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副总理到总经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三十多年了，人们还记得他吗？

　　记忆同健忘一样总是有选择的。被人忘记，不正是他近几年来所追求的结果吗？他好像成功了。或许历史原本健忘。

　　历史果真如此健忘未必是好事，一个丧失了记忆的民族也就失去了过去和未来。或许是因为他当初身居要职时谨小慎微得过分，不显山不露水，虽掌管着全国的工业和交通——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两大块，却从未轰轰烈烈过。从来不是风云人物，人们对他的记忆本来就不够深刻。

　　他的名字叫孙健。一九七五年一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周恩来总理提名，和著名的大寨一位农民陈永贵，同时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周总理来天津视察，市委工业书记孙健在汇报时头脑清晰，各种数字烂熟于心，精确而及时，立刻获得了总理的好感。经了解，他还不是造反派，是由一个普通工人干上来的……

　　孙健于一九五一年进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以后成了一名地道的铸工，曾连续七年不回家，父亲和妻子儿女都在农村，住一间土改时分的破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父亲病重，妻子上侍候老，下照顾小，还要下地挣工分，积劳成疾，身体也很虚弱……在那个年代，这一切都给他当先进工作者提供了条件。以后他当了生产组长、班长、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保卫科长、厂党委书记……真正是靠苦干、实干加巧干拼磨出来的。当标兵，做劳模，几乎在工厂的所有的台阶上都站过。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工厂的“秀才”们为他写了一篇很好的发言稿，题目叫：《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两步并做一步跑》！先在第一机械局系统宣讲，一炮打红。不久便被提拔到机械局当了负责抓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局里派人到他的老家调查，调查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孙健在天津好赖也算个人物，想不到家里如此艰难。回到局里向领导汇报：“只有孙健才能忍受这种困境，再不解决就要给社会主义抹黑了。”机械局出面把他的家属调到天津，安排他妻子庞秀婷当了工人。

　　后来又带着这个讲稿到全市“学毛著”大会上去讲，受到市里的重视，于是在“选拔接班人”的时候就成了市委书记，有了接触周总理的机会。当时在中央的领导群中，上海人太多，风传为了便于协调和平衡，需要在天津选一个抓经济的副总理。而孙健“两步并做一步跑”正巧跑到跟前……

　　在我们这个视政治为生命、注重政治履历的国家里，他曾经染了那么一水，是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还是成就了自己的人生？现在，他还能再成为真正的普通人吗？

　　我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说来荒诞，促使我跟他相识的竟是江青。

　　当时我是天津重型机器厂锻压车间的负责人，我的车间里有一台自己制造的六千吨水压机，是那个时候天津机械行业的“代表作”，国内外的重要人物到天津来都要去视察一番。有一天厂部通知我，江青要来视察，全厂进入一级战备。

　　全车间七百多人停产打扫卫生，给道路两旁的杨树刷上白粉，新修一个高级的厕所——当时不知为什么，老把江青跟厕所联系起来，接待江青必须得有个好厕所。车间的厕所，老天哪，不习惯车间生活的人是难以忍受的。厂部还把招待食堂装饰一新，改做接待室，找来全厂会念诗、会唱歌唱戏的人……准备得太周到了，到时候江青点什么就得有什么。

　　晚上不许我回家，住在车间里随时等候命令。这样一闹心里就更紧张了，唯恐哪儿没想到，临时出事……这样的“大事故”以前并不是没有出过。那个年代全社会都重视工业，或者说各地最重要的景观就是工厂，国家领导人经常到厂里来，有外国领导人来访也往工厂里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来的时候，由于事先没向工人交代好，大家一窝蜂似的围过来看热闹，使来视察的人变成了被参观的对象。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来的时候刮大风，车间三十多米高的房顶窗户没关好，玻璃破碎如万箭齐下，险些没把亲王的脑袋给开了。国务院另一位副总理纪登奎，陪着一个东欧国家的元首来参观，水压机正要进行操作表演，兜着钢锭的链条突然断了……远的先不谈，还是说说眼下吧，天津市委工业书记孙健来车间检查接待江青的准备情况，我们自然也就认识了。

