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厂长上任记》作为小说，自然是一种虚构。任何虚构都有背景，即当时的生活环境和虚构者的心理态势。当时我刚“落实政策”不久，在重型机械行业一个大厂里任锻压车间主任。车间有近三万平方米的厂房，一千多名职工，分水压机、热处理和锻造三大工段，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中型工厂，但缺少一个独立工厂的诸多经营自主权。我憋闷了许多年，可以说攒足了力气，真想好好干点活。而且车间的生产订单积压很多，正可大展身手。

　　可是，待你塌下腰真想干点事了，却发现哪儿都不对劲儿：有图纸缺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凑齐，拉开架势要大干了，机器设备又不给坐劲，因年久失修到处都是毛病。等把设备修好了，人又不给使唤，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真像改朝换代一般，人还是那些人但心气不一样了，说话的味道变了，对待工作的态度变了，待你磨破了嘴皮子、连哄带吓唬地把人调度顺了，规章制度又处处掣肘，出了麻烦本该由上边撑着的却撑不起来……我感到自己天天都在“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有时连续干几天几夜都回不了家，身心俱疲。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蹲牛棚，蹲牛棚期间精神紧张，但身体清闲。

　　当时给我“落实政策”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重新担任工厂的中层干部，另一方面还要在我身上落实“文学政策”。在“文革”中我之所以被打成“牛鬼蛇神”，是因为给厂里“一号走资派”写过报告和总结材料，被称为“修正主义黑笔杆子”，以前在文学期刊上曾发表过小说，凡“文革”前的小说当时大都被认为是“毒草”。而且就在“文革”最激烈的时候我还炮制了“全国知名”并“毒害过全国”的大毒草，那就是一九七六年初在复刊的《人民文学》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小说很快“在全国批倒批臭”，被定性为“四上桃峰”、“宣扬唯生产力论”、“为右倾翻案风制造舆论”等等，外地的造反派打上市革命委员会的大门，“强烈要求”把我揪走。市里告诉他们我在工厂，而且当时我就住在工厂的牛棚里，造反派们却始终没有到工厂揪我。我猜他们不是不想，是不敢。所以我至今都感激工厂，当时工厂把我关进牛棚，明着是批我，却起到了保护我的效果。倘若当时被揪到外地，我还能不能活着回来都很难说。

　　一九七九年春末，《人民文学》杂志社派人来给我落实“文学政策”，向我讲述了怎样将《一天》打成毒草的过程，当时编辑部的人谁不承认它是大毒草，谁就不能参加毛主席追悼会，将被打入另册。由于想让我作检查遭拒，编辑部不得不派一位副主编执笔，替我写出检查的草稿，先拿给市委领导过目，领导认可后再压我在上面签字……如果我能原谅编辑部就再给他们写篇小说，也就是说若不写这篇小说，就意味着我还不能原谅编辑部。“文革”又不是《人民文学》杂志发动的，我从来都没怪罪过他们，这篇小说自然是非写不可了。我用三天时间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写得酣畅淋漓，自己的苦恼和理想一泄而出……

　　不是要将自己的虚构强加给现实，是现实像鞭子一样在抽打着我的想象力。所以我总觉得“乔厂长”是不请自来，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门。当时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现代管理学，也不懂何谓管理，只有一点基层工作的体会，便根据这点体会设计了“乔厂长的管理模式”，想不到竟引起社会上的兴趣，许多人根据自己的体会理解乔厂长，并参与创造和完善这个人物。首先参与进来的是企业界，兰州一大型石化公司，内部管理相当混乱，其中一个原因是上级主管部门一位主要领导的亲戚，在公司里横行霸道，群众意见很大。某一天清晨，公司经理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面前摊着当年第七期《人民文学》杂志，已经给他翻到了《乔厂长上任记》开篇的那一页，上面压着纸条提醒他读一读此文。他读后召开全公司大会，在会上宣布了整顿公司的决定，包括开除那位顶头上司的亲戚，并举着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人民文学》杂志说：“我这样做是有根据的，这本杂志是中央办的，上面的文章应该也代表中央精神！”我看到这些报道时几乎被吓出一身冷汗，以后这篇小说果然给我惹了大麻烦，挨批不止。连甚为高雅的《读书》杂志也发表鲁和光先生的文章，文中有这样的话，他接触过许多工厂的厂长都知道乔光朴，有些厂长甚至当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在研究，但管理效果并不理想，最后简直无法工作下去，有的甚至被撤职。我真觉得对不起人家，以虚构误导现实，罪莫大焉。

