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精海怪，×××是大脑袋。”——这首民谚似乎在辽宁流传有一个世纪了。其意是：辽阳人精，海城人怪，×××人的脑袋大。在东北话里脑袋大并不是聪明的意思，恰恰相反是讽喻呆笨。故隐去真名，免得伤害那里人的情感，甚或引起诉讼。

　　令人不解的是，此谚竟成了这些地方的一种宿命，不知过去多少年了，“精”的总是精，“怪”的还在怪，“大脑袋”的地方似乎也仍未摘掉脑袋大的帽子。在这三个地区里让我挑选采访对象，我选择了海城人的“怪”。

　　中国近三十年来，连续发生过两次地震的地方只有海城，只这一点就够怪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特立独行的海城人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他既是英雄又爱美人，口碑还挺好；既发动西安事变扣住蒋介石，又亲自送蒋回南京；他是现代世界上被关押时间最长的将领，又异乎寻常的长寿，把关押他的人都熬死了自己才走；带兵作战，杀人难免，最后却皈依基督……我想看看当今的海城人还能怪到哪里去？

　　不想海城之怪立即给我一个下马威，那年十一月三十日我从天津乘船到大连，正准备登车赶往海城，媒体报道海城刚刚发生了5.6级地震。专程来大连接我的海城朋友问我还去不去？如果害怕可以住到鞍山。

　　一个“怕”我又怎么能说得出口？

　　但心里却不免有点嘀咕，也有些丧气，这地震莫不是冲着我来的？是想提醒我，还是要阻拦我？虽然脑子里有这许多想法，嘴上却回答得很干脆：我是经历过7.8级唐山大地震的，难道还怕你们的5.6吗？

　　车进海城，仍能感受到几天前那场令关里人羡慕的大暴雪的气韵：四野一片洁白，天地清澈透亮，没有一丝地震的痕迹，更看不出震后的慌乱。进入“三鱼（泵业公司）王国”，简直称得上是一片喜气洋洋了……喜气是从两幢漂亮的住宅大楼里散发出来的，人们进进出出，兴奋而又忙碌，有人拉家带口一块来看新房，有人已经在往楼里搬运新家具，还有人正在装修新居，相互串门观摩，吸收别人的设计优点，或暗暗较劲要装修得比邻居更豪华……这竟是三鱼公司的职工公寓，即使把这样的楼房放到北京、天津，也算是不错的，公司却以每平方米低于五百元的成本价卖给职工，职工花四五万元就能买到一套上百平方米的房子。就是这点钱，还可以向公司借，不要利息，将来一点点从工资中扣除。

　　在房价高得吓人的今天，竟还有这么便宜的事！这哪看得出是刚刚发生过地震的，我来到了地震中心，对地震的那点惊惧感反而消失了。三鱼公司的创始人戴喜东，把我接进他的办公室，我说：“全国都知道你们这儿又发生了地震，可你们倒像没事一样。”

　　戴喜东全不在意：“现在不是三十多年以前了，我的厂房、宿舍都是用钢筋水泥堆起来的，这点地震就像给我挠痒痒，怎还把它当回事？即便再有特大地震把房子震倒了，它也不会散架，人在里面保证不会有事。”

　　刚一见面，正好借着谈地震让交谈自然流畅起来。我又问：“六十年代那次大地震的时候你在哪儿？”他看着我，嘴上在回答我的问题，心里好像在想别的事情：“那年我还住在土垒的平房里，地震的时候就像坐在疯马拉的木轮车上，整个人被颠起老高，四周就像山崩地裂。闪电是弯角的，铁硬死拐，常常有两个闪电同时出现，尖端共咬着一个火球，如神话中的二龙戏珠。那时孩子都还小，我倒是越遇到事胆子越大，就大声叫喊着地震了、地震了，还让他们别慌，快点往外跑。我先把小女儿抱到房子外面，随后大女儿自己跑了出来，紧跟着妻子抱着小儿子也出来了，我二次进屋把母亲拉出来，赶紧反身进去再把棉被抱出来。一看房子还没倒，又跑回去把孩子们的衣服抢出来，不然震不死也会冻坏的……”

