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大街上很容易听到这样的对话：

　　干什么去？

　　打官司。

　　原告还是被告？

　　原告。

　　嘿，够劲儿！

　　告谁呀？不论告谁，能告就告他一家伙。当被告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有官司打。有官司打就有热闹好看，记者有事干，报纸有新闻。

　　名人打官司，打官司更出名。“打官司热”表达了一种社会情绪。文坛也如此，文学跟着社会情绪走。

　　文学是人的情绪的自我表达。也可以深化一种情绪，为一时的“情绪流”找到归宿，甚至获得一种永恒的存在。

　　文学完全被社会情绪所左右，又是文学的不幸。

　　毛泽东说：“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

　　如果硬说、直说，就会惹麻烦，甚至倒大霉。

　　如果绕着说、歪说、偏说，就失去了纪实应有的品格，逐渐失去读者的信任。

　　所以报告文学变成了广告文学。

　　而报告历史的文学则兴盛起来。因为历史可以映照现实，又不受现实的局限。

　　当代文学纷纷躲到历史故事里去寻找自己的现实品格和批判意识。

　　一妇女，怀胎十月后生下来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个三斤多重的大珍珠。

　　幸耶？不幸耶？她因病得宝，立刻有人愿出二十万美元购买。

　　但无论多少钱也无法跟一个活生生的孩子相比。

　　有人说，作品是作家的孩子。

　　非耶。创作的激情及其结晶是作家的病块。一如女人产下珍珠，无论珍珠多么宝贵，也是她的病症。

　　古今中外许多艺术家，解释生活，剖析人生，头头是道，远见卓识，给人类留下大量哲言警句。

　　然而他们往往处理不好自己的生活。有的甚至是一团糟，或绯闻不断令人很不满意，或在生活中扮演一个令人惋惜的悲剧角色。

　　于是有人骂他们：“文人无行。”

　　有人说这是“职业病”。

　　——持这种观点的还有伟大的荣格。他认为艺术家是被艺术所掌握的一种工具，艺术通过他要实现自己的目的，他（或她）就不再是享有自由意志和追求个人目标的人。因此在生活中是低能的或是疯狂的。

　　这是艺术对艺术家的设计和要求。

　　艺术家和生活不可能不充满矛盾冲突。这恰恰成全了他们。在无休止的内心冲突中创造出惊人之作，说出常人无法说出的深刻而强烈的东西。

　　除此之外，都是滔滔不绝的说了许多世纪的废话。

　　普鲁斯特说得更干脆：“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东西都是精神病患者的创造。”

　　当代文学缺少的正是这股疯劲儿。

　　人是喜欢类比的。在对比中都喜欢当裁判和评论员。

　　社会时尚和这种平庸的游戏规则，对有个性的作家布满杀机。

　　作家不希望被别人超越、被时间超越。

　　唯愿被自己的作品超越。

　　然而超越天天在进行。

　　一个超越的时代就说明没有大作家。大作家是不能类比的，说他们谁比谁强或谁比谁弱是愚蠢的。

　　只有过客才忙着你追我赶。

　　当今文学被许多文学以外的东西所困扰。当文学沉得住气了，找回了平静的自信，才会有作为。

　　真正的沟通是很困难的。“理解”不可能“万岁”。

　　特别是当你处在软弱的地位想跟人打交道时，要求沟通就更加困难。

　　而需要别人理解的常常正是弱者。

　　强者不需要。拿破仑不需要，斯大林也不需要。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所做所为，似乎也不太在乎别人理解与否……

　　当代文学老强调需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正说明文学的贫弱和底气不足。

　　禁锢和压制不能繁荣文艺，同情和施舍也不能强大文艺。

　　作家叫苦连天、怨天尤人成了一种时髦，成了文学活动中说不厌的话题。

　　文学怀念让人尊崇的时代。

　　鲁迅甚至能让社会生出几分敬畏。

　　如今恢复自尊，然后再逐渐赢得社会的尊重，似乎成了文学的当务之急。

　　1994年5月9日 蒋子龙文集.13，评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