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百年前，本市诞生了一家后来闻名于国内外的海味店。第一任老板周四爷，经营镜子铺，委托上海的一家联号买卖代买一些海味来此出售，获利甚厚。第二代老板王十二爷，放弃镜子事务，专营海味，起字号为“隆昌海味店”。第三代经理董树桐，身手不凡，上任后便到上海考察货源。原来他们买的上海货实际来自香港和日本等地，因为香港的海味品价格很低。当时的印度人不知道鲨鱼翅是宝物，割下来当废料扔掉，侨商则大量收购，运到香港出售。董树桐毅然甩开了上海的中间商，派人直接去香港、日本等地购货，进货成本大幅度下降，利润增加。一九一八年之后隆昌海味店进入全盛时期，有职工二百多人，有堂皇的办公大楼，有东、西、南、北四个货栈和两个大仓库，每年盈利十四万现洋。

　　董树桐独家开创海外来货，专营厚利商品，自己吃大头儿。把小生意和近处生意则让给本市同业，防止同业也去海外争夺自己的商品阵地，自己牢牢控制着商品市场，想定什么价就是什么价。本市各家同业小买卖都不敢触怒隆昌。

　　董树桐凭借隆昌海味店的声誉地位，吸收大量社会游资，即“有息存款”。自己掌握雄厚资金，在市场上举足轻重，左右价格。

　　隆昌对刚入店的学徒，一律先放到仓库工作，首先学习商品产地、商品保管、鉴别货物优劣以及分路划等的多方面知识。然后升格到门市部学习售货的知识。这个过程下来一般需要五六年。对有能力、业务知识掌握得好又忠诚勤劳的人则进一步培养，派到上海、香港、日本等地做采购推销工作，并经常加以安抚鼓励，以防止离店单独去干。因此，职员大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有数十人都得到人力股，使职员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跟隆昌连在一起。因此隆昌海味店垄断本市海味市场长达二十余年，货品行销华北、东北、西北各大省、市，买卖兴旺发达。

　　一九三〇年，隆昌海味店的骨干王印章，脱离隆昌店自己开设了源丰永海味店，打破了董树桐一统海味市场的局面。董树桐对王印章采取了毁灭性打击，决心要把他挤垮。源丰永去日本与隆昌同时都采购一大批海带，但装船速度快，估计要比隆昌的船先回来三天。董树桐接到驻日人员的电报后立即派人到各交往商家预售低价期货，即一星期内货。很快将货全部售出。等到源丰永的海带再运来，各拆货家和外地商人已全部吃饱，即使王印章再压低售价也无法脱手，甘认大赔。如此等等，董树桐的手段多得很！

　　隆昌海味店还凭借自己雄厚的实力与日本大商人也展开激烈的争夺。如三菱、三井等大洋行对隆昌眼红，也做海味生意。董树桐打听到日本人想买什么货，他就出大价叫日本人洋行买不成。即使日本强买，货到中国也赚不了钱。等日本人不敢买了，他再压价进货。日本洋行对董树桐的大价买小价卖又奇怪又害怕，轻易不敢进货，只能躲着隆昌走。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各大沿海城市相继沦陷，随后香港及东南亚各国也都被日军占领，货源断绝，隆昌的业务陷于瘫痪。不久董树桐病故，隆昌海味店江河日下。熬到一九五〇年，不得不宣布解散。从此，本市再无海味店，直到出了一个颜芳……）

　　第二年我的买卖更好，每人平均上缴利税在新市区大小几百家食品商店中名列第二，这就算能过得去。我心里当然不满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想把买卖做得更大。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在中国做买卖非要懂得掌握政治形势不可。新年前夕，中央似乎也特别心疼我们这些人，三令五申不许请客送礼，不要拜年，不准用公款大讲排场……反正有好几个“不”，对哪一个“不”我都举双手拥护。苦命人心实，我真的信了中央的话，没有挨家挨户地去给头头们拜年，没有大包小包、明的暗的去给头头们送东西。我对天起誓，我不是心疼东西，不是舍不得花钱，我懂得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道理，逢年过节给头头们烧香上供能够保佑我平安无事。我实在是怕给头头们惹麻烦，倘若我去烧香正赶上头头们掉屁股岂不弄巧成拙！