　　到海城来似乎就不能不谈地震，我一边听着他讲地震，一边打量他的办公室：房子很大，但满满当当，杂乱无章。墙角、墙边堆放着一摞摞一包包的古版线装书，摆在最浮头的有汲古阁的刻本，武英殿的版书，清朝第一版的《康熙字典》、《石头记》等。窗台上放满古里古怪的瓷器、玉器，三面墙上都挂着古画，一幅挨一幅，有的一个钉子上挂了两三幅，一幅压一幅。地上还放着几个未打开的大包，里面也装满古玩。办公桌后面摆着两个直通到房顶的大书架，上面码满现代书籍，可大致分四大类：经营管理、历史、人物传记、艺术鉴赏工具书，如：《文物精华大辞典》、《现代美术全集》等。

　　这哪像是一个名牌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办公室，更像个杂乱的博物馆仓库。我们正说着话，一个年轻的文物商走进来，手里拉着一个大箱子，肩上还背着个大包，打开来全是字画。戴喜东拿起放大镜开始鉴定这些字画，绝大多数都是假的，他有根有据地说出自己的见解，指出假在哪里。

　　在这个过程中，文物商不时地从桌上抽出戴喜东的中华烟放在嘴上点着……这个年轻人是专门从丹东赶过来推销这些假字画的。戴喜东像检验产品质量一样，把假的剔除，凡是他想要的东西从不讨价还价，都是先让对方出价，然后在原价上再给加一百元，到最后又塞给小伙子二百元的路费，还把那盒中华烟也递过去让他路上吸。原来他在低头验画的时候并没有忽略文物商人的烟瘾。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很难相信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会对收藏古玩痴迷到这般程度。由此可见，现代海城人也的确有点怪。戴喜东办公室里的这些古玩，还只是他全部收藏品的一个零头，他见我对他的爱好过于大惊小怪了，便领我走进一所废弃的旧中学，在十几个教室里都堆满他购买的古书、古字画以及瓷器和古家具。光是线装书就装满两间教室，仅油画就有一千多幅。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癖好，原因却很简单：当年爱读书的时候没有钱买书，发达以后便拼命买书，后来扩而大之又开始收藏各种古代文物……如今搞到这么大的规模，是不是怪得有点离奇？

　　我心里生出一个疑问，压了半天没有压住，还是说了出来：“你该不会玩物丧志吧？收藏古玩是无底洞，纵然你很有钱就能禁得住这样折腾吗？被创业者自己折腾垮的企业我可是见得太多了……”

　　他大度地一笑：“这没有多少钱，总共也不超过二百万，有不少是别人拿来抵账的，我真正花大钱的地方你还不知道呢。”其实，我很快就知道了，当地人背后喜欢称他“圣人”，而有“圣人”的地方必有诸多传说……我在采访中先听到了他砸饭盒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他买下镇办电修厂，成立三鱼泵业公司的时候，曾搞了一次“砸饭盒运动”。饭盒——工人上班的必备之物，从“张大帅”时代工人上班就要夹个饭盒，日本鬼子来了工人仍然要带着饭盒上班，国民党当政更是不能没有饭盒，共产党让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上班还是少不了一个饭盒，家里做上顿得想着下顿，带到厂里却都成了剩饭剩菜。一人一个饭盒，在车间里到处乱放，各车间都得安上大蒸锅以解决饭盒加热的问题……戴喜东下令，谁也不许带饭盒进厂，见一个砸一个，上班期间由公司管饭。