　　孙健通知我们，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江青来车间视察。厂党委书记跟我约定，江青一进厂门口就从传达室给我打电话，我便指挥工人出炉锻造。七十五吨的大钢锭在炉里闷着火烧了好几天了，就等着表演给江青看。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全厂就从一级战备进入临战状态。那个时候“全民皆兵”，我们厂的民兵有师、团、营、连、排的建制，大家喜欢用军事术语赶时髦。我的车间共有四个大门，八点三十分，厂保卫部下令，只留一个正门开着，将其他没有接待任务的大门全部上锁，不许工人出入，免得围观江青。

　　然后就是静静地等着，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全厂像傻老婆等痴汉子，心在嗓子眼儿提溜了四个小时，还没见江青的影儿，也没有得到市里的任何消息。解除警报吧，怕她会突然大驾光临，打个措手不及。不解除警报吧，这样傻等下去也不是办法。我先悄悄叫人给车间各门开锁，先让工人去食堂吃饭。大家在心里埋怨孙健，怀疑是他故弄玄虚把我们给耍了。到下午三点钟，孙健风风火火地又来了，说江青一会儿就到。对上午江青为什么没有来，他没有一句解释的话，我怀疑连他也未必就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也许是江青故意虚晃一枪，不让别人掌握她的行踪，现在说的“一会儿”就真能到吗？“一会儿”是多长时间？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已经懈怠了，不再像上午那样紧张。

　　孙健像个高级通讯员，给我们送完信儿又急急忙忙走了。他还要把相同的内容通知另一个工厂。江青视察完我们厂还要去发电设备厂，看来受折腾的不只我们一家。工人们说，孙健是给江青蹚道的，如果途中有地雷、有刺客，他替江青先死。说来也真够辛苦的，身为市工业书记，不是陪着江青视察参观，却像个小跑儿一样地窜来窜去，工人干部终归还是要受气。连“一会儿”都不到，突然来了两卡车解放军，进厂后跳下汽车急速散开，把住了大门口、各个路口和通向我们锻压车间的大道。看来人家对早就站在那里的本市警察并不信任。

　　这回要动真格的了，我让工人们各就各位，该轮到我们上场了。很快，庞大的车队出现了，威风八面，其气势压过了以前所有到我们厂来过的领导者。他们下车后，工人们看见江青的随员里有许多熟脸的人物，文艺界的，体育界的……党委书记请江青先进接待室，书记要亲自向她汇报全厂的工作情况。接待室里有吃的、喝的，集中了全厂的尖子人物。江青刚迈进去一只脚，看见里面红红绿绿的气氛，立刻抽腿转身，嘴里嚷着：“我要看工人，看你们那个大机器！”大概市里头头在她面前把六千吨水压机狠命吹了一通，让她只记住了那个“大机器”。计划全打乱了，参观队伍浩浩荡荡地奔我们车间而来。

　　天车钳着通红的七十五吨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翻过来掉过去地锻造着……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人在这种气势面前也会被震慑。车间里一片通红，参观者站得远远的，就这样身上所有暴露的地方还会被烤得生疼。党委书记到近前来，把我拉过去介绍给江青，让我汇报车间和六千吨水压机的生产情况。我只讲了几句就觉得不对头，她眼睛盯住你，似乎听得很专心，其实根本就没有听进去，或者听不懂、没兴趣。不知她心里在想什么，似乎有自己固定的思路，你正讲到半截儿，一件事还没有说完，她突然插上一句与此不相关的什么话，提一些让你哭笑不得的问题。这时候跟她讲机器、讲生产，简直是白费劲。我改变策略，用最简短的介绍引导她去多看几个地方。

　　六千吨水压机只是车间的一个工段，另外还有两千五百吨水压机、锻工、热处理、粗加工等四个工段。让她看我们不是目的，让我的工人们看她才是目的。特别是跟在江青后面的那几位明星，平时老百姓花钱也看不着。为了接待他们全车间忙乎了一个星期，他们来了以后工人们还要坚守岗位，摆出一副大干苦干的样子，不准走动，不许围观。我再不把江青领到工人面前，让大伙瞧上她两眼，将来群众会埋怨我的。

　　最要命的是看守高级厕所的两个女工，保卫科还特意关照她们，寸步不得离开，这有关江青的安全。工人中喜欢恶作剧的坏小子不少，他们挖空心思想钻到高级厕所里去排泄一番。“江青的厕所”——这太有诱惑力了，想体验一下排泄时的痛快程度有何不同？两个女工要挡住这些人，保护好厕所可不容易，当江青来方便时还要服务周到，男警卫进不来，江青的安全也由她们负责。江青走后还得拆掉马桶，搬走瓷盆，恢复生产调度室的原面目。这段时间她们忙得够戗，现在看江青的架势并没有要去厕所的意思，当她准备撤退的时候，我让人赶紧通知两个守厕所的女工，警报解除，快出来看看她们准备服务的对象。

