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信服这样一句话：在世间一切活动中，唯有人的故事最引人。

　　我的纪实文学中的人物没有虚构，有古人、今人、圣人、凡人、能人、奇人，他们之所以打动我、并与文学联接在一起，是他们的生命中那不同寻常的特质，以及他们人生轨迹的传奇性。经典作家称：“人是造物主的杰作”。“杰作”中的佼佼者，才称得上是传奇。他们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合适的”。

　　我们不可能也无法追寻他们的足迹，但可以追求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巴尔扎克有言：“一代人就是一出有着四五千名优秀角色的戏剧。”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特点，体现为他们的品质。了解他们，有助于更深切地理解这个时代。于是我尽最大的努力，真诚而温暖的记住了他们。

　　我完全不记得是怎样开始写散文的，仿佛是一件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般必定会发生的事情。远没有初写小说时那么引人注意和记忆深刻。但我感谢散文。在整理散文书稿的过程中，对散文、随笔比对小说更有自信，这类文字对生活、对自己具有一种更直接的真实意义，从中可清晰地看出我思想脉络的走向。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生命从诞生的那一刻直至终结，不过就是一场旅行。既然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旅行者，不写游记岂不是对不起自己？旅行是人生经历，更是文学不可少的经历。作家在精神上永远是个“行者”，当他真正有了“家”、并舒服地躺了下来，那就是他的全部旅行都结束了。

　　我的视野、境界、文字，似乎就是随着写游记一点点地打开、扩充。1979年出访南斯拉夫，是第一次写游记。那时出国还是新鲜事，临行前《天津文学》主编叮嘱我，到了外边要好好看，好好记，回来给大家讲一讲。我努力记下一些印象深刻的东西，并陆续整理成篇，其中如《生的艺术》等篇还被多次转载并编进中学课本和各种各样的散文选本。这对第一次写游记的我来说，自然是“莫大的鼓舞”。但后来看那些文字，其拘谨和稚拙却令自己汗颜。

　　1982年应美国新闻署之邀，从东到西在美国走了一遍，历时一个多月，入乡随俗不可能不放开，所见所闻均放胆说出。有时检点自己似又觉得还不够成熟，回国后写成《过海日记》，自然也难免青涩。后来去日本，看俄罗斯，游历东南亚一些国家，所获得的感悟及形成的文字，加上在国内旅行所得到的文章，构成了我文学活动举足轻重的一部分，让我对自己的写作生涯有了一种少有的欣慰感。命运待我不薄，让我走过了那么多地方，见识了那么多风物，散文也不像小说那样给我惹过太多的麻烦。

　　整理以前发表过的随笔，发现竟有近二百万字之多，自己完全没有想到会写了这么多短文章。有那么十多年，精神似乎处于一种“过敏期”，正如我一篇随笔的题目：《有“感”就“动”》。天地君亲师，神仙老虎狗，看得多，想得多，感触也多，最多的时候一天写三篇。后来发觉，自从大量写短文章以来，中短篇小说写得少了，或根本不再写了。这一发现令自己也很吃惊，甚至有愧悔之感，我原本更看重小说，认为写小说才是自己的“正业”，却不理解这种“此消彼长”的现象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为此我读了相当数量的其他作家的传记，也未能找出答案，只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写作还是一种“业余爱好”，没有长期规划，没有为自己设计“终生主题”。完全顺其自然，用一句当时的话说叫“跟着感觉走”。

　　1992年我出版了第一本随笔集《秋窗三语》，一位文艺界的领导人读过之后对我说，你的随笔比小说写得好，一个好作家至少要有两副笔墨，而散文随笔最能看出一个作家的文字功力。而我们的作家有不少吃亏在文字不过关。当时我对他的话甚不以为然，因我的小说惹起过太多风波，他曾参与处理过一些风波，觉得他是用我的左手打倒我的右手，借我的散文、随笔否定我的小说。但事已至此，我倒也并不后悔。现在重读这些随笔，甚至生出一种充实感。我没有错过这个繁杂多变的时期，以一种最直接最真实的文学方式，记录下了社会象、众生相，以及自己的心路境象。随笔没有负我。我也不负自己的文学观。 蒋子龙散文集：红豆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