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题目是从一位老作家在一九七九年写的一篇评论我小说创作的文章中抄来的，当时社会上十分流行这个观点：文学是镜子，政治是鞭子。

　　谈起一九七九年，仿佛已经非常遥远了，恍若隔世。所以，历史多是下一代写，下一代可以重写历史。而当代人说昨天，是翻晒自己的伤口，丝丝缕缕还带着血筋儿，动哪儿都疼。不疼就是假的，疼才是真实的，是好事，在人类的全部感觉中唯疼痛最深刻。

　　要谈我的一九七九年，又不能不从一九七五年说起。一九七五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首先证实了民间盛传毛主席说邓小平是“钢铁公司”、“人才难得”的话，因邓小平历史性地又开始全面负责中央工作，并很快就主持召开了全国钢铁座谈会。这个会跟我们行业关系重大，我在工厂的大礼堂听了详细传达。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国家的生产形势不妙，以前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还把“革命”放在前面，现在则是强调“全面整顿”，首先就是整顿工业，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散懒”，显然是要把抓经济生产排到最前面了。

　　到秋天，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其实就是落实全国钢铁座谈会对机械行业的要求。我们厂是一机部所属的大厂，我所在的车间里有六千吨和两千五百吨水压机，大会上将公布一批被一误再误的国家重点大锻件产品的清单，要由我所在的车间承担一部分。所以，我跟着工厂的领导一同参加了这个会。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不能不相信活着就是变化。时间是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思议的历史力量，在需要的当口会突然迸发，生机勃勃，摧枯拉朽，让世间万物都要通过变化而存在。

　　由此，也把我牵进了文学的旋涡。

　　怪吧？后来经常有人问我，创作为什么会选择工业题材？哪是我选择工业题材，而是工业题材选择了我。人的一生中总会碰上那么几次鬼使神差、歪打正着的事情。“人”字是由两根棍子斜搭在一起构成，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要由别人横插上一杠子才能完成。当别人的命运介入了你的生活，并决定着你的命运时，是很无奈的。当时我在会上脑子里想的全是自己将要承担的生产任务，有一天下午工作人员把我从会场上叫出来，《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许以和向前来找我，说毛主席批示《人民文学》杂志要复刊，约我写篇小说。

　　我听了有点发蒙，《人民文学》是“中国第一刊”，我从没有敢把它跟自己联系起来。当时没有问许以、向前何以会来找我，又是怎么找到我的？可能是不敢问，编辑约稿一般都是撒大网，有鱼没鱼的先捞一网看看，光是在天津就不知约了多少人，我又何必问得太多泄了自己的劲？蒙着点气，可鼓着点劲，但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只谨慎地答应试试看。宾馆的条件太好了，两人一个房间，有写字台，有台灯，那时候开会要不断地写材料，发言必先写好稿子，我就以写材料和写发言稿为名，没黑没白地干起来了，夜里干个通宵都没人管，白天到礼堂里找个清静的角落还可以继续写，困了在哪儿都能打个盹儿。

　　就这样鼓捣出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在一九七六年复刊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这下可给我惹了大麻烦，先是体验了“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当时国内的刊物不是很多，凡能见到的都参加进来对《一天》口诛笔伐，甚至连离我那么远的广西，一家社会学类的刊物和一个大学的校刊，都发表了批判《一天》的长文。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转载了辽宁分社的电稿：“辽宁文艺界就批判《一天》的事请示省委，省委一领导说中央有布置，你们不要抢在中央的前边，蒋子龙是反革命分子，《一天》作为大毒草批判，编辑部敌我不分……”

　　文学得了政治传染病，政治患上了虐待狂。现实的政治又不能容忍文学的政治，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巨大社会资源和占绝对优势的话语权，以一种偏执的政治激情取替了全社会全民的其他情感。就像叔本华说的，每个人内心里藏着的那头野兽，终于等到机会可以跑出来咆哮发怒，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仿佛社会就只能在憎恨、愤怒和恐惧的对立势力中保持活力和维持存在。最令我想不到的还有人打上门来，他们穿着绿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拿着内蒙建设兵团的介绍信，自称是一个排长带着两个战士，声言：“天津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要彻底查清蒋子龙的背景以及跟邓小平的关系，不把他彻底揪出来我们不走！”