　　我把江青送到车间门口，江青问身边的人：“还要去哪里？”被江青改过名字的市委第一书记答话：“按计划您不是还要去视察发电设备厂吗？他们都准备好了……”江青打断了他的话：“不看了，不看了。我累了，我要回家。”车队随即一溜烟地开回宾馆了。

　　不知有没有人通知发电设备厂和孙健？他们还在那儿傻等着呢！

　　我松了一口气，总算应付过去了，没出大乱子，今天晚上可以回家好好睡个美觉了。没想到快下班的时候孙健又来了，提出要给江青送礼，让我用不锈钢锻打了两块“键”，处理后用刨床刨光，上面刻上字，一块送给江青，一块送给毛主席。两块键做好后，放在一个极精致的呢绒盒子里，周围再放上两种不同的铁刨花。忙乎完又到下半夜了，孙健就一直坐在车间里等着……

　　这就是我跟江青结识的过程，而孙健跟江青的关系却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被选拔为国务院副总理进京后，一直没有见到江青。在一次讨论经济形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常务副总理把他介绍给江青。江青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了！”

　　孙健紧张了，急忙解释：“您工作很忙，我不敢去打搅。”

　　“活该！”江青气呼呼地说了一句让他摸不着头脑的话。

　　当时的孙健可有点慌神儿，“活该”是什么意思？是说她自己工作很忙活该呢，还是咒骂他不敢去看她是活该？不管是什么意思他必须都得去看望一下江青了。让秘书联系了几次，终于得到允许，到钓鱼台去了一次，回来时拿着江青送的一个桃，并恭恭敬敬地将桃放在办公桌上。那时候全国都在学习“毛主席送芒果”的重大政治意义，江青显然在效仿毛主席，不过把芒果改成了桃。别看就是一个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桃，却不敢把它的意义理解简单了。可这个桃的意味再深长，两天后也开始腐烂，孙健感到不好办，便把秘书边少林找来：“首长送的桃，烂了怎么办？”

　　“这桃又不是金的、银的，细菌钻进去能不烂吗？”边少林原是天重厂的年轻工人，也曾管我喊过几天师傅，跟我学过怎样给厂部写报告，跟孙健的关系也比较随便，所有关于孙健的情况都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孙健担心如果让桃烂掉，容易被人误解是对江青的不尊敬，甚至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可吃掉它，似乎也不是个好办法。首长给的东西，意义非比寻常，理应长期保存，怎可随便吞到肚子里去？但吃了总比烂掉好吧？他对小边说：“要不，你把它吃了吧。”

　　小边不敢：“首长送给您的，还是您自己吃吧。”

　　到第二天那个桃就不见了，不知是孙健偷偷地吃了，还是悄悄地扔了，孙健没说，别人也不好问。但为了这个桃，他给江青写了封感谢信……那个时候写这样一封信必然要使用一些极端词句，诸如“非常呀”、“敬爱的”等等，可以理解为“礼尚往来”，也可理解成别有政治含义。就像江青只送一个桃，可以理解为是恶作剧、是污辱、拿孙健找乐，也可理解成是政治上关心和爱护……

　　幸好这位铸工出身的副总理，平时愿意干实事，也能吃苦耐劳，并没有掺和到当时上层斗争的漩涡里。为此，他手下的秘书和工作人员还颇有怨言，一方面觉得他是个好人，没有架子，同时又觉得跟着他倒霉。别的首长有许多丰富美妙的活动，最诱人的就是可以调来内部电影观看，什么《出水芙蓉》、《乱世佳人》……还有出国的机会，或搞得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连下边的人也跟着沾光。这些好事却偏偏都没有孙健的份儿，他似乎摸不着大门，即使想看电影也不知到哪儿去调片子。他的业余爱好就是动员工作人员跟着他一块在院子里开荒种白菜、种大葱……当时他每月的工资是六十二元，每天的生活补贴九角，而他的家庭负担重，能省一点是一点。干这些事他很在行，亲自做示范，怎样培土、浇水，施什么肥，间隔多大为宜……工作人员当面不会顶撞他，背后却骂他“老土”。

