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菏泽有一位农民企业家，叫张武太。少年时期是学校的尖子生，有个很响亮的外号叫“离天高”——现在已没有人说得清当初同学们给他起这个外号的真实用心了。

　　一九八九年底，我很突然地收到他一封信。信写得古怪，但很诚恳，半文不白，似通非通，邀我去广州参加“赏花笔会”。在笔会上将座谈讨论“筹建全国性的艺术沙龙——中国艺术家协会”和“出版《中国艺苑精萃》”等事宜。他在信中还说：

　　我可以负责承担活动经费，让艺术家们卖个字画，办个展览，著个书，立个说，以慰平生。

　　趁我们正值当年，应无愧于华夏炎黄子孙，完全应该在艺坛上叱咤风云，为振兴繁荣国家以尽匹夫之责。我这布衣百姓愿为你们执鞭坠镫，摇个羽扇儿，谋个南北西东，或跑个龙套，我自信还是胜任的。否则人一死如灯灭，再好的艺术才华也带走了。不知肯屈驾否？我这草芥之人值得共事吗？我心惴惴。

　　能写出这样一封信的人，不可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我猜测这个张武太是何许人也——

　　早年喜欢艺术，如今发了财，想圆自己的艺术梦？想为艺术界做点好事？想附庸风雅？

　　也许是个性格特殊、喜欢出怪招或有点神经质的天才人物？

　　我决定应邀前往，看看这个张武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如有可能就劝阻他不要成立什么全国性的艺术家协会。他对艺术够仗义，艺术也应该对他够朋友，看出前边是陷阱就提醒他别往下跳。

　　春节前的羊城，已经有了浓郁的春意。

　　近百名国内外知名的艺术家聚集在空军宾馆——张武太的号召力（也许可以说是魅力）还真不小。

　　每个人一报到先接到一沓材料，有笔会期间的各种活动安排，有工作人员的姓名和分工。张武太从菏泽带来了二十多名工作人员，分指挥部、财会组、会务组、艺术组、花卉组。

　　这真叫名人荟萃，声势浩大。眼下一般的政府部门、国营单位都不敢轻易举办这样的活动，或者说举办不起。张武太到底赚了多少钱？特别是众多名人聚在一起，都要显示自己的才华和与众不同的个性，智慧多，主意多，要求多，花样多，问题多，是非多，谁能崴得了？

　　张武太有三头六臂、特异功能？还是完全不知此中深浅，只凭着一时的脑袋发热？

　　张武太闻讯来房间看我，一见之下我颇感震惊——不是因为他的相貌有什么惊人的出众之处，恰恰相反，是因为他的相貌太普通了，甚至比普通人还瘦小一些，要矮一点。虽然西装革履，领带齐备，仍然让人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农民，不失农民的质朴和拘谨。虽然他是这次笔会的发起人和总指挥，却没有主人的潇洒和自如，说话不很清楚，不善表达。听力似乎也不太好，喜欢侧过脸用右耳对准说话者，他的左耳显然有毛病。神色严肃，略显紧张，眼光总是望着别处——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

　　好，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笔会的操办者竟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和那些气度不凡、自我感觉良好的艺术家们反差太大了。也许正该由张武太这样的人来扶持中国艺术，帮助艺术家。

　　他的名片上印得密密麻麻，像一篇文章。他有十几个头衔，第一个是“中国农民”，最后一个是“菏泽师专工厂厂长”，还有“曹州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广告中心经理”、“菏泽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第二天，笔会正式开幕。两辆大轿车还有几辆小轿车把参加笔会的人拉到一个公园，鞭炮齐鸣，几位名人为笔会开幕剪彩，然后艺术家们伴随着游人先参观牡丹。近千盆牡丹全是由牡丹之乡菏泽运来的，如果在这隆冬盛开，实在是一大奇观。但牡丹素有“花中王”之称，生来一副犟脾气，人们出于功利的目的，越是强令它开放，它越不开。也许是那一年广州的气温格外寒冷，千株牡丹开放的寥寥无几，且不水灵，令人生出许多感慨。

