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坦布尔国际作家大会上的发言

　　大会主席希望我以中国作家的体验，做一个关于著作权利的讲演。我接受他的建议，愿意向关注中国作家权益的各国同道，介绍一点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怎样看待著作的“权”和“利”的。我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恰好过去了半个世纪，确实经历过没有稿酬和低稿酬的时代。我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也可以不通知我。还经历过以“购书卷”代替稿酬的年代。一九七六年以后，中国恢复稿酬制度。直至一九九〇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著作权法》。

　　应该承认，首先是天分给了作家创作的能力。而《著作权法》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创作的权利。著作权也就是文字保护权，文字从来就是神圣的，驾驭文字是一种神圣的权利。中国民间自古就有一种传说：文字是圣人造的，是不可亵渎的。以什么来实现这种对著作的“保护”？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利”。数千年前古人就以一种别致的方式，赋予著作以特殊的权利，那就是将文字刻在龟背上或牛的肩胛骨上，文字也因此得以流传下来。

　　古人称：字字千金！以“千金”比喻文字乃无价之宝。因为有了这些文字，才传导了人类有价值的思想，记录和描述了人类的历史实践和想象。“圣人之情见乎辞。”有些文字的经济价值，也确乎是“字字千金”的。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失宠后被贬长门宫，终日以泪洗面，悲苦难挨，遂以百斤黄金，求得词赋圣手司马相如一篇不足千字的《长门赋》。其赋铺张扬厉，哀婉凄绝，感人至深，并打动汉武帝，陈皇后复得宠幸。唐朝著名文人皇甫湜所撰《福先寺碑》，所得稿酬相当于一千二百元一个字，高于现在《著作权法》所赋予的效益。

　　著作权利是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象征着文化的独立。保护文字、保护著作权，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中国正是得益于这种历来就有的尊重文字的传统，才得以保护了几千年连续不断的文脉，使文化有了空间上的盛大和繁荣。说起来有趣，这种著作的权利最早还是文人自己争取来的。据《隋书·郑泽传》记载，郑泽为皇上拟诏书，由最初的笔走龙蛇，转而迟滞枯涩，旁边的人提醒他说“笔干了”。郑泽答道：“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于是“润笔”便成了稿费的代词，并一直延续下来。至唐代“润笔”之风大盛，成为文人堂而皇之的写作收入。到宋朝太宗时期，朝廷竟设专款做“润笔费”。

　　当中国进入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时期，“润笔”之风更烈，一些知名人物，可以将自己的文字或书画明码标价出售。如清代郑板桥就著有妙文《板桥润格》，其实就是一篇绝佳的字画价目表。“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任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这种只认现银，不认六亲的姿态，虽惊世骇俗，却传为美谈。当时郑板桥的一大幅画作的价钱，可买米千斤。更有人把手中的笔视为“银行”，随用随取，到需要时动笔就能来钱。明末清初的诗坛盟主、东林党领袖之一的钱谦益，晚年卧病不起，无力为文，自知来日无多，然丧葬费尚无着落。某日恰是文章大家的黄宗羲来访，钱命下人将黄反锁于房内，开夜车代替自己写了三篇文章，换得一千两白银。不久他便故去，正好以此银救急。

　　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里，还有一种“文以载道”的传统，视文章为千古事，应为民立言，为史存真。因此才成全了周文王被囚演《周易》，屈原遭贬赋《离骚》，司马迁受宫刑乃作《史记》的佳话。那些成为后世经典的著作，都是没有“润笔”的。甚至有人说，如果曹雪芹有稿费，就写不出《红楼梦》。谁知道呢？或许凭着“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写出更多别的“梦”，也未可知。

　　正是受这种传统的影响，我之所以写作除去兴趣，还想借助文字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故事。甚至因写作被批判、遭歧视，也觉得这是作家，特别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所应该付出的代价，并以此宽慰自己，缓解精神压力，度过了那段困苦的日子。《著作权法》的实行对我是意外之喜，生活境况有所好转，写作条件得到改善。当自己的著作权益受到侵犯时，常常无可奈何，求助法律太麻烦了，耽误不起工夫。一九九九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人气》，一家书店请我去签名售书，他们买进的两千册书竟全是盗版。最为可笑的是有人盗印我的书，却又把我的名字写错。二〇〇二年社会上流传过一本《将子龙随笔精选》，里面的文章全是我的，但把我头上的“草帽”给摘掉了。我打电话询问书上标出的那家出版社，人家说根本就没有出过这本书。

　　最后只好不了了之。许多中国作家对待盗版现象，也大体跟我的态度差不多。我欣赏书法家启功先生的幽默，有人拿着别人假冒他的大名写的字请他鉴定，他一笑了之，并说这个字比我写得好。这或许让外国同行不能理解，与文化上的差异有关。中国伟大的学者李大钊说过，西方文化是一种动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静的文化。陈序经在《东西文化观》一书里也说，西方文化是一种“游而求食”的“动物文化”，而中国文化更像是“植物文化”，对其最大的爱护就是让它深深地植根于自己的土壤，根深而叶茂。

　　无可否认，《著作权法》保护了作家的劳动成果，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进步需要一个过程，我希望从有了《著作权法》，到能很好地执行这个法的过程，越短越好。

　　谢谢主席，谢谢大家！

　　2010年9月3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