　　听到这个决定，跟他贴近的人都吓了一大跳，立刻给他算了一笔账：公司里许多车间都是体力劳动，每个工人每顿饭不会少于六两米，一千五百人一天就净吃掉八百多斤大米，相当一亩高产田的产量，再加上肉呀菜呀，一年少说也得贴进去一百二十多万元，对一个私人企业来说，这可不是小数目！眼下的风气是打破大锅饭、铁饭碗，你怎么可以倒过来，砸烂小饭盒，重建大锅饭？

　　戴喜东不为所动，他才是“三鱼”的主宰，有一种令人敬畏又使人平和的力量。他喜欢的格言是：“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在砸饭盒之前他显然是仔细思虑过了，他经过思虑后决定的事不能更改。

　　于是，“三鱼”的职工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吃下来了。白吃白喝不怕，怕的是乱糟蹋，就因为不花自己的钱，有不少人眼大肚子小，盛的多吃的少，常常将整碗的白饭、整个的馒头，连同还剩下小半碗的菜，也不管里面有鱼还是有肉随手就倒掉了！别人倒着都不心疼，戴喜东看得心疼的慌，他疼的不光是钱粮，还有这人心的残缺，你对他这么好，他靠着这个企业吃饭赚钱，却仍然不把企业当成自己的……还是毛主席说得对，重要的是教育农民。

　　戴喜东小的时候，每天要起五更到邻村去上学，黑灯瞎火了才能赶回家，现在该结束村上无学校的历史了，他出资给村里建起了一所小学，名为“弘义书院”。不久又出资六百万元，给镇中学建了新大楼。

　　好事开了头就没个完，干脆好事做到底：海城有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报销不了医药费，去年底，戴喜东拿出几万元为这些老人报账。然后又花了十几万元资助一些老同志去旅游，临行前竟然还向老同志提出“四要一不”：“要住好、吃好、玩好、休息好，不要光想着为我省钱。”

　　三鱼公司的干部就更美了，国内玩遍了，就轮流出国旅游，每人还补贴三百美元到五百美元。一九九九年公司花二百多万元为全体职工购买了人身养老保险。他支援灾区就更简单，给红十字会寄去一大笔钱，自己并不到电视晚会的现场登台亮相，也不让公开自己的姓名。他还因处理得当和抢救及时，救活过四五个因陷于绝境自杀或发生意外事故的外地人性命……

　　像戴喜东这样为别人花钱如流水的人，当今生活中还有多少呢？这大概是他被称为“圣人”的主要原因。

　　一桩桩一件件，办的都是好事，却又有点奇特，因此也有人把他当成“冤大头”，天天要他出钱资助的人挤破了门槛……原来善门好开不好闭，有些莫名其妙的人打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借口来找他要钱。诸如反腐败基金、厂长经理读书会、计划生育周、世界卫生月……

　　反腐败还要基金？厂长经理们能凑到一块去读书吗？中国一年之中有近四百个节日，如果这个节那个日的都来找他要钱，打死他也应付不过来。给了张三，李四又会找上来，还有个完吗？有些不该给的钱如果给了，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但有时，他磨破了嘴皮子也不管用，万般无奈就只有耍肉头阵：“我不是拿不出这笔钱，而是不能拿，你们如果实在不甘心就自己拿吧，看我这里什么东西值钱就拿走，要不就抢，反正从我嘴里不能说出那个给字。”

　　为此，他得罪的人也许比感谢他的人还要多。

　　说也怪，尽管他这么折腾，三鱼公司却越干越大，财源滚滚，这其中的奥妙比他大手大脚地花钱更让我感到惊奇。我端详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花白短发，面色红润，一身青色中式裤褂，脚蹬青布鞋，气度雅博雍容，苍然有智，无论怎样看都难把他跟他眼前的职务联系起来，倒更像个言方行矩的道学先生。这样一个人又怎样把偌大的三鱼公司经营得这么好呢？

