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的国度，读书却成了大问题，人均读书量比人均GDP还可怜，在世界上排名很靠后，不及犹太人的十分之一，也不及东邻日本、韩国的一半。于是许多地方开始举办“读书节”“读书日”，把原本属于生命中长久的必须，搞成几天的热闹，希望人们好歹在“读书日”这天能读点书或知道生活中还应有读书这码事。作为连锁反应，各地的书店纷纷关门，即便是在“形象工程”中建起来的“图书城”，也开始兜售玩具、金银玉器、保健用品等等……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海一对喜欢读书的年轻人，却辞职下海，倾其全部储蓄20万元开了一家书店。丈夫叫金浩，曾被“评为上海优秀青年校长”，他所领导的小学连续两届获得“上海先进学校”的称号；女的是徐雅娥，为同一学校的老师。他们因书定情，结成美满姻缘后得一爱女，取名金钟书。

　　于是他们也将自己的书店命名“钟书”。钟情于书，爱女如书，爱书如女，并由此开始了书香之家的传奇。

　　可业内业外公认实体书店是“夕阳产业”，在一片“夕阳西下”中，他们凭什么能做得“夕阳无限好”？如果仅仅为了温饱，办好一个小书店倒也过得下去，可这个“书香之家”的主心骨金浩是有大理想的：提高和改善人们的阅读质量，让现代人不辜负书，让书尽量能大面积地营养人，说得更具体些就是“为读者找好书，为好书找读者”。

　　若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将书店做好做强，必须集结一批乃至一大批钟情于书、专心书业的人，将书香之家变为书香大家。上海人有一张精明的脸不足为奇，金浩偏偏一脸温厚，身材高挑，说话又总是轻声细语，给人以谦和、牢靠之感。一个有理想的人骨子里自然也是有原则的，可他在处理许多具体事务时恰恰“没有原则”。且看他的口头禅：“书店的作息时间是读者定的”，“顾客永远是对的，错的是我们”，“他是对的，我错了。”

　　由此或为他的诚心所动，或慕“钟书”之名，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开始聚集。

　　书店的元老至今已经70多岁了，当年都是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人物，退休后由教书改为卖书，六十多岁的人扛着书走乡间小路给孩子们送书，读书的习惯要从小养成，让孩子们爱上阅读。而一些书店的主管却是年轻的书界精英，奉贤店的营业额开业两三年一直徘徊在30万元左右，“小黄”上任后一下子做到了570万元，松江店的“小朱”更厉害，年销售额竟达到630万元。

　　这个世界上看似所有的好点子都被人想到了，实际上对一个专注甚至痴迷的敬业者来说，永远都有机会，都有上升的空间。他们很快在图书业就有了个统一的名号：“钟书人”。

　　如今人们似乎特别爱抱怨当下的社会风气如何如何，而“钟书”的店风却是：“书店好像一个大家庭，让大家快乐工作，和睦相处，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春秋旺季，书店职工每天早晨不到七点就都来了，一直要干到晚上十点多钟。司机们晚上把书装满车，第二天5、6点就出去送货，而且都是一个人，送完书回到松江总店还不到8点，紧接着又装车出发，常常一天要往返于上海市区4、5趟，中间没有休息时间，肚子饿了一瓶矿泉水、一个面包就打发了。

　　金浩有经常给职工写信的习惯，他也常收到职工的回信，有的信里说：“人生路短，好人难求，遇到您是我的福气，您把我们当家人，我把公司当自家。”一位因特殊原因不得不离职的员工给他写道：“遇到你这样的老板是一生难求的，你对我们夫妻俩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金浩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是我最大的财富，我的一切是你们给予的，是你们成就了我……”

　　因此连华东师大著名教授许纪霖，在“钟书阁”书店购书后也禁不住发微博赞叹：“哪怕放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逛书店不仅是买书，更重要的是享受网络购书感觉不到的书香品味。”书店里幽静、温馨，在铺天盖地的各类图书包围的空隙或角落，恰到好处地置一小桌，配一二或圆或方的软凳，供读者阅读或交流。有一时尚女郎从午后我进店时她就坐在宽大的窗台上专心在读一本大书，直到天黑我离店时她还在读得聚精会神。

　　难怪“钟书阁”被读者评为“最美的书店”。浓郁的书香氛围养心益智，书之“香”，其香在骨。

　　这样的书店想不发展都难。20年来“钟书”的发展速度像社会上书店倒闭的速度一样快，目前仅在上海就开了18家分店，成为上海最大的民营书业。同时在北京、武汉等大城市也有了钟书的分店，年销售额已近4亿元。

　　金浩真正把书香之家，办成了书香大业。 蒋子龙散文集：红豆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