　　同是副总理的谷牧曾问过他：“怎么还不把家属接来？”孙健说：“你这当师傅的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规矩吗？学徒期间不许带家属。”他把自己当成国务院的学徒工了。

　　但心情却并不像他说得这么轻松。他必须严格自我控制，谨小慎微，忍受意想不到的困难，随时都要应对微妙而复杂的斗争环境。在老百姓眼里他身居高位，其实他并不掌握政治漩涡深处的底蕴，从来也不敢春风得意，靠的是身上那股坚韧的气质。他当市委书记不久就患上了失眠症，升为副总理后愈发严重了，紧张时整夜整夜地睁着眼。

　　是一种糊涂的清醒。

　　“四人帮”垮台后，他还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又干了两年，足见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可他毕竟又是“文革”的“产物”，“文革”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也该画句号了。一九七八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工作，接到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

　　他的世界开始缩小，才四十多岁的他却只能是属于过去了。世界多变，难有永恒，他要求回天津。

　　他还能选择，就不算很不幸。

　　幸好他还没有染上骄傲的恶习，虽然要为那三年的副总理生活付出昂贵的代价，但他相信自己的风格和人品并未受到政治与权力的严重毒害。他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能为自己的灵魂当一半家就很不错了。

　　他回到天津后，市里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批判会，参加会的人都是区局以上的领导干部。机械局的党委书记尹敢坐在第一排，此人曾是孙健的老上级，也是我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里的人物原型，以后又变成了孙健的下级。

　　见到孙健走上被批判台，尹敢立刻站起来，伸出手问：“老孙，身体怎么样？”

　　“挺好，谢谢！”这件事该轮上孙健记一辈子！那是什么时候，什么气氛，台上坐着市里领导干部，可谓众目睽睽。尹敢正应该跟自己划清界限，他却跟自己握手打招呼……

　　孙健要求回内燃机厂，市里管分配的同志却叫他去天津机械厂，这个厂对他不熟悉，估计麻烦会少一点，但仍然有些不放心，问他：“内燃机厂的人会不会到天机厂贴你的大字报？”

　　“不会”。

　　“你这么肯定？”

　　他说不出具体的理由，总觉得自己的老厂不会不要他。以后的事实证明他估计得不错，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走进内燃机厂，没有三个小时出不来，工人们都愿跟他说几句话，但从不问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也从不讲过去的事情。只有一个工人实在忍不住了，问过他国宴上有几道菜……

　　他最终还是被送到天津机械厂接受“监督改造”。上级允许他妻子庞秀婷来见他一面。他对自己善良、温顺、胆小的妻子讲了三条：“一、我不会自杀，我对自己心里有底。二、相信现在的政策。三、你从来都是我的靠山，这次更得依靠你，听见别人说我什么也别当真，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任何职务都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孙健从来不给人以强者的印象。他的性格是顺从自然，默默地接受和理解命运。凡是发生的就应该发生，有些事情不能细究，不必非问出个为什么。知道太多太细不仅没意思，反而会被污染。过去对别人也许有趣，对他可是有趣到没有趣的地步了。相信物质不灭吧，事情糟透了就会开始变好。

　　当他一走进天津机械厂，就闻到了那种熟悉的生命的气味，浓烈刺鼻的机油香、铁腥味和烟火热气。生命原是要不断受伤，不断复原，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被创造。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烦恼和痛苦也是如此。因为生活不会停顿，很快又吸引了他的心灵。

　　严重的失眠症在被监督劳动中一下子好了，不要说晚上睡得踏实而深沉，就是中午，饭碗一放，或躺或坐，不消十秒钟就能入睡。年轻人在旁边甩扑克、聊大天，丝毫不影响他的鼾声。有人说打呼噜是男人的歌，这歌声表明孙健渐渐恢复了内心的宁静和饱满，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力量又开始复苏、生长、壮大。

　　至于他的智慧更不会衰老，而且恢复力惊人。必须行动起来，只有行动才能培养起对自己的信心，才能真正地投入生活。没有行动的人是“彻底完蛋”了。孙健用行动证明自己又属于这个世界了，而且他的世界在不断扩大。这位循规蹈矩的前副总理结交三教九流，拉买卖，签协议，为了在商品经济的竞争中做优胜者，甚至学会了送礼……他的同事们说：“老孙一来我们这里就活了！”