　　（我笑了，这真是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像颜芳这么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哪一年的年底我们中央不站出来吆喝几句，紧缩开支呀，反对铺张呀，冻结呀，卡住呀。既然中央抓起这些小事来可见它已不是小事。他吆喝他的，你干你的，他有政策，你有对策，你有千条妙计，他有一定之规，其结果是冻不住也卡不住。颜芳借机冻结了给头头们的礼物，头头们恐怕就要冻结她的职务。当然事情不会像我说的这样简单明白。如果我猜得不错她下面就该讲怎样挨整了，无非是先造谣言，那是舆论准备。说她既有经济问题又有作风问题，发了洋财，忘了老领导，翅膀硬了，六亲不认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还可以造得更邪乎一些，说她被抓起来了，蹲了班房。然后就可以派调查组，查她的账目，冻结她的资金，干扰她的生意。最终的目的当然还是要在她身上打主意，最好是把她的经理职务拿掉。不过这要费点事，因为她这个经理不是上级任命，是她毛遂自荐开了这个海味店，经理的头衔也是她自封的。现代社会就是这个德性，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占山为王，旗号众多。如果撤不掉她就要把她吊起来用小火慢慢地熬着烤着，叫她买卖做不成，心里不痛快，想死死不了，想活活不成。颜芳自然不是省油的灯，她会怎么应付呢？

　　她见我怔怔地发笑，就停住话头问我笑什么？我把刚才突然想到的对她讲了一遍。她感到诧异：“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会算卦。”

　　她说：“您开玩笑。您一定是对大洋海味店的情况有所了解。”

　　“实不相瞒，我一年半载不准进一次商店。在认识您之前还不知道新市区有个大洋海味店，对您颜经理就更不了解。但我多少了解一点我们的党，我们的制度，还知道一些类似您这样的人物的大同小异的遭遇，所以才敢瞎猜。”

　　她沉默了，神情落寞，脸庞像白色的细陶瓷，透出少有的感伤和疲乏的情状。也许是我的话惹得不快，引起她对今后生活的忧虑。

　　与其说她是个勇者，不如说她是个智者。我可不能用唱喜歌的办法哄她安慰她。

　　“你说过一句很有味道的话，给职员发高薪，买的是自己当老板的权力。在中国，老板只有一个，那就是组织。所以你连董树桐那样的规模也达不到，尽管你的聪明才智也许比董树桐还要更胜一筹。我们目前的制度是不突出个人，不会出现大的商业家、企业家的，一够了刀恐怕就要宰！还是讲讲你是怎么对付调查组的，目前的处境如何，今后做何打算？”）

　　我的上级机关——修缮队劳动服务公司打来一个电话，叫我回公司一趟。我正忙得不可开交，问他们有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吗，干吗非要罚我跑腿儿？给我打电话的是服务公司的三号人物刘德，为什么说他是三号人物呢？刘德原来是王宝和的小兄弟，王宝和想把他提到服务公司当副经理，原来两人的关系又闹崩了，刘德上不来也下不去，就吊在那个没有正式任命的副经理的位子上。他自己不嫌尴尬，在电话里还跟我打官腔：“叫你来你就来，这是大事，在电话里怎么能讲呢！”

　　这帮白吃饱儿能有什么大事呢？我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到服务公司，气氛还真有点跟往常不一样，经理王宝和、党支部书记老李、没有号的副经理刘德，三个人正等着我呢。一副如临大敌、严阵以待的样子。

　　我问：“什么事呀？”

　　王宝和推老李：“你说。”

　　老李推刘德：“你说。”

　　刘德又推王宝和：“当然得经理谈。”

　　他们推来推去。老实说都有点怵我。

　　最后还是党支部书记老李责无旁贷地开了腔：

　　“领导决定，从今天起你回到服务公司来上班。”

　　“那大洋海味店呢？”