　　那个时候天津主管文艺的部门叫“创评室”，如临大敌，年轻人赶紧找出当年的红袖章，也戴在胳膊上，以示对等。奇怪的是那三个反潮流的勇士只在市里闹腾，明知我在天津重型机器厂，却不到厂里来揪我。有人猜测，他们听说工厂在保我，一万多人的大厂没有把握就闯进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来我在《文艺战线动态》第三十一期上见到了当时《人民文学》主编写的“交代材料”，相信这才是“真本”：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于会咏在西苑旅社召开创作会，“于说，蒋子龙的错误主要责任在邓小平，作品受邓的流毒影响，小说中有些话都是邓的。胡说什么在天津开工业学大庆会，刮风就是这个会……小说配合了右倾翻案风，把走资派当一号人物来写，影射美化邓小平，把主人公霍大道写成平头，个儿不高，老战友姓刘，老婆叫庄林，还有小万的名字也影射。霍大道就是豁出去不怕被打倒……”

　　我真佩服那个年代的政治想象力，而且让你有口难辩，越描越黑。我为什么让一号人物姓霍记不清了，八成是姓这个姓的人少一些，显得新鲜。大道是我当兵时副大队长的名字，他自小给地主放牛，有小名无大号，丢了牛为避祸就拦住部队当了兵。当了兵就得有个名字，接收他的营长当场说：你在大道上参军，就叫王大道吧。如果非要找一个霍大道的模特出来，应该是我们厂的第一任厂长冯文斌，偏巧他也是“平头，个儿不高”，我给他当过秘书，冯头讲话极富鼓动性，每逢他作报告，大礼堂里比看电影的人还多。我有个非常尊敬的老大姐叫庄欣，就改个字搬来做了他的妻子。至于为什么要把“走资派当一号人物”，非常好理解，那个时候的文艺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用“小将”、“年轻的造反派”做主角，我只是想出点新。还有什么老刘就是影射刘少奇，小万就是万里等等，简直匪夷所思，现在说起来像闹着玩儿，那个时候却可以借此就能毁掉一个人。

　　一九七九年十月底，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那是一个文学的庆典，象征着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开始，真正地更新和换代。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致祝词，强调不应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更不能对创作横加干涉……我在台下反复端详着他的容貌，也反复掂量着他的话，心里说，若不是受阁下牵累，今天说不定还坐不到这儿。“鞭子”的争论似已有了结论，所谓创作自由，其实就是想象和虚构的自由，允许我让自己的人物留个小平头。有空间才有想象，现实提供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真正的自由是在想象的空间里，自由的心态才是美梦般的圆满。自由就是灵魂的呼吸，当灵魂无法呼吸时，环境一定出了问题。

　　回过头再说一九七六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代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创作《一天》的检查，在发表这个检查的同时再配发一篇我的小说，以示编辑部还想保我。这体现了文人的幼稚和无奈，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里说他们“敌我不分”，他们自身尚且难保，还能保了我？我也一样，当时妻子刚生下小女儿，市里派来让我在检查上签字的两个人，一个堵在医院门口等我，一个到产房劝解（恐吓）我妻子。她原本奶水充足，精神一紧张奶水竟突然消失，以后再怎么想办法也催不下来了，真苦了我的女儿。尽管如此，我仍然给她取名叫“一巍”：《机电局长的一天》巍然不动。其实我怎么可能巍然不动？紧接着便是七千多人的现场批斗大会，还登上了梅兰芳、马连良多次演出过的中国大戏院的舞台，有些我所崇拜的名家居然寻根找据地批判我的作品，不知是灾难还是荣幸？我渐渐知道了什么是文坛，什么叫作家。

　　有一次我从车间的二十四米热处理炉上摔下来，暖风擦过我的脸，火光在身边一闪而过，跟着就失去了知觉。如果就那样死了，也很惬意，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想到“文革”结束后《一天》没问题了，当初配合检查发的那篇小说又成了大毒草。我好像是在一个错误的怪圈里写作，开始和结束是同一个点，只要动笔就是错的。但，生活的不稳定感和危机性刺激了我的精神，加深了对生活的理解：“没有学问的经验，胜过没有经验的学问。”心会随境而变，却务必要由心做主。