　　我请戴喜东带我下去看工厂——那才是制造和支持他这个“圣人”的地方，他所有资本都来自工厂里的生产，要我相信种种关于他的传说，就得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不同凡响的企业。工厂是崭新的，机器设备是新的，甚至连工人也大都是年轻人，给人一种新异的生气。每个车间都整洁有序，各道工序井井有条，“三鱼”明明是个创出了名气的老企业，怎么会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呢？

　　戴喜东告诉我，他重新为企业设计建造了厂房，刚刚更新了生产设备，所以像个新企业一样。工厂才是他的根本，既然他在别处都敢那么慷慨地花钱，在改造企业上就更不会疼钱。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新厂房包括刚刚落成的新办公楼，竟然都是他自己设计的，根据需要和自己的心意画出图样，建成自己喜好的样子……

　　这是个心智奇巧剔透的人，凡是需要的他自己就能干，似乎已经进入了一种随心所欲的境界：他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变成真真切切的现实。有个“工头”模样的人追上我们，向戴喜东汇报，新办公楼的顶部套灰粘不住，抹了三次掉了三次，施工队想先往上面喷一层胶，然后往胶上抹灰。

　　戴喜东略一沉吟，断然否定了“工头”的建议：“所有化学胶都有污染，其黏度也是有期限的，过不了几年就会爆皮、脱落，我们的房顶还要不要？套灰粘不住是因为太干，你先往上喷水，把表皮喷湿后再抹灰。”

　　他容貌随和却不失威严，行动缓慢又充满自信。“一喷水就能粘住吗？”干了多半辈子泥瓦匠的“工头”半信半疑地走了。我也有些疑惑，但没有做声，跟着戴喜东又走进铸造车间。车间主任向他反映，新冲天炉的铁水流不出来，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就下了指示：“把炉膛加高，向炉口倾斜三度。”

　　我一直惦记着想知道他的这些主意灵不灵，在工厂转了大半天之后，回去时又绕到铸造车间，等了一会儿便看到了出炉，铁水被烧得红里泛白，溅着火花一泻而下，欢快顺畅，光芒刺眼。戴喜东不知是看出我对他在技术方面的权威性有怀疑，还是他也想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否会奏效，领着我走进正在进行内部装修的新办公楼，顶部套灰的工序已经完成，“工头”欢欣鼓舞地迎过来：“喷水的法子还真灵……”

　　我不解，戴喜东怎么能对自己企业里的各个环节都无所不通呢？他原本只是个小学教员，一九六二年在举国度荒的中期得了肺结核，被学校辞退后给生产大队看水泵。几年后他便成了当地知名的修水泵、修电机的专家，被四村八乡请来请去，人们先是称他为“能人”，当他把事业干大了并做了不少好事，就又被人们称为“圣人”。有些好事办得不被人理解，很容易又成了“怪人”。最后还是回到了一个“怪”字上。

　　做人也是一种艺术，能达到“怪”也许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我们回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他直奔自己的办公桌，桌上放着几张表格，他逐张地看了一遍，嘴里轻声嘟囔：“今天进账一百九十七万元，周转资金还有二百四十万……”我也凑过去看那几张财务报表，这些表格也都是戴喜东自己设计的，将公司一天的生产、销售以及财务状况一目了然地都反映在上面。他抬头看着我说：“这是最低的了，销售旺季每天可进账二百多万元，公司每天的周转资金是三百万，如果低于二百万，警灯就会亮。”

　　我似乎对他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别看他被古版书和古字画包围着，买古玩、看古书、陪朋友参观聊天，在他脑子里真正惦记着的是公司的经营情况，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我不由脱口说道：“你是外表大大咧咧，好像花的比挣的多，其实内存精明，心里有本大账。”

　　他调子很低：“干企业不算账怎么行？我花得多是因为我觉得该花。一个人的资产超过千万就应该属于社会了，必须不断地回报社会。该我想的我尽量想周到，该我做的我尽量做周全，可你知道好心不得好报的古训吗？别误会，不是我自己希望得到什么报答……”

