策……

　　借此我诚心诚意地感谢他对小说《碉堡》情节设置的疑问，这就是大编辑的水平，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批评，却促使我不能不反思这部小说的构思，也不能不承认这部小说没有写好。如果不纠缠在办歌舞厅上，将重点放在写碉堡的历史以及所有在里面住过的人的命运上，可以肯定地说会更有意蕴、更有分量。我跟他表示，得空时当重写这部小说。

　　自那以后，每年中秋节，如果王先生有机会进京，必定先在天津下车，送给我一盒上海的高档月饼。若没有机会北上，就将月饼寄来，年年如此，从未间断。这份情谊、这种长远劲儿，令我无比感动，会永远铭记于心。最近的一次通电话，询问他退休后的情况如何？他说很是轻松自在，身体也很好，每周要跟几位老朋友聚会两三次，打牌、聊天，最后由赢家做东请大家吃饭，不亦快哉！听得我也哈哈大笑，感到很开心。

　　借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60周年庆典，我由衷地祝福这家书出得漂亮、能给作家带来“书缘”的出版社及其尊敬的编辑们！ 蒋子龙散文集：红豆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