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里，“非”和“典”本是两个互不搭界的字眼儿。然而，在二〇〇三年早春，它们赫然扭结在一起，组成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汇——“非典”！

　　“非典”是“非典型性肺炎”（SARS）的简称、俗称，甚至可以说欠通顺。专业人士更习惯于叫它“萨斯”，台湾则干脆把它译成“杀死”。然而就是这样两个强拉硬扯在一起的别别扭扭的字眼儿，其流行和传播速度却已经超过了“非典病毒”本身。并用极短的时间创造了文字学上的奇迹：使用率最高、知名度最大，令人闻之色变，看见这两个字就更是如见鬼魅。以这个词的出现为标志，宣布世界进入了“非典时期”！

　　“非典”的全部要害就在这个“非”上，之所以能造成全世界的恐慌也在于一个“非”字。人类诊断出艾滋病只有二十多年，却已经造成了二千五百万人的死亡；至今全球每年有近六亿人感染流感，其中重症的死亡率约占百分之十；每年还有三百五十万人死于肺结核……而全球到目前因“非典”死亡的不过区区数百人，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巨大的恐怖？以至于连咳嗽两声都被认为可以杀人，女乘客因为在出租车上咳嗽就被司机强行赶下车，新加坡一店主半夜偶咳竟吓跑正入室行窃的盗贼，马尼拉人金·达图把身边一个打喷嚏的男人用刀子生生刺死……我们则全民大喝中药汤，只要有人说出什么东西能抗“非典”，那种东西便立刻身价百倍，市场上告罄。有些街道的老太太自愿组织起来，日夜巡逻，张贴告示，盘查行人，用抓坏蛋防小偷的办法抗击“非典”。防“非典”本来格外强调保持空气新鲜，而许多人竟连续几个晚上大放鞭炮，不惜污染空气，也要以辟邪驱魔的那一套保佑自己。

　　新加坡心理卫生学院公布了他们的调查：“目前全世界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人口患有非典强迫症，有的会一小时洗手无数次，双手明明是干净的，还要没完没了地洗，直至把手上的皮都搓烂，还是无法控制住再洗的欲望。”一九七五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病毒学家戴维·巴尔蒂摩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认为人们是喜欢被吓唬的，这是人的一种本能——从危险中获得刺激。而媒体对“非典”的渲染正好让人们得到了这种刺激。

　　“非典”之“非”为什么会如此可怕？非就是否，就是反，就是无规则和极端的不合理。不知它从何而来？也不知它要把人类带往何处？它祸害人间已经好几个月，制造了大的混乱，可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全球的医学专家们还莫衷一是。只知道它诡异善变，死缠烂耗，无孔不入，防不胜防。

　　“非典型”就是反典型，反传统，反秩序，反文化，搅乱一切现成的生存习性、人际关系、社会形态、政治意识等等。“非典”嘲笑公式，戏弄套子。

　　你不是讲亲情，讲血缘，讲爱恋，讲哥们儿义气吗？不管多亲多近的人，一得了“非典”立马隔离，曾经跟“非典”碰过一面、沾过一点边也立马隔离，一律不准探视。隔离服、隔离房、隔离区，隔离隔离，隔着“非典”，如隔万重山。死了也要立马烧掉，甭想搞这个风俗，那个传统，也没有人敢闹丧。即使是与“非典”全不搭界的健康人，在日常生活里也特别增加了距离的观念，人多的地方不能去，人少的地方也要跟他人保持两米的距离。以邻为壑，见人如见病毒，害人之心不可有，防“非典”之心不可无。

　　现代人不是爱说话吗？家里说，外边说，电视上说话成了节目，报纸上对话成了文章，真话假话、空话套话、鬼话谎话、车轱辘话……现在可好了，光让你闭上嘴还不行，还得戴上口罩！连正在结婚的新郎新娘们，也只能戴着口罩拥抱接吻，让人觉得要把这“非典之爱”进行到底，还真有点不容易，需冒很大的危险。有人为了加强隔着口罩接吻的效果，便在口罩中央画一个鲜丽的靓唇，令人见而思吻，却不能真的去吻。也算是望梅止渴吧。还有人觉得天天被封着嘴太难受，就在口罩上写字，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口罩再大也无法将想说的话都写出来。

　　讲究卫生，提高人口素质，我们喊了许多年，却没有“非典”几个月见效大。医生们像幼儿园的阿姨一样，每天都通过媒体不厌其烦地向全国人民讲解怎样洗手、怎样漱口、怎样冲马桶……大人孩子都照着做。谁还敢说我们不卫生？人人身上都有了消毒水味儿。

　　“文山会海”反了多少年？收效甚微。为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中央也不知下了多少文件，可谓屡禁不止。“非典”一来，立竿见影。尽管“非典”使我们在经济上损失惨重，但也不能不承认，全国的会议费和公款吃喝的费用会节省不少。

　　还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也都被“非典”治住了不少。病毒是真的，死了人是瞒不住的，不说实话不办真事，“非典”就要火烧你的连营。

　　西方有些悲观的医学家推测，“非典”会永远陪伴着人类，人类也将研制不出克制它的疫苗，就像至今没有研制出克制艾滋病的疫苗一样。若果真如此，人们恐怕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有“非典”的世界再也不会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现在的人们普遍抱着“熬过这一关”的想法，只要你不感染上我，现在让我怎么做都行，等挺过这一阵子，咱再彻底解放，给“非典”来个大反扑。问题是有没有那样的机会？真若那样，这场“非典”大灾算是白闹了。

　　纵观人类文明史，从来都伴随着跟疾病，特别是大规模传染病的斗争，同时又不断地接受疾病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和规范。十六世纪欧洲爆发天花，借着航海事业的发达将病毒传向世界，累计死亡三亿多人。以后是鼠疫，几乎灭掉了欧洲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了十九世纪，人类进行了所谓的“第一次卫生革命”，却仍然又出现了肺结核，古称“肺痨”，几乎就是无法治愈的绝症，死亡人数达到两亿多人。进入二十世纪，在疾病的追杀下，人类发明了各种抗生素和疫苗，医药卫生条件和营养状况都有大的改善，天花等传染病才得以根除。直到一九四五年，雷米封、链霉素问世，才控制住了肺结核。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了抗药性的肺结核竟卷土重来。人们曾以游戏的态度对待性，结果艾滋病就出来游戏人类，给现代人的私生活敲响警钟。“非典”则显然是朝着现代社会的公众意识和公共秩序来的……

　　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称：“近二十年又有三十多种新的传染病发生，病菌进化的速度非常快，并在变异过程中培养起了抗药性，以超强的生殖力繁衍生息。药物对病菌失去作用的速度，与科学家发现新药物的速度差不多。”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现实。

　　“非典时代”，一切都不再典型，就像拉登突然成了美国的“非典”，美国又“非典”了伊拉克一样。你说这个世界还有“典型秩序”可言吗？由此引发开来，思维不变，怎么能治得住“非典”？病毒赖以存活的是人体，任何鬼魅都是人创造的，最可怕的还是人类自身。既然“非典”都上身了，就要弄明白“非典”要干什么？它想对人类警告些什么？这需认真思索“非典”都“非”了些什么？“非”后的世界又将会确立些什么？ 蒋子龙文集.10，难得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