　　他每天从家里带一盒饭，早晨吃掉这盒饭的三分之一，中午吃掉另外的三分之二。有时在厂里吃午饭，总是排队买一碗豆腐脑、四两大饼或四两馒头，一共花不了两角钱。工人们问他：“你怎么老吃这个？”

　　他回答得很坦然：“这对我的胃口，也符合我的经济条件。”他去起重设备厂买吊车，厂长正在接待外国客户。听说孙健来了，叫供销科把他扣住，非要请他吃饭。这位厂长过去在机械局生产处工作，有一次到市里开一个长会，散了会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大雨如注，他和另外两名基层干部饿着肚子在门洞里等待雨停，被孙健出来撞见，让司机先送他们三个回去，自己等在宾馆的门洞里。小事一桩，孙健记不得了，别人却记得很牢。

　　此类事情还有不少，他倒霉以后开始收到回报。

　　一九八五年初，上面来了精神，孙健可以当个中层干部。厂长把被称为“天机厂重点的重点、天机厂的未来和希望”的那个工程交给了孙健，投资四千万元，全部引进德国设备，两年后成批生产摩托车发动机。孙健要求他的办公室成员每天提前十分钟上班，晚十分钟下班，任劳任怨，干实事，讲效率。他自己每天则提前半小时进厂，打水扫地。紧张时他就吃住在厂里。在中国办事之难尽人皆有体会，何况是办一件大事。孙健丢掉所有的心理负担，以一个兢兢业业的业务员的姿态重新打入社会。每天脚不拾闲，上自市政府、各部委、区局等大机关，下至厂矿、街道、个体商贩、农村包工队。用技改办公室干部田大凯的话说：“孙主任不愧见过大世面，到哪儿去都不憷阵。”

　　上级机关里有不少孙健过去的上级、下级和熟人，他忘记了过去，以新的基层办事员的面目出现，反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因为谁也不会忘记他曾经是本市管工业的书记，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国人同情弱者的善良天性使然，还是由于欣赏他重新投入生活的勇气，大家都尽力帮助他解决问题。因为人们见惯了能上不能下的干部，他们下来以后不论是出于骄傲，出于不满抑或是出于自卑，反正是架子不倒，再也不会开辟新的生活领域了。就如同人已经死了，活着的只是他的影子，充其量是个“会走路的骨灰盒”。

　　孙健则相反，处处证明他还活着，有生气。

　　孙健的妻子摔断了腿，家里无人照顾，吃饭的时候他赶回家做饭，服侍妻子吃完饭，再骑车赶回工厂，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他的风格是中国式的，有传统的毅力，具有献身精神，谨慎细致，不爱激动，不说走板过头的话。不管多累多急多气，从来没有跟人红过脸、吵过架。他好像死过一回，活转来变成了一个宽容的更热爱生活的人，连他的声音甚至都不带性格特征。每月的奖金发下来他绝对搞平均主义，全室每人一份，数目也一样多。同事的家里有病人，他定去看望，年轻人的爱人生孩子，他会送去小米，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当过大官的孙健为什么没有娇惯坏自己的脾气和身体？

　　工作又苦又累，他根本不觉得苦，反而觉得比过去轻闲多了。他一直在第一线，从没有松过套。当天津市委工业书记的时候，他跑下去看过近六百个企业，是第一线的书记。进京后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周恩来总理给副总理们分工时说：“孙健最年轻（当时他三十九岁），多到下面跑跑，花三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今后工作。”他仍然是第一线的副总理。现在，孙健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盖起了近两万平方米的三层楼主厂房，并安装好全部设备，天津机械厂又一项拿人的产品：摩托车发动机正式投入生产。

　　机械局基建处的同志讲：“这个大楼有一半是孙健的。”我闻讯找到天机厂，孙健却调走了。现在是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的“经营经理”——多么时髦的头衔儿。每月的工资也升到了九十七元，比当副总理的时候还高一大截。我打听到了他家的地址，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拜访了他。那是一大片地震前盖的老楼群，我找到了七十七号，向站在楼洞口的一位老太太打听孙健住在几楼，老太太尚未开口，一楼的一个房门开了，是孙健听到声音迎了出来。

　　我吃了一惊，不是惊奇他有什么变化，而是惊奇他没有变化，与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皮肤黝黑，没有褶子，身材不高，微胖，或者说还称不上胖，只是看上去很结实，且行动利索，有股沉实的力量。