　　我问他，在海城像他这样的富翁多不多？他说资产高过他的至少有百家以上。

　　我大为惊异：“海城人到底是怪啊，还是富啊？”他解释说：“海城人的怪跟富有关。海城人的富也跟怪有关。自古海城人的经济意识就很强，重商轻官，其他地方的人读书是为了做官，海城人读书是为了经商。所以清朝分配秀才指标的时候都格外卡海城，跟海城相同的地区可以得到二十五个秀才指标，海城却只能有八点五个。那个时候只有考取秀才，将来才有可能当官，当秀才是获取功名的第一步。也许正是由于朝廷在仕途上卡了海城人，才逼得海城人不得不在经商上寻求发展。你到沈阳、鞍山的大街上去看，穿戴时髦的年轻人往往是海城的，在高级服装市场门口的一辆辆奔驰车也大多是海城人的。”

　　如果富就叫怪，那谁不想怪呢？戴喜东并没有说清楚，海城人是因富才怪呢，还是因怪才富？我倒是发现了戴喜东的另外一怪：时下富翁们都兴养狼狗，雇保镖，建高墙，拉铁网。戴喜东就在“三鱼”职工公寓的二号楼里买了一个门洞，一家大小都住在里面。无论早晚，他一个人出出进进的还从未碰上过想打他坏主意的人。

　　看来“圣人”能辟邪，吉人自有天佑。

　　其实，光是对付社会上的要钱大军还不算难，眼下最让戴喜东头疼的还是自己企业里的“世纪病”。由上个世纪传下来的最大的一种病就是平均主义，穷了要搞平均主义，富了也会滋生平均主义。他说：“按目前的分配状况，公司里很快就造就出一批百万富翁，眼前他们每年的收入可达到十五万至二十万，即使是一个中层干部的年薪也有六七万元。来钱太容易，不明不白地发财，就会使私人企业得国营病，重新再吃大锅饭。体现在工作上就是等靠要，挑肥拣瘦，松懈懒散，敷衍塞责，糊弄老总。拿钱多的认为老子该得，拿钱少的心里不平衡。我可不想当什么‘圣人’，也不是慈善家，我的责任就是让自己的企业不停地创造更高的效益。”

　　从交谈中我感觉到，戴喜东在酝酿着一场变革，想搞一次“凤凰涅槃”——将企业员工身上的坏毛病统统烧掉。同时也能从他的话语中深切地感受到一个被称为“圣人”的成功者的孤独……无论是社会上还是企业中，人的关系永远是个变数。你给大家以很好的福利待遇，发很多的钱，或者让他人永无后顾之忧，却并不能让大家就永远地知足和保持积极上进的干劲，他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不能不为企业的未来焦虑……

　　别人都以为戴喜东已经是一方名人，应该算活得很风光了。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干企业并不是一件风光十足的事，它需要作出无数冒险甚至是看似荒谬的决定，既要决策跟企业生存跟自己的身家性命攸关的大事，又要处理太多细碎的琐事，而且老是寝食不安，很难有真正放松的时候，一步走错很可能就被竞争的激流所击败。这实在是一种劳心伤神的事，且具有让人一旦上瘾就难以自拔的诱惑。

　　所以，他要收藏线装书和古文物，享受一种与历史和文化的和谐感。这是他生存的需要，是先天的人性所不能免的，借以中和自己的人格，协调自身的矛盾和痛苦。变换心境就是变换生命，沉浸在自己喜欢的故纸堆里，会有一种灵性的抒发，使心胸空蒙灵荡，清洗大脑中的沉积物。戴喜东说，真要能“玩物丧志”倒好了，“玩物”的时候常常想的是企业，触发的是办企业的灵感。

　　他只有在谈到自己的收藏的时候，脸上才现出顺畅的线条，有了与年龄相符的安详和笑意。这时候我忽然觉得，戴喜东这个“老海城”其实也古怪不到哪里去……

　　2003年夏 蒋子龙文集.12，人物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