　　也有喜剧。东北一位护士来信讲，她父亲是一个单位的领导，性格刚烈，办事雷厉风行，本来干得有声有色，却因小人告状，领导偏听偏信就把他给“挂”了起来。他一口恶气出不来便把自己锁在屋里，两天两夜不出门也不吃不喝。有人出主意从门底下塞进《乔厂长上任记》让他读，读后他果然开门走了出来，还说“豁然开朗”。我一直都没想明白，他遇到的是现实问题，读了我的小说又如何能“豁然开朗”呢？

　　除此之外，这篇小说还引发了其他一些热闹，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显得无聊。在当时，人们却异常地严肃认真、慷慨激愤，有些还酿成了不大不小的事件。天津能容纳听众最大的报告厅是第一工人文化宫大剧场，经委系统请来一位上海成功的企业家作报告，入场券上赫然印着“上海的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天津有位知名的企业家不干了，先是找到主办方交涉，理由是你们请谁来作报告都没关系，叫“传经送宝”也行，但不能打乔厂长的旗号，这个称号只属于他。他不是凭空乱说，掏出随身带着的一张北京大报为凭，报纸上以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通栏的大标题就是：欢迎“乔厂长”上任。主办方告诉他，报告者在上海也被称做乔厂长，而且所有的票都已经发下去了，无法更改。那位老兄竟然找到我，让我写文章为他正名，要承认只有他才是真正的乔厂长，其他打乔厂长旗号者都是冒牌货。记得我当时很感动，对他说你肯定是真的，因为你是个大活人，连我写的那个乔厂长都是虚构的，虚构的就是假的嘛，你至少是弄假成真了。至今想起那位厂长还觉得非常可爱。

　　天津一位老作家，对《乔厂长上任记》深恶痛绝，到淮南一家大煤矿采风，负责接待的人领他去招待所安排食宿，看介绍信知道他是天津来的，便向他打听我的情况以及“乔厂长”这篇小说。不想这触怒了老作家，立即展开对《乔厂长上任记》的批判，等到他批痛快了却发觉旁边没人管他了……有个服务员过来告诉他，我们这里不欢迎反对乔厂长的人，你还是另找别的地方去采风吧。这位老同志回来后可不依不饶了，又是写文章，又是告御状，说我利用乔厂长搞派系，慢待老同志……我所在城市里的一家大报，对《乔厂长上任记》连续发表了十四块版的批判文章，当时的市委文教书记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动员计划生育和植树造林时，竟因批判这篇小说忘了谈正事，以至于到最后没有时间布置植树和节育的事。因此厂工会主席回厂传达的时候说：咱厂的蒋子龙不光自己炮制毒草，还干扰和破坏全市的植树造林和计划生育……这真应了经典作家的话：“闹剧在本质上比喜剧更接近悲剧。”

　　市委领导如此大张旗鼓地介入对这篇小说的围剿，自然会形成一个事件，一直到许多年以后作家协会换届，市委领导在作动员报告时还要反复强调：“不能以乔厂长划线……”一个虚构的小说人物竟成了划分两种路线的标志，真是匪夷所思！虚构不仅在干扰社会现实，还严重地干扰了虚构者自己的生活……萨特说小说是镜子，当时的读者通过《乔厂长上任记》这面“镜子”，到底看到了什么，值得如此大动肝火？后来我看到一份《文化简报》，上面摘录了一段胡耀邦对这篇小说的评价（见2007年5月17日《南方周末》），我想这可能是那场风波表面上平息下去的原因。

　　有这么多处于不同阶层的人结成联盟，反对或喜欢一篇小说，“乔厂长”果然成个人物了。那么，当时的现实到底是欢迎他呢，还是讨厌甚或惧怕这个家伙？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这个人物的再创造。因此“乔厂长”应该说是集体创作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成全他应运而生。我不过是扮演了产婆或助产士的作用。

　　是我的虚构拨动了现实中甚为敏感的一根神经。但不是触犯了什么禁区，而是讲述了一种真实。文学虚构的本质就是为了更真实。赫鲁晓夫有句名言：“作家是一种炮兵。”乔厂长这一“炮”或许打中了现实社会中的某个穴位，却也差点把自己给炸掉。

　　2006年8月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