　　生活中悖逆层出，为什么没有给他留下痕迹？至少外表是如此。我真没有想到。正巧他的妻子庞秀婷也公休在家，怀里抱着才刚出生几个月的孙子。我开玩笑说：“添丁进口，你好福气。”

　　这位红旗垫圈厂的工人显出一副老实厚道的气质，却也不无得意：“大女儿生了个小子，大儿子也得了个小子。”

　　“你们不是还有个孩子吗？”

　　“二小子刚上大学二年级。”

　　“行啊，你们算熬出来了！”

　　“大女儿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大小子大专毕业，二小子上的是本科。”

　　我咂摸这话的意味。子女的“步步高”是不是说明这个家庭的政治、经济情况正在好转？他们住着一个偏单元，阴面儿的小房间十平方米左右，搭着一张大床，有几件旧式家具。阳面儿的大房间有十四平方米，收拾得完全像个简单的小会议室。除了墙角的两个小书架（里面放着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等经典著作和二十四史）和另一角上的冰箱，其余的家具就全是沙发，一对三人大沙发，一对单人沙发。沙发上罩着套子，扶手和靠背处在套子外面又垫了毛巾，用大号别针固定在套子上。由此也可看出这个家庭的勤俭和风格。屋里很整洁，水泥地面擦得一尘不染。我问孙健：“你难道还经常在家里召开会议吗？”

　　他说：“我自己家的人口就不少，到我家里来的人更多，特别是家乡的亲戚朋友，来天津旅游、订货送货、做买卖，不愿住旅馆，都是在我家里安营扎寨。白天，这间屋里可以吃饭待客，晚上打开沙发是两张大床。”

　　他们夫妇都是河北定兴县人，乡里乡亲自然少不了。陈永贵不是也曾经常为家乡的“旅游团”找旅馆、租车、买票，成了昔阳县和大寨的农民驻北京的办事员吗？他说：“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几十年来就混下了一个好人缘儿。”

　　这是一句实在话。

　　一九八七年初，天津机械厂召开表彰大会的事。厂部给为数不多的几个厂级先进人物准备的奖品是纯羊毛毯。当厂长念到孙健的名字时，他脑袋轰的一下……二十年，转了一圈儿又回来了，跟过去的生活接上了茬儿。当年他曾经多少次上台发言，接受奖状，厂级的、局级的、市级的，先进生产者、红旗突击手、劳动模范，他获得的荣誉可不少。而如今天机厂的群众又连续三年都选他当先进，但最高只能当到厂级的。厂长们不敢把他的先进事迹往上面报，怕给他帮倒忙，弄巧成拙地被市里批驳，甚至惹出麻烦。而只要不出厂门口，就由天机厂的职工和领导说了算。尽管孙健是位奉公守法的公民，是天机厂的中层干部（技术改造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由厂级领导挂名，他抓全面工作），经过党员登记他仍是中共正式党员。但他毕竟是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走到天机厂来的，这一变动是非常的，不能以实心实意的公事公办去触动政治上的敏感部位。

　　大礼堂里响起《运动员进行曲》，先进人物该上台领奖了，孙健却犹豫着。前两年发奖都是蔫捅，没有这么张扬，如今人们讲究的是实惠而不是形式。他对走上台去，有种莫名的不安，怕工人笑话，怕被人议论和指指戳戳。可如果不走上台去，又没有正当的理由，反会让领导下不来台，也会遭别人多心、疑心、议论纷纷……他给自己鼓劲说：“这时候我是谁？是老百姓。我就应该拿自己当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普通的干部。不应该把别人以为你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曾经是什么样子当成你自己。上！”

　　当他从厂长手里接过奖品的时候，工人们为他鼓掌了好长一阵子，其热烈程度在工厂的大会上很少见。有人还站起来喊：“应该！”

　　“孙头儿，你这个先进名副其实！”

　　他又站在台上了，又面对着热情的群众。他没说一句话，笑得像哭。抱着奖品毛毯，很暖和，把他的前胸焐热了。他超越了自身的限度，向世界重新证实了他的存在。

　　人民的记忆就是历史。原来群众一直在关注着他。

　　同事们有时开他玩笑说：“你是上去的糊涂，下来的也糊涂。”

　　他自己解嘲说：“糊涂到家就是明白。”

　　1984年6月 蒋子龙文集.12，人物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