　　看完牡丹再去欣赏书画展览，最后进了一家饭店的宴会大厅。张武太已摆下了三十桌酒席。真是大锅饭，似乎谁走进去都可以吃。

　　在饭前，张武太宣读了著名的《致艺术大师的心里话》：

　　先生：

　　您能光临羊城聚会，我感到十分荣幸。我是一个农民，而您却是国内外著名的艺术大师。为了筹办这次大展，我耗尽了近三十年挣下的三十万元。其中购牡丹一千株（盆），征作品千余幅，邀请了国内艺术大师、港澳和世界知名人士、海外侨胞等百余人，又邀请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六十多家单位，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次大展的筹备工作，并且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及广东省、广州市等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我没让国家和地方财政拿一分钱，也没让任何厂家赞助一文钱。由于这次展出活动是我个人全资捐办的，所以，如果在招待等方面有不到之处，请您多加原谅。卖尽家中破屋烂瓦，能陪您坐饮一杯酒，是我平生莫大快事。您放弃了自己的宝贵时间，驾幸广州，您辛苦啦！我谢谢您啦！

　　这次到羊城，我有两件事需要和您商议：

　　第一，我想把您的生平、肖像，以及您的一两幅代表作，和这次到会的其他著名艺术大师汇编在一起，我付资印刷，出一部大八开的《中国艺苑精萃》画册，向国内外发行，向天下之人作介绍，使您的名声传播得更远、更远……

　　第二，近几年国人着重商品经济，忽略了艺术开发，我得悉好多艺术大师笔耕数十载，一幅作品竟变不成几个钱，好多著名艺术家的生活大都是清贫的，连大街上摆杂货小摊的，甚至连在街上卖大碗茶的都不如。于是，我下定决心，将您和别的艺术大师的笔下物，变为能吃的、能穿的。我就不信艺术不能繁荣经济！我想，全国的大画家、大书法家、大作家、大出版家、大发行家，加上社会活动家，我们这些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艺术托拉斯团体或沙龙，齐心合力，著书的、立说的、写字的、作画的同舟共济，来一个“中国艺术家协会”如何？《中国艺苑精萃》将是它的创刊或会刊。我来为您效劳跑龙套，为繁荣和振兴我中华艺术，以尽匹夫之责。

　　上述纯系我个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您是否乐意？1月19号将是我们座谈和讨论此事的时间，恕我直言啦！

　　此致

　　敬礼

　　主办人：张武太

　　1990年1月16日

　　他有一种随心所欲的气派，他手下的人跟不上他，他则埋怨手下的人不得力。那三十桌酒席是他自己在开饭前两个小时才联系好的。他感到自己也像一道菜一样被吃掉了。

　　他第一次体验到想成名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当个召集一群名人的名人。

　　他对自己的权威还没有把握。

　　他自小喜欢舞文弄墨，崇尚艺术。以为现在正是艺术家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需要钱，而他正好有点钱，应该有资格来登高一呼，号令艺术家。

　　然而，他感到自己与那些人格格不入。他为他们花了这么多钱，却不能跟他们融为一体。艺术家们有自己的圈子，三个一群，两个一伙，高谈阔论，嘻嘻哈哈。他一走过去，连自己都感到别扭，人家跟他没有太多的话可说。他仍是个农民，如同海浪中的礁石一样孤独。

　　一方面他很容易被艺术家那庞大的客气所窒息，同时又容易被艺术家的锋芒镇住。

　　他很实在，也很固执，他脑子里会经常冒出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像兔子一样又活跃又容易受到惊吓。而那些艺术家则用各种各样的真理轰炸他。有些人已经很老了，像一件年代久远的珍奇古董，老态龙钟，说话轻声细语，不知哪一句是箴言，哪一句是废话，不知脑子还很好使，还是已经不再灵光了。他都必须仔细听清每一个字，生怕漏掉重要的东西。可有的艺术家，只是个具有催眠力的演说者。