　　一九七九年春末，《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一天》事件派人到天津向我道歉并约稿，意思是一样的，如果我不记恨编辑部，就再给写稿，稿子一发，《一天》的事情就算了结啦。于是，《乔厂长上任记》又出笼了。这下更不得了，《一天》事件的压力是来自上面，全国批天津。这回是“窝里反”，天津的机关报连续发表了十四块版的批判文章，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谣言铺天盖地地压过来。一位曾被打成过“右派”的老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了声讨我的长文之后，又带着介绍信亲自到工厂查我的老底，看我历史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造反派或打砸抢分子，倘若能抓住点什么把柄，那就省事多了，可动用组织手段解决我。工厂的领导对他的大名并不熟悉，只是公事公办地接待了他，说我除去出身不好还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文革”前是厂长秘书，后来又调到“四清”工作队，因此“文革”一开始就被造反派打成保皇派，下到生产第一线监督劳动……有人说经历就是财富，是经历让人有差别，让作家有差别。我经历了那样一番从领导层到文学圈子，从组织手段到文学手段，特别是同行们知道往哪儿下手可以致我于死地，有文学上的公开批判，有政治上的上纲上线，有组织上的内查外调，“他们相信只要甩出足够多的污泥，总会有几块粘上！”如果我身上真有黵儿，那就真完了。这就叫“经受战火的洗礼”，经过这样一番揉搓，就是块面团也熟了，心里稍微有点刚性也就成铁了。文学再不是东西也得跟它摽上了，即便我不摽它，它也得摽上我。

　　写作不是好职业，却是一种生命线，是精神的动力。既成了写作的人，不写作生命就会变得苍白无力。不是有人说，一个作家的价值可以用其挨批的程度以及树敌的数目来衡量吗？创作是一种欲望，要满足创作欲自然得付出代价。偏偏文学这种东西又只会热，不会冷，在生活中老想扮演一个讨厌的求婚者，自以为已经肝脑涂地，却常被怀疑不忠；本来想借写作实现自己，写作反而使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人。个人的灵魂走进小说的人物中去，笔下的人物渗透进自己的灵魂中来，个人生活和小说混为一团，分不开哪是自己写的小说，哪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你分得开别人也不想分开，硬要把你的小说套在你这个人的身上。

　　到底是享受文学，还是在文学中享受自己？生活的本质，就是不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经历了这种种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考验，包括自我冲突，仍有责任感，连我自己都觉得是一种生命的奇迹。老挨打老也被打不死，就证明有着特殊的生命潜力。

　　那么，我所在的城市把我闹腾到这般地步，为什么还能让我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呢？本来不可能，就在开会前一周胡耀邦专为《乔厂长上任记》做了批示，市委宣传部的人向我传达并给了我一份批示的电话记录稿。后来在公开发表的《王任重同志在全国文艺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有大致相同的意思：“蒋子龙同志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和《后记》我认为写得好，天津市委的一位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乔厂长上任记》有什么缺点错误，我回了他的信。我说，小说里有那么几段话说得不大恰当，修改一下也不难。整个小说是好的，怎么说也是香花，不能说是毒草；说有缺点，那也是有缺点的香花。”

　　热闹吧？就为一篇小说竟惊动了这么多人。其实这并不是单纯的小说事件，它触发了时代的潜在的历史情结，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性。小说不过是碰巧将历史性潮流和历史性人物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并非是作者对生活和艺术有什么了不得的发现。

　　其实，经常在严重的打击下，反而会带来清醒认识和深刻反省，何况磨砺也总是最具积极意义。走过那样一段漫长而坎坷的文学经历，回过头去看如同一次远游，一个远游的人归来，总会有故事可说，于是就又写下来了。仍然还有是非，还有风波。但，写得好坏越来越无所谓，它成了保持做人的尊严的手段。

　　人是什么？无非是一种格。

　　有格，就有内在的定力。神定则气闲，文章得失便无足轻重，进而有可行之道，退而有内守之固。

　　2006年7月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