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八九年以来，每年我都要去一次广东，短了一周，长了二十多天。所幸年年都有这样的机会。就像半个世纪前许多沿海大城市的人纷纷投奔解放区一样，现在的社会时尚是投奔开发区。我加入南下的行列并非为了谋求职业或寻找致富门路。恰恰相反，纯粹是出于一种精神需要，感受一种新的生活信息，观察一种希望，跟踪一批企业家。实际上我把广东当做一个“采访点”，在东北、华北、华东都有这样的“采访点”。我是靠这些“点”跟踪中国，观察工业社会的变化，跟生活保持着联系。

　　中国人历来就有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的传统，这走、闯、下是“人往高处走”。是“人挪活”，想活得更好。广东正是当今人们想走、闯、下的“高处”，是个可以“活得更好”的地方。近十几年来北方人一批又一批地大量南下，正说明广东的优势，是一块得现代风气之先的风水宝地。

　　我下广东由最初的惊讶、振奋、钦羡，到最近几年已经可以了解得较为深入，能够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今后是否还能保持每年南下一次的热情就很难说了。深圳就有两年没去了，并非没有机会，深圳朋友的两次邀请我都谢绝了。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我对深圳的兴趣已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

　　有些单位，创业初期的勃勃生机和锐气已经消损，或多或少地陷入曾使北方许多国营企业一蹶不振的怪圈。一大批青年俊才云集特区，最初的几年他们和衷共济，创造了奇迹。一旦事业有成，便开始重蹈中国人争争斗斗的覆辙，精英不精，开始分裂。且缺少北方那种争争斗斗的广阔舞台，用弹丸之地，你的老婆在我的部门，我的孩子在你的手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他们曾吃过钩心斗角、怀才不遇的苦，到了特区没“特”多久，又重吃二遍苦。

　　我一直在等待着特区人创造一种体制，这种体制能够吸引和容纳各种各样的出类拔萃之辈，使他们各尽所长，且不必把主要精力用在内耗上。创造出这样一种体制，胜过创造千万亿元的利润，实际不愁创造不出更多的利润。否则，特区能“特”多久？特区的未来应该是同化非特区，而不是被非特区同化。

　　一九九二年三月，我和一个波兰作家住在深圳一个不算低档的宾馆，其管理之差、服务人员素质之差令人难以相信、难以容忍。在总台进行了严格的登记，缴了房费和押金，这是应该的。到了楼层服务台再缴一次押金领钥匙牌，每次打长途电话还要再到楼层服务台登记，缴二百元押金。我问缴给总台的二百元押金是做什么用的？服务员的口气极为生硬：不知道，你去问总台。只认钱不认人，对旅客没有丝毫的信任感，像防贼一样管制。而旅客则有进了贼店的感觉，特区变成了“饿”区，一种对金钱的贪婪和饥饿。

　　有的朋友之间的人情越来越淡，钱情越来越重，甚至只剩下利用的关系。用人脸朝前，不用人脸朝后。请你的时候一副态度，活动一结束，你的价值被使用完了，又是一副态度，安排立刻降格。一位朋友讲，我们深圳人穷得只剩下一堆钱了。

　　连“和气生财”的这点文化素质都没有，还能发大财吗？

　　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发生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事情是不足为怪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要寻找文化，有了强大的文化蕴涵和形象才有巨大的和永远的成功。试想哪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不同时又是文化发达的强国呢？

　　自瓦特发明蒸汽机带动了世界的工业革命，渐渐地西欧就成了世界的经济中心——这个经济中心的形成与繁荣又跟文艺复兴有直接的联系，是政治解冻、思想活跃、人们安居乐业的文化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经济中心向美国转移，联合国总部迁到纽约。特别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同时又是西方文化的中心，无论在文学、电影、电视、出版、新闻，都领导着世界潮流。借助文化的强大辐射力，一大批美国的企业和产品获得世界意义的成功，成为世界名牌，至今仍能享誉全球，如可口可乐。应该说这是美国文化的成功。眼下万宝路对中国市场的征服，首先是一种文化的征服。我们接受了美国产品，实际是接受了美国文化。从影视、文艺演出、体育等多方面进行文化的狂轰滥炸。已经成功的还有泰国的正大集团。从“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开始，与其说是日本产品占领了中国市场，不如说是日本文化完成了他们以前用武力所没有完成的征服。