　　他像一棵大树，想不到自己给其遮荫的人正是来砍树的人。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他感到自己撞在了玻璃墙上，像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傻瓜。

　　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观察他。

　　他很累，累坏了。想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能睡着。

　　常常目光呆愣，一副神游物外的样子，间或埋下眼睛轻声嘟囔几句什么，谁也听不清他嘟囔的是什么。

　　有时则现出一副可爱的梦游者的神情——

　　我跟他做过长谈，越来越觉得他不是个普通的农民企业家，在极其普通的外表下，掩藏着一种超前的自我感觉。成功对他的诱惑无时不在，他总认为这个时代给了他登场的机会，此时再不上场就完了。

　　他的左耳是少年时期在水坑里游泳钻进了蚂蟥，家人往他耳朵里不停地灌醋，才使蚂蟥爬出来，因此损伤了听力。

　　他弟兄五个，他排行第三。前面两个哥哥都没有活到一岁就死了。因此在生他的时候，母亲叫人杀了一只大公鸡，鸡血祛邪，鬼神再也无法偷走他的性命。他果然就大大方方地长大成人了，而且生有“异相”——

　　十六岁初中毕业后下地干活，一年挣三千六百五十个工分，一天不缺工，天天拿十个工分，谁不服气就跟谁比，必须拿最高分。但折合成钱却很少，他决定趁冬闲到窑地去摔砖坯。摔砖坯是农村出名的三大累活之一，成年人都发怵。到冬天没有人再干了，窑场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只是个未成年的大孩子，长得像个小豆豆。他却自称是颗铁豆豆。为了让人相信他干得了，解开衣服露出肚皮：

　　“你们看，我的肚子上是不是有个虎头？”

　　在他的腹部有六块肌肉，确有点像一张虎脸，有明显的“王”字形的横肉。

　　人们逗他：“可惜是个虎头，要是个龙头就好了，你就是真龙天子！”

　　“有虎头也不容易。你仔细看，还像丘吉尔的脸。”

　　他人虽小，干活却敢发狠，肯下死力气。赤脚站在冷泥里，双手冻肿，裂开了一条条的口子，每天从早晨干到月亮偏西，渴了喝窑边水沟里的水，饿了啃个地瓜面的窝窝头。窑地实行计件工资，干得多挣得多，他干了两个月，挣了一百四十元——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大款。

　　一九七三年他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揭露有些干部贪污腐化、横行霸道。甚至在信中卖弄自己的文才，大讲“公仆论”：为什么叫干部？即“干”的“部分”……险些被抓进大牢。

　　二十四岁当包工头，他的事业就这样越干越大了。在那种二百五的年代，能够披荆斩棘地生活过来，就靠这种二百五精神。许多成功者在创业阶段都有点二百五劲头。

　　谁能说他不是个人物呢？

　　临分手的时候我问他：

　　“你花这么多钱办这样一个笔会认为值得吗？”

　　“值得。先冒它一阵烟再说，也许能烘起大火也说不定。”

　　“你喜欢跟艺术家们在一起吗？”

　　“宁愿跟聪明人在一起有所失，也不愿跟傻子在一起有所得。”

　　“你确信自己救济艺术的这些想法有价值？能够实现？”

　　“难说，有时鹰吃掉蛇，有时蛇咬死鹰。”