　　“你就别管了。”

　　“我不管不行，我要对大洋海味店负全部法律责任。且不论你们有没有权力撤换我，即使你们真想这样做，也要跟我说出正当的理由，找出一个接替我的人，等我办完了全部交接手续才能离开海味店。”

　　老李张口结舌，只好耍横的：“叫你回来你就回来，别说这么多废话。”

　　“告诉你，凭你们这几个人空口说白话，我是不会离开大洋海味店的。”

　　每到这种时候，我感到自己身上那点比他们优越的东西就从心里流露到脸上来了。越是生气，脸上越笑，气色越好看，神情越镇定。

　　他们下不了台啦。王宝和只好开口：

　　“老李，你怎么能这样做工作，三句话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小颜这是想得开，要是想不开出门一头撞死怎么办？”

　　我说：“哪能呢，撞死我谁给你送礼呀？”

　　王宝和翻翻白眼儿。

　　“你在自己家里装了一部电话？”

　　“不错。”

　　“请示谁了？”他好像终于抓到了能炸死我的手榴弹，声狠气暴，那张脸涨得像茄子一样难看，钢牙闪着灰色的光斑。

　　我用手指指着自己的鼻子尖：

　　“我是经理，装电话是工作需要，只要请示自己就够了。”

　　“就你需要，我们都不需要？连队长、主任的家里还没有电话哪！”卑鄙和平庸把他毁了，完全失去了控制，如同一个醉鬼一旦骂起街来就收不住了，“我看修缮队快搁不下你了，当了个绿豆芝麻粒儿大的经理就烧得不知天高地厚了。我们要给你派查账组！”

　　“欢迎。”

　　“什么时候去？”

　　“最好现在就去，别给我留出做准备的时间，就这么光明磊落！”

　　他们果真派来一个由工程处、修缮队、服务公司三级会计组成的查账组。最可笑的是，我倒不怎么着急，着急的是工程处的头头们。党委书记吴国基派人到我家里摸底儿，他在我店里拿的那些东西会不会被查出来？

　　我不是党员，真不理解你们党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吴书记是全系统的第一把手，他害怕查我的账，可又同意向我派出一个查账组。他如果站出来反对，我想王宝和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敢这样折腾我。

　　我若告诉吴书记，请他放宽心，我的账面上干干净净，不会查出任何问题，不会损害他吴大书记的崇高威望——我又不甘心，真想让他着点急，害点怕。不能让他早早地就把心里那块石头落地！

　　如果光图一时痛快讲出这些头头们吃我拿我的事情，让他们出出丑，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伤不了他们几根毫毛，他们最终还是头头，倒霉的只能是我。上下一起来对付我，我岂不更难受。

　　您看我多难呀！他们吃我拿我还要查我，我把他们吃的拿的都赚出来，还得替他们瞒着、闷着，不能让他们派出的查账组查出来。他们还会得便宜卖乖，跟我打哑谜。我要当个演员也错不了，把这些心计用到演戏上保准能成为明星。

　　查账组查了五天，连钱带物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有查出什么名堂。最后居然把我的全部账本抱着一走了之。太不讲理了，大概是回修缮队用放大镜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去核对。

　　王宝和不能闲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要把刘德派给我当副经理。一方面能甩出刘德这个臭包袱，另一面又可以慢慢夺走我的买卖。我的回答是：“没有门儿！等查完账再说，有问题我愿自动下台，没有问题你们要给我说清楚。”同时我也当面嘲笑刘德，绝了这个没人要的无赖的痴心妄想：

　　“刘德，你到我那儿会干什么呢？食品城里讲究营业额，你一天卖不了三千块钱我是一分不给的！”

　　王宝和也不像以前那么蠢了，大概是手里的权力使他变毒了。他说：

　　“别以为就是你有能耐，我最近刚研究完《慈禧前传》。慈禧有什么能耐？还不是在皇上跟前会来那一套，以后生了个儿子就渐渐露峥嵘。告诉你，钩心斗角、争权夺势的这一套我懂。你既然不要刘德当副经理，我就叫他当调查组的组长，从今天起进驻大洋海味店！”

