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小说选》序

　　小说家就应该去写小说，把小说的解释权留给他人和未来。

　　为什么这次要轮上我十分尴尬地在这本书的前面说几句开场白呢？理由有二。其一，提出这要求的人使我无法拒绝，不论这件工作对我来说多么不合适、多么困难，我硬着头皮也得干。这个人就是阎纲。

　　说来话长。距今整整二十年前，我是个刚练习写作的业余作者，不知天高地厚，四面出击，八方投稿。有一天下午接到一个电话，是《文艺报》的编辑打来的。在电话中说对我寄给他们的那篇评论“新人新作”的文章很感兴趣，专程从北京来天津商量这件事，请我做些修改，《文艺报》准备采用。我真是受宠若惊。平时从各报刊得到的退稿信，往往是一个“发货票”（即铅印好的退稿单）。如果编辑肯在发货票左上端空白处填上我的名字，甚或写上两句话，那就感激不尽了。如今一家国家级报社的大编辑，竟亲自出马帮我修改一篇小稿子，怎不令人动容动情。我打问他的姓名，才知对方还不是一般的编辑，是经常发表文章的评论家阎纲。下班后我在工厂的食堂里吃了点饭，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从工厂所在的北郊区来到市内《河北文学》招待所，阎纲正在等我。这是我生平见到的第一个编辑，第一次和文学界的人物交谈。出乎意料，他没有一点架子，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问了我的经历，问我读过哪些书？还建议我多读些中外当代文学作品。他说我文章中的语言风格像是搞过创作的，适合写小说，还说了其他一些使我感到新鲜又精辟的道理。

　　我回到工厂的单身宿舍，同室的三个人已经睡了。我悄悄躺下，却怎么也睡不着，回味着阎纲的每一句话。当时还没有买手表，不知到了什么时间，又不好为了看钟点儿去把别人弄醒。最后实在躺不下去了，就干脆起床，从床下掏出小板凳，开亮自己专用的电灯泡，修改那篇文章。也不知干了多长时间，反正改好抄清之后，天刚蒙蒙亮。心里高兴，一路飞车赶到市里。招待所的大门已开，阎纲还没有醒，他的房门却不上锁。当时世风高尚，夜不闭户。我轻轻地登堂入室，没碰到一个人，把稿子放在他的床头柜上，再悄悄退出。照旧蹬飞车赶回工厂，直奔食堂，买了两个馒头，夹上两个炸糕，就着一碗稀饭，狼吞虎咽极其香甜。上班后接到阎纲的电话。他很抱歉，不知我什么时候把稿子送去的；也很满意，想不到我会这么快就把稿子改出来了。我更满意，稿子用不用在其次，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一位有见地又能真诚待人的编辑和评论家。

　　十四年后，我们再次见面，阎纲仍像以前那样热情地帮助我，对我的作品中的不足，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常令我非常感动。这样一位同志向我约稿，我怎能说得出口一个“不”字呢？

　　其二，他选择的这个时机，让我无法躲也无处藏。我们正参加一个马拉松式的会议，闲工夫很多。我如果宁愿去聊大天、扯闲篇，跟着大家一同滔滔不绝地说废话，而唯独不愿意应阎纲之约说几句哪怕也是废话的话，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他现在就坐在我身边，我十分惭愧自己缺乏“倚马可待”的才气。只好信马由缰，不加控制，自我放松，自发议论，写多少算多少。好在旁边有个“顾问”，随时都可商量，都可请教——

　　“您这是强打鸭子上架，叫我写这样的文字实在不合适。往下还说些什么？”

　　“这就怪了，莫非写什么文章，由什么人来写，还有一定的规矩不成？你越是这样说，这篇序言就越得让你写不可。更何况编在这本书里的小说，都是被大家认为写改革的作品，你熟悉这块生活，熟悉这些作品……”