　　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大，有人提出了世界经济进入多中心的时代，继纽约之后东京也是一个经济中心。而且到下个世纪，很可能中国也要产生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中心，是广州，还是上海？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江三角洲？

　　中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广东正是鸡腿，肌肉强劲，灵活有力，鸡爪伸向东南亚，成为环太平洋的中心。待香港回归祖国以后，和广东连成一片，交通发达，资源丰富，其优势显而易见。我看广东，还在进入成熟期，或者叫进入稳步发展期，老百姓富，企业富，中产阶级强大，这就增强了经济和政治的抗震力，倒退的可能就减少了。有几次南下使我感受格外深，银根紧缩、治理整顿、压缩投资、整顿金融等，我在北方见到的是冷清、灰色调。到了广东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热气腾腾，该怎样干还怎样干。广东抢先了十几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机遇，别的地区要超过是很困难的。当今时代是越发达越富裕，越富有就越发达；越贫穷就越落后，越落后就越贫穷。地球上有什么油水，发达国家总是先吃头一口，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要成为经济中心，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文化。

　　时下的所谓“名牌大战”，其实是一场文化大战。哪个品牌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形象，具备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品格，无疑哪个品牌就具有强大的优势。

　　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能享誉全球、富有持久生命力的名牌，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或经济实力。这些报刊不论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还是省内发行的，都是激光照排，彩色印刷，搞得很漂亮，带有强烈的商业味道。

　　广东正在形成自己的商品经济文化。

　　这些报刊用较高的稿酬从全国各地征集思想，虽是内部报纸却办得有声有色，没有官方报纸的呆板和枯燥。在大街、车站、码头的报摊上格外受欢迎。

　　这叫“第二新闻”，或者叫“第二文化市场”。

　　使中国的文化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主流文化，没有权威报刊，谁有钱就可以竖起大旗，用高稿酬吸引一批优秀的作家来投稿。谁的刊物办得好，谁就是中心。

　　我以为，与广东的经济思想相比，文化思想显得较弱。

　　但广东有自己的文化氛围，有自己的主见。全国文坛关于“下海”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广东作家协会不张扬，不动声色。北方的一阵又一阵的浮躁，似乎也与广东无关。我想广东也许是在全国各作家协会中最稳当、最有实力的。青年文学院向全国招收青年作家，哪个省的作协有如此气魄？

　　陈国凯兄是个奇怪的现象，我曾几次向他讨教，广东作协如此兴旺发达且把得稳，有何诀窍？他或者秘而不答，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三言两语应付过去。我每年能来一次广东多半是因为他，每次来广东最愉快最轻松的聚会就是跟他在一起。自一九八〇年的春天在北京文学讲习所相识，十几年来，无论文坛上的风风雨雨，还是商品大潮的冲击，都没有影响我们的感情，而且越来相知越深。他是文弱书生，我是人高体壮，他身上却有一种豪气，在我面前老是一副老大哥的派头。久而久之，我也就很愿意尊他为老大哥了。广东的企业家大半是他领我认识的，我下去采访往往是他帮助安排，没有国凯兄，我对广东是不是还会有这么大的兴趣，是不是能坚持八九年的长期跟踪采访，也很难说。

　　但这种交往又是不对等的。我来广东多，他去天津少。有一年他去看我，住在我书房的小床上。当天津夜深人静了他的精神头刚来，在我的书架上找书看。当天一亮，大街上吵吵嚷嚷，人们开始上班了，他则想睡觉了。我把天津市能买到的最好吃的东西放在他面前，他则视如忆苦饭。再加上空气干燥，只待了三天就赶紧逃回广东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育一方文化。

　　但又不仅仅是水土问题，这十几年来有多少北方人来广东工作，又有几个广东人去北方谋生？广东的水土随着粤菜已经风靡了全国。

　　我可以常来广东看看，但不会把根扎到南方。我的根已经扎在了北方，北方有我熟悉的丰厚的文学土壤。

　　北方人有南方观念，这是北方人的特长。南方人也应有北方观念，有北才有南，有南才有北。即便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特区，失去了方位感，也会渐渐地固步自封起来。 蒋子龙文集.10，难得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