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椿蕃小说集》序

　　出书难，几乎成了当今文学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为死去的作家出书更难。

　　近几年，相继有作家去世。据我所知，莫应丰去世后湖南文艺出版社立即出版了一本他的小说集，既是对死者的纪念，也是对生者的抚慰。路遥去世后，陕西人民出版社用最快的速度推出了他的四卷本文集……

　　这体现了一个地区的温暖，让人觉得文学还有情。湖南和陕西的文学界也因此受到全国文坛的羡慕和敬重。

　　在崔椿蕃去世两周年的时候，百花文艺出版社将出版他的小说集。这也是一桩义举，成为天津文坛的美谈。

　　两年前老崔刚离休，死亡对他是突然降临的。没有活到他该活的岁数，更没有活到他想活的年龄。然而他没有表现出惊慌和惧怕，平静地走了。

　　可是他的同事，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却觉得不能让他这样走，应该让他留下点什么。否则对老崔，对还活着的他的同事和亲友，都是一种缺憾，一种遗恨。

　　他十几岁就来到长芦汉沽盐场当扒盐工，中国解放后被提拔当了干部，多年搞宣传和编辑出版铅印的《盐工报》。他执笔创作的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和三十多万字的盐场场史，都出版了精美的精装本，然而他署自己的名字发表的大量的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却从未结集出版过。

　　他是中国第一个以文艺形式反映盐工生活的作家。他喜欢盐滩和工友，热爱生活，在他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励、有了很大名气以后，也从未想过要离开盐场，要当专业作家。人品文品互为表里，质朴地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憬悟，写常情常态，不矫情做态。不追求大红大紫，不追风赶潮，也不妄自菲薄。始终满足于当个“业余作者”，不趋炎附势，宽厚正直，泊然处中——而人生最好的路正是正直，岁月更迭，风云轮回，他能安稳如铸，堂堂正正地走过来，言行皆碑。

　　所以人们喜欢他，敬重他，为他的突然谢世痛惜。要编一本他的作品集，想留住他，留住他的品格，留住他的精神，留住人们对他的怀念。

　　汉沽盐场的领导愿意玉成此事。他的家人甚至想过要自己拿钱出这本书。一些朋友东奔西走，不遗余力地促成这件事。出书不再是他的事，而是变成了他活着的亲友们的事——这个过程本身已经证明了他的价值。一些专业作家去世后也未带来这样的效应……

　　“良友想着你，九泉为天堂。”死亡没有阻断朋友情谊，没有抹杀他对文学所付出的心血，在当今这个商品社会尤为可贵。

　　崔椿蕃的作品无愧于他所处的那个文学时代。

　　人们可以对已经过去了的时代指指点点，却无法否认那个时代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事实。即便那个时代“用瓜菜代粮”，责任也不在作家和读者。有“瓜菜”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你可以说那个时代的文学是“下里巴人”，是已经过时的“工人文学”。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下里巴人”，当前也一样。“工人作者”没有必要为“工人文学”脸红，“工人文学”属大众文学，在中国文坛上发挥过重要的影响，承担了文学应该承担的责任。一大批像崔椿蕃这样的“工人作者”，无愧于自己，也无愧于文学。即便是当下的“新潮文学”或“新潮人物”，过多少年以后再来看，或者眼下就用外国人的眼光来看，还会有“新潮”的自信吗？有新就有旧，有生就有死，大家都有过时的一天。

　　所谓永恒的存在，也只是存在于文化宝库里，而不是存在于以后的社会上、文坛上。用否定大众来突出高雅，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是文坛的恶习。

　　许多业余作者，利用工作之余勤勤恳恳写了很多作品。当今世界什么出版物没有？

　　为什么业余作者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出版自己的书？有人正在筹备一个基金会，帮助老业余作者出书，显然是一桩功德。业余作者们不必都像老崔这样，等到作古以后再办这件事。

　　借《崔椿蕃小说集》问世的机会说了以上的话，也是对椿蕃兄的祭奠。

　　1993年8月 蒋子龙文集.13，评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