　　他又提出要在自己的家乡盖中国最高的大楼……

　　他的想法太多，他想干的事太多。然而他的雄心跟他的实力不成比例。

　　现代社会的开放成全了他，他的骨子里却有许多宿命的东西。他是过于自信，还是自卑？

　　不论是他的自负还是自卑都会阻碍他。有朝一日也许会被这种超前自信的重负压垮——除非他是个幸运的天才。

　　天才的行径总是和常人不同。

　　且等着看吧……

　　我们分手后一个多月，接到张武太的信。

　　笔会结束以后，他抱着牡丹一盆一盆地送到广东政界、艺术界的要人、名人家中，重复讲述自己今后要为艺术界办点事的抱负。去深圳会见了九个香港人，当人家问他跟艺术家交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脱口而出：

　　“我奢望到进坟墓的时候，全国的艺术家都来给我送花圈。我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个结局。”

　　据他信中讲，香港人听了这番话为他鼓掌叫好。

　　……我看得出来，先生您出于好意对我同情过多，担心过多。别忘了，我本人是玩企业的，搞经济的。我们的笔会不仅轰动了羊城的艺术界，而且我还谈成了两项合作项目，一是跟海军潜艇学院联营办个厂；二是与茂源公司合资搞起一个企业。

　　看来我是过虑了，他有他的路数。

　　一九九一年四月，我借到菏泽参加牡丹节的机会，拜访了张武太的家——严格地说那不是家，只是师专校办工厂的一间仓库：黑暗，潮湿，用塑料布隔成三块，一块里住着他母亲，另一块里住着他们夫妻俩和三个孩子，还有一块算做厅，用来吃饭、待客，地上放着几个纸盒子、木箱子，又当桌子又当凳子。

　　我在这间库房里坐了半天，还不敢相信这就是张武太的家。

　　近几年来，我走南跑北到过许多地方，去过中国最富裕的地区自不必说，也去过一些相当偏远贫困的地方，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家像张武太的家这样破烂不堪，不成样子。而他又是菏泽地区的名人，在许多艺术家眼里是个神秘的企业家……

　　地上立着一块匾，是别人送给他的，上书“盛德高义”。

　　墙上挂着两幅猫，是张武太自己画的。一幅是卧猫，旁边有题字：“是草，还是虫？是蓝，还是青？我怎么总是分不清，分不清。真是叫人太头痛，太头痛。”

　　另一幅画的是坐猫，也有题字：“尔乐我也乐，尔在院外乐，我在室内罐中乐。大伙儿都乐陶陶地要个大快乐！”

　　这是什么意思？是按字面上所表达的意思来理解，还是别有禅机，内藏玄妙？

　　我在床边发现了他三个孩子写给他的信，就忘记问他关于那两幅猫画的题词了。三个孩子的信是这样写的——

　　爸爸：

　　看了这封信请您不要生气，我们对您多少有点意见。

　　我们对您向来就敬重万分，您是我们心中的榜样，我们下决心学习您，做一番大事业。也很替您可怜，一辈子受苦受难，到头来却没有个温暖的家。再能的人也得要个家呀！我们和妈妈整年像支游击队伍一样跟着您东奔西跑，穷凑合。只要一问您什么时候有个家，您总是大手一摆：“以后会有的！”以后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呢？每当同学们提起家，我就难过。他们要来我们家，我都推辞，我们这个家能让人看吗？假如您是我们姐弟仨，您的心又如何？我晚上常常偷着掉泪。弟弟还小，可我已经是十四岁的姑娘了！我们哭着向您提出意见，我们知道您会骂我们，但我们实在不愿看着您这样。如果能有个家，我们宁愿挨骂，甚至挨打……

　　张武太决不是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家搞得更像样子一些，那么他过这种济公式的生活又是为什么呢？

　　也许别有深意——

　　没有多少人能具备他这样的勇气，让一家人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他把自己整得惨到家了，穷得不能再穷了，因而也就最安全。所以他什么都敢想，都敢干，事业一片开阔，却没有人找他的麻烦，没有人告他、调查他、整他。他是一方名人，却没有像其他名人那样很容易被伤害……

　　又是两三年过去了，不知张武太现在怎么样？

　　1994年4月 蒋子龙文集.12，人物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