　　就这水平，他还以为自己很高明。

　　我的铺面本来就不宽敞，经理办公室更狭窄，两张办公桌加一条长沙发就把房子塞得满满的，突然又增加了调查组的这么三条汉子，您说够多堵心！他们什么事也不干，往沙发上一坐，抽烟、喝茶、盯着我，我到哪儿去他们都得记下来往上汇报。我得接受调查，不能再出去看货买货。这买卖还怎么做下去呀？一开始我千方百计地想激他发火，一天要打扫两次卫生，叫他们到外面去待着，来了谈生意的人就叫他们让出沙发到马路上去站着，干脆一句话——不拿他们当人。他们自以为调查组是来整人的，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架势，没想到我这个挨整的不吃他们那一套，刘德心里当然非常恼火。他们一发火我就火上浇油，批评他们是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吃社会主义，坑社会主义。还把店里一个女孩子写的打油诗念给他们听：“干的干，看的看，看的给干的提意见。提了意见还不算，变着心眼儿搞诬陷。”真是要反了，刘德外号叫“刘哈喇子”，一着急口水就流出来了，说话也结巴了，气得直跳脚。我更是成心激火，偏要往他眼前凑，假装疯魔地大嚷大叫：“你还想打人吗？敢，吓死你，你打，你打！”我就希望他动手，那样就把事情闹大了，我就可以找新市区的派出所，找食品城管委会，官司打出修缮队就有了说理的地方。可惜，刘德到底是个大屎包，一动真的就尿了，哪还敢动手。我的武器本来是笑，看来用这种怒的办法不灵。最后只好采取冷淡的态度，就像他们不存在一样，全店的人都不搭理他们，看不见他们，躲着他们。三个月来也真够他们受的，他们自己也知道像狗屎一样讨人嫌。可他们不敢回去，不敢造反，没有自己的人格，没有自己的主见，这也叫男人？

　　（侯玉屏神经兮兮地说：“我该怎么办哪？活着太难受了，我老想到死。就这样死了又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活得太冤了！

　　“我天天盼振元的消息，等着他给我来信，只要他打个招呼，不论他在哪儿我都可以去看他。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爱，自从跟他久别重逢之后我懂了，只有在他身上才有那种我所需要的极其宝贵的爱。我给他写信，一封又一封，接不到回信就拍电报，一次又一次。不知要隔一年还是半载，才能见到他一封信。

　　“我们又见过两次面。在见面前我把想说的话写出提纲，见了面仍然忘个精光，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的话更少，连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也不作一句解释。但是一看见我就发疯，那激动的样子不可忍受，周围一没有人了就不放过我。《亚玛》那本书里的妓女说得对，一个女人一生只爱一回，永久不变。而男人的爱却像一条公狗……

　　“我有一年多不让老邢碰我的身子。我嫌他脏，我恶心。但我不能提出离婚，我有三个好孩子。即使我提出离婚老邢不同意也是白搭！我离了婚鲁振元不离婚又有什么用？谁知道他是什么心思？

　　“我每天照样为邢起福炒菜、烫酒，每当发工资的日子他把一百多块钱如数交到我的手里，我是很感动的。我仍然尊敬他，他在工厂受了气我就去找他的头头替他说理。他的顶头上司对我很客气，凡我提的要求没有不答应的。背地里他在训老邢的时候就说：‘就凭你这份德性，怎么搞了个那么好的老婆？’工人们说这个头头很坏，一想见我了就故意给老邢气受，比如抓住一点毛病就扣他的奖金，等我到厂里一说情又发给了他。老邢多可怜！我给他做时髦的衣服，每天上班前替他梳梳头上那几根毛，想把他打扮得漂亮点儿、年轻点儿。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让我们俩表面上的差距小一点儿。像他那副德性如果不勤打扮着点儿，就像个捡破烂儿的小老头儿，别人就会骂我，说我有外心，不收拾自己的爷们儿。也会有人同情我，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不论骂我还是同情我，我都受不了！

