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演讲会

　　时间：2010年4月15日

　　地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

　　陈晓明（主持人）：各位下午好！今天我们请来蒋子龙先生，他是中国久负盛名的作家，也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创者之一，掀开了中国新时期文学早期的篇章。蒋子龙先生多年坚持不懈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今天我们请他到北大，大家热烈欢迎！

　　蒋子龙先生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为中国文学事业做了很多贡献、做了很多工作。今天蒋子龙先生跟我们谈文学，可能会从自身的创作经验出发。文学应该敢于面对现实，敢于对现实问题作出前瞻性、挑战性的回应。下面我们听蒋子龙先生谈谈文学在这个时代应该承担的责任，所应面对的更加广阔的社会天地。

　　今天这个活动得到《中国作家》杂志社的支持。一起参与我们本次演讲的嘉宾有《中国作家》杂志社副主编萧立军先生，还有中文系的党委书记、副主任蒋朗朗先生。我本身是中文系的老师。

　　有请蒋子龙先生演讲！

　　蒋子龙：谢谢陈教授的介绍，或者说谢谢陈教授的广告。现在任何产品都要推销。今天人没有那么多，我发言倒可以敞开一点。有一次我去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一个小型演讲，组织方通知有误，等我们赶到演讲地点，就来了几个人，大部分人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他们问我开场不开场？我说开啊，紧跟着给他们先讲了小故事。一九三八年夏天，天津发大水，那是一次在华北历史上著名的大洪灾，街道变成河，大水淹到二楼。天津有个中国大戏院，是最好的戏院，凡大角，如梅兰芳、金少山等来津，都是在中国大戏院演出。当时四大须生之首马连良，正在中国大戏院演出。下大雨的当晚，中国大戏院里的积水已经没膝了，快到开戏的时间了，马先生从幕后扒开一条缝看台下，整个剧场就中间坐着一个人。他立刻回身对下手们说，今天晚上大家要使出所有力气，好好演一场！有人却劝他不如退票算了，台下就一个人，值得我们这么多人为他一个人演一场吗？马连良说，外面下着大雨，这位先生顶着雨来，下身还泡在水里等我开戏，这才是真知音！一生能碰上这么一个知音，就是我们的福气。所以要拿出全部本事，好好地演一场！我一讲马连良先生的故事，