　　“写改革的？”什么样的作品是写改革的？什么样的作品又不是写改革的？改革是怎么一回事？作家怎样来表现它？实话实说，这一大串问号令我瞠目结舌，我一个也回答不上来。

　　我只相信创作不会取决于素材和主题，只能取决于作家本人，世界万物是随他的眼睛而变化的。地球只有一个，而作家却成千上万，作品浩如烟海，且各不相同，就是这个道理。生活经过作家的个性过滤之后，才能变做墨水流到纸面上。读者如果有耐性能够读完这本书，就会发觉同是反映当代生活，不同作家的作品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并从中获得兴趣。所以什么是“改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观点。作家是不可能按照“改革”的定义去进行创作的。“改革”这两个字的盛行，是这一两年来的事情。然而所谓“表现改革”的作品，却在好几年前就大量涌现了。这又怎么解释呢？文艺的历史比政治的历史更长，在没有阶级之前就有文艺。表现当代生活的作家，也并不是只依靠当代的政治概念。他们要感受人民的情绪、生活的信息。只有当“改革”实际上成了群众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最主要的问题，正在剧烈地摇荡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论政治家是否提出了“改革”的口号），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

　　不管人类是否打出改革的旗号，反正历史是个永不衰老的巨人，它无时无刻不充满创作的欲望。历史本身总是处在瞬息万变、毁灭与创造的过程之中。文明不会终止，生活不会老是一个模式。因此，文学也不能老是一成不变。作家们更不会发明一种百验百灵、屡试不爽的永恒规律。世界的不断更新，就是在淘汰掉一些永恒的东西。当初人类曾借助木乃伊、雕塑、绘画来表达对死亡的厌恶、恐惧和反抗，追求长生不死，精神永存。随着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人们对“永恒”的理解也正在发生变化。我相信“文学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才能显出它实在的含义”。

　　活在今天，又对今天格格不入，那真是太难受了。反过来说，即便是感到难受，仍然可以进行创作。有人专写自己所爱的东西，有人则擅长写所憎恨的东西。不论爱和恨，都可以产生艺术。我看这本书里就有作家们的爱和恨。

　　作家们没有、也不可能在这本书里提出一个什么“改革”的模式或样板。因此，我十分惶恐地拒绝接受“写改革”的头衔。但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的生活方式正发生急剧的改变，社会和家庭的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伦理道德的概念和方式，都在发生迅速变化。中国需要改变读者感情的小说，也需要帮助读者扬弃一些旧观念、构造一些新观念的小说，这样的小说正在出现。

　　读者可以看到一群具有明朗的灵魂、强健而又真实的当代人物，也可以看到一群心理和精神都发生了危机，在当代社会环境中不知所措的“社会动物”。

　　作家总是试图把人表现得更接近真实的生活，既不完美无缺的好，也不彻头彻尾的坏，而且常常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

　　——有的人喜欢把现代的思维和技巧，装进传统的文学模式里。有的人则习惯用传统的技巧表现现代思想。

　　——有的人给现实主义的敏锐观察力再加上机智的幽默、不无嘲讽的态度，甚或一点荒诞的情趣。

　　——有的人更喜欢经营结构复杂、层次众多、主题多义及涉及许多问题的小说。有的人却并不“精确地表现生活中的全部东西，只描绘出一种气氛、一种情调、一种感觉……”

　　——有的人善于通过感情表达思想，他要表现的不只是外部世界、感情世界，还有亟待开发的思想世界。表现当代题材，只有具备一定的思想高度，才会反映出时代风貌。

　　总之，我愿读者把这些小说称做“思考小说”。作家在创作时思考的已不是一乡一地、一时一会儿的问题，而往往是带有全局性的永久性的问题。作家不得不进行人与世界、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思考。现代科学技术明摆着要把自己的法则强加给世界和人类，人类就得学会适应这个不可抗拒的“陌生的宇宙”。作家们正在打破题材的传统界限，以适应这个多元化结构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哲理性的加强，正标志着作家艺术思维的不断深化……一切试验、探索都需要勇气，完全失败了也不可怕，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已没有别的选择，光靠原来掌握的艺术手法，远远不能表达今天如此丰富的社会生活以及当代人万端复杂的心理活动。我们不应掩盖作品中的缺点，尤其是我们小说中那些明显的缺点，想盖也是盖不住的。

　　我们唯一能够告慰读者的，大概就是“真实”。真实的世界，真实的困难，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感情……尽管真实并不总是讨人喜欢的，我们也无法逃避它，只能正视它，聆听它的指引。有的奔放，有的细腻，有的近于粗野，但决不是人工喷泉，“虽然赏心悦目，它的喷射却受到一个机关的操纵”。但愿有一天，我们的当代文学形成像自然界的黄果树瀑布和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样的气势。我相信任何读者的心，都能够向真实洞开……

　　1996年夏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