　　“我白天黑夜想的是鲁振元，伺候的却是邢起福。你说我还算人吗？你知道我的日子多苦，活着真苦呀！你说我该怎么办？”

　　她应该去看精神病医生。但我说不出口。

　　她说：“你是我的老同学，我不怕寒碜把什么都讲给你听了，求你把它写出来。我得了厌食症，什么东西也不想吃，全身浮肿，还睡不好觉，我知道自己的寿命不会太长的。我这一辈子活得太窝囊了，你实事求是地把我的生活写出来，登出去，我死也瞑目了！要不怎么办呢？不能上法院，不能跟别人讲，我快要憋疯了……”

　　我说：“我要真的写出来，老邢饶得了你吗？”

　　她说：“我不在乎，女人急了眼是什么也不怕的。我正是要叫他知道他是怎样害了我一生！”

　　这怎么能全怪他呢！）

　　不管怎么说，调查组是抱着不哭的孩子。他们可以无限期地耗下去，我的买卖可拖不起呀！云南有个朋友在瑞丽为我联系好了一批缅甸的海米，价格比咱这边要便宜三分之一，邀我去看货。我不能动身，买卖只好告吹。还有好几宗非常有利的大买卖，都是因为我出不去只好放弃。也有些老关系单位已经把货发来了，我在时刻接受调查的情况下，已经没有精力再东跑西颠地去推销大宗货物，只好把原货给人家退回去。这要得罪朋友的，同时也影响我店的信誉。可是有什么办法？

　　我不怕他们把我撤职。最好是把我开除公职，那我就可以自己重新开一个海味店。我真想自己干，做梦都想。我实在受够了这份窝囊气。我凭什么非要在一群歪才、庸才、蠢材、奴才的压抑下干活儿？外地的朋友知道我在挨整，纷纷劝我离开这里。青岛的朋友还是老主意，想跟我合伙儿干或者由我挑头另开一摊子，资金雄厚且有外汇，干得好可以打开国外市场，确实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这对我不是全无诱惑力。长岛县想请我去当副县长，专门负责海产品的经销工作。他们那里有好东西却不会好卖……树挪死，人挪活，我到哪儿去都比在这儿强。

　　问题是我现在走不了也干不成，蔫蔫萝卜辣死人！我希望来个痛快的，决定甩开调查组直接去找王宝和。我从来没把王宝和当成一棵葱，他派出去的调查组算什么玩意儿？

　　晚上调查组的人都回家了，我骑上自行车找到王宝和的家里。他住着两间房，王宝和正在外边那间屋子的沙发上歪躺着，屋子里就像他这个人一样又脏又乱。以往我到他家来从未空着手过，王宝和爱贪小便宜，就连他身上穿的这身西服还是我搞服装加工站的时候白送给他的。这一次来我手里却只拎着自己的小提包，他撩撩眼皮，硬是没吭声，没抬屁股，照旧哩溜歪斜地躺在沙发里。他是什么变的我还不知道吗，他越是装腔作势地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派头就越是可笑，以在人前逞能来掩盖他的无能。

　　我也不说话，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望着他。

　　他冲着另一间屋喊了一声：

　　“小二，给我拿烟来。”

　　小二是他的孩子。

　　我轻轻地答了一声：

　　“不用了，我这里有。”

　　他抬起了眼皮。我慢条斯理地打开自己的小提包，像变魔术一样从里面拿出一条大中华香烟。别看提包很小，正好能放下一条香烟。我埋伏下这点东西就是要见机行事，对付像王宝和这样的人不用花太多的钱就行。我把那条烟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像有根绳子拉着一样，他慢慢地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毫不客气地打开包装纸，抽出一支香烟点着……

　　我们面对面了。相互打量着，实际是在心里较量着，谁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对方是怎么一回事，任何虚伪都毫无意义。

　　他离开骂人不说话：

　　“你这个老娘儿们还真够难崴的，把我们派去的调查组给晒起来啦。”

　　我当然也要回敬他：

　　“你这个老爷们儿里边的老娘儿们也真够差劲的，我姓颜的哪点对不起你，你凭什么整我？”

　　“完了，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王宝和整得了你吗？我有那么大的胆子、那么大的道行吗？”

　　“不是你还有谁？”

　　我故意激他往下说。

　　“实话对你说，这是孙头儿布置的。”

　　“孙可展？我哪儿得罪他了？”

　　“孙头儿一向对你不错，很赏识你，可你瞧不起他，就是不尿他那一壶儿！别以为队里有苏锐支持你，上边有曾主任给你撑腰，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我对孙可展向来都是客客气气，从未当面顶撞过他，怎么说我瞧不起他？我可没有把他看简单了，他跟王宝和不一样，这些领导的心思真难捉摸。

　　王宝和见我闷了口，以为把我唬住了，神气活现地愈发得意了：

　　“说良心话，孙头儿早就该提上去当副主任了，等曾主任一到岁数，将来工程处主任的位子就是他的。可现在连个队长都不给他。苏锐懂个屁？刚从部队下来也压他一头，还不就是曾孟达在上边不说他的好话，就怕孙头儿上去顶了他。这回行了，一抓大洋海味店就把他们一勺烩了！”

　　“这是什么话？你们头头之间争权夺势，为什么要拿我开刀？”

　　“别装傻了，这两年你把他们都喂肥了。现在整党开始了，不拿你大洋海味店当突破口还拿谁开刀？”

　　我影影绰绰地感觉到了一点，但没有王宝和说得这么赤裸裸、这么杀气腾腾。

　　我笑了：

　　“这才叫恶人先告状哪。吃我最多、拿我最多的首推你王宝和，孙可展也不是两袖清风，哪次吃饭漏下过他？”

　　“你别唬弄小孩子，你对我们跟对苏锐、曾主任不一样，这谁不知道？再说我吃多少也是官的，我不想往上爬，顶大这个副科级不要了。他们那些当头儿的要是被人抓住手腕子可就要栽大跟头……”

　　王宝和连比画带说，把他知道的那点内幕，连同他自作聪明猜测到的一些东西全抖落出来了。我这一条中华烟送得值得！

　　我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是着急，是酸楚，是幸灾乐祸，是愤愤不平……我可怜这些头头们。他们也是凡人，胃口跟普通人的没有什么两样，都想吃点山珍海味。现在为了谁多吃了一点、谁少吃了一点就叫得这么凶！他们就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干了吗？如果他们光是吃我，不来搅和我，我会很高兴的，我那几笔好买卖就不会放弃，早把他们连吃带拿的那部分赚出来了。我相信能够养得起他们，可他们连吃带搅和就讨厌了……

　　我想开了，头头们管着我，但他们不如我。如果说我的大洋海味店还比不过七十年前的隆昌海味店，只能说现在不是做大买卖的时代，老板们会吃不会赚。

　　我看透了，决定展开“穿梭外交”，看看头头们现在的嘴脸。先找孙可展，一见面就单刀直入：

　　“孙队长，王经理告诉我是您指示他们整我的。我到底有什么问题请您当面说个清楚吧。”

　　他立刻现出满脸的气愤：

　　“这是从何说起，他们对大洋海味店干的这些事我一概不知道，都是服务公司搞的！”他拿出一本红格纸摊在我面前，“你把王宝和怎么说的都写出来，我要追查这件事。”

　　“写就写！”

　　我才不在乎哪，我是施主，他们是要饭的，叫他们狗咬狗去吧！

　　服务公司的党支部书记老李，像蛇一样从门口溜进来，夺走了我面前的红格纸：

　　“得了，姑奶奶，你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就把宝和给卖了！”

　　“王宝和又不是海味品，卖他能值几个钱？”

　　“得了，我算认识你啦！往后跟你说话还真得留神，不知什么时候就被你卖了。”

　　“那你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想买好就别怕别人卖！”

　　孙可展换上了一副笑脸儿：

　　“小颜，不要听别人挑拨，我一向都非常赏识你，这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他示意老李出去：“我跟小颜要好好谈谈。”

　　他从抽屉里拿出几封信，用一种仗义的口吻说：

　　“这都是告你黑状的匿名信，既然不敢署真名儿就是有鬼。我们当领导的不能受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左右，打击一个有才能的同志。”

　　他说着把匿名信撕得粉碎投进废纸篓。

　　我真是被闹糊涂了，他们为什么既要整我，又要讨好我呢？相比之下王宝和倒还算是老实的，嘴里有时还能够吐出几句实话。

　　我去找吴书记。老爷子一副阿弥陀佛的神气，亲自为我沏茶：

　　“小颜，这可不是招待茶，是我自己的茶叶。”

　　看来我很荣幸，能够喝上党委书记自己的茶叶。

　　“要冷静，要冷静……”

　　他一口气说了好几个冷静，大概知道查账没有查出任何问题，他可真的冷静下来了。

　　“对新事物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谁也不能整人，大家的动机都是为了工作，查查账也有好处，回顾一下，总结一下，有利于今后提高嘛……”

　　我的老天哪，他都说了些什么？我快睡着了，应付了几句客气话赶紧逃了出来。

　　他真是活菩萨，让所有的人都过得去。他在官场里修炼得可算超凡入圣、炉火纯青了。我替他包着兜着，他手里有权，看着我挨整就不站出来说句痛快话、公道话！

　　我看他只有见到大对虾的时候，眼睛里才会流露出一点活人的生动真实的意识和感情。

　　我又算认识了一个人。过了两天再去找曾孟达——

　　我以前很少跟这位曾主任直接打交道，他笑眯眯地盯着我问了好多闲事，然后站起来在他的大屋子里边走边说：

　　“好，这才是你颜芳的风度，挨整不带样儿，告诉你，人家表面上是整你，实际上刀尖是对着我来的。说好听的叫年轻、没有经验；说难听的叫迫不及待地想抢班夺权。我看他们怎么收场！”

　　呀，我可没想到堂堂的工程处主任说话这么直截了当。于是我把自己“穿梭外交”得到的信息也讲了一些。他鼻腔里吭吭了两声：

　　“我在整党会上都讲了，你请我吃过饭，我也拉你陪过席。去年春节你给我拜年的时候带了礼物，我收下了。我承认自己不是谦谦君子，但也不认为是同事间请客送礼把我们党风搞坏的。你沉住气，现在下不了台的是那些想整人的人。”

　　“话是这么说，他们毕竟是吃凉不管酸，我可赔不起时间，赔不起精力，将来怎么了结？”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这件事情一了结就把你的海味店划归工程处的多种经营办公室领导。大洋海味店在全市有一定的影响，一个修缮队的服务公司领导不了。现在我担心的倒是你们的买卖不景气，最近我到店里去看了两次，冷冷清清，像友谊商店一样没有多少顾客。”

　　我心里一惊，我买卖兴旺的时候他没露过面儿，在这种倒霉的时候主任大人亲临大洋海味店视察，令人感动。

　　“我怎么没看见您？”

　　“你在办公室里光顾跟调查组的人穷嚼了。”

　　“你放心，正常的业务并没有耽误。别看没人买，一有人买就是大头儿。昨天上午海城饭店一笔就卖了一千多元，下午北京的建国、长城饭店又来买走三千多元的货，差点连我橱窗里的样品都买走。”

　　“噢，好好！”

　　我的“穿梭外交”开始见成效，几乎每天晚上都出去，根据不同的对象送不同的礼物。为了弥补春节没送礼的过失，现在的礼物要加倍。大家练得胆子大了，心也野了，你敢送，人家就敢接，越是高级的东西越受欢迎。只要他们敢接我的礼物，就算我没白跑一趟，就是我的胜利。我花钱买个笑脸也值得。

　　别看我是个正在挨整的人物，私下里我仍然是个很受欢迎的人。我到谁的家里去谁都非常高兴，安慰我，鼓励我，讲一些他们各自所知道的内幕情况，真诚热烈地表白他们的心迹，没有一个不想帮助我，甚至给我出了各种各样的主意。当然我都不是空着手去的。我已经跟我们老谢说了，现在是花钱的时候而不是赚钱的时候，要准备扔它个千儿八百的。

　　谢雨田绝对尊重我的意志。

　　只有一个人，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他，他倒带着夫人来看我了，而且大包小包地给我的孩子买了许多东西。这是自我挨整以来唯一的一个向我送礼的人。我给人家送了那么多礼，眼皮不眨，不动一点感情，受了别人一次礼却感动得眼睛发潮。不凑巧的是那一天正赶上我们家发大水……

　　说起来令人哭笑不得。星期天，谢雨田好心好意地要替我洗衣服，这不是好事吗！我就高高兴兴地上街买菜去了。老谢干活儿还是很利索的，大学生嘛，脑瓜灵。干净不干净且不说，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堆衣服都放在洗衣机里滚了一遍。下面就该放清水把衣服涮干净，他老先生打开往洗衣机里灌水的开关，以为这水要灌上半小时，自己便躺到床上看报纸、听音乐去了，把洗衣服的事忘了。

　　自从大洋海味店进了调查组，谢雨田比我这个经理还着急。想起来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时无缘无故地就冲着孩子喊叫一阵。好在不管他发多大脾气我也不怕他，也不还嘴。我知道他心烦，老实人心烦更难受，一个男子汉看着老婆挨整而无计可施心里能好受吗？等他那阵邪火发过去就好了。

　　夜里该他睡觉的时候他睡不着，放水洗衣服的时候不该睡觉他却睡觉了。等我买菜回来家里已经水漫金山。我不能着急，不能生气，关了水龙头，关了收录机，给他盖上被子。然后用土簸箕一下一下地把水淘到盆里，盆满了再倒进地沟。这时候万不能惊动他，更不能叫他帮忙，他越是自己惹了祸，脾气也就越大。你要是叫他帮着干，他准会摔盆砸碗，把那一肚子邪火往东西上撒！

　　我干到一半的时候他醒了，不等他把尴尬、惭愧变成火气，我赶紧笑着说：

　　“这外间屋我早就想彻底清扫一遍，老也腾不出工夫下不了狠心。你老先生今天办了件好事，将我一军，我是不能不干了！”

　　他还能说什么呢？

　　我把外屋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挪开，清洗，擦干。忙了小半天，整个屋子看上去焕然一新。苏锐两口子进来了，他对夫人说：

　　“瞧，我说的不错吧，颜同志心宽体胖，别看社会上闹腾得挺厉害，人家根本不往心里去。你看，还有心思扫房哪！”

　　我直起腰：

　　“知道二位今天要光临寒舍，急忙扫洒庭除。”

　　丈夫似乎也抓住了能够报复我一下的机会：

　　“我们这位，没有治了！累不垮，难不倒，吃得饱，睡得着。”

　　苏锐也许故意打趣逗笑，创造一种欢快的气氛，让我放松一下精神。他像说相声一样接着谢雨田的话音说：

　　“新市区谁不知道，颜经理是玩儿着干买卖，轻松愉快，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不影响照顾家，不影响照顾丈夫、孩子，会享受，会工作，会娱乐……”

　　好几个月来我没有这么开心过了。把苏锐夫妇让进里屋：

　　“今天晚上别走了，看我给你们亮亮炒菜的手艺。”

　　（历史上许多有大德大智的人物，如富兰克林、林肯、诸葛亮、戴高乐等，从家庭生活中得到的是对事业的促进力量，而不是拖累。真正获得了成功和幸福。

　　想不到颜芳把跟丈夫的关系，跟苏锐的关系处理得这般美妙。

　　她说话毫不拖泥带水，声调清脆悦耳，表情率真而明朗。我心里涌动着一股奇特的热情，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关心她的故事。可是随着她的故事渐近尾声，我心里的不安也加剧了，她向我讲述这一切的目的何在？我能帮上她什么忙呢？） 蒋子龙文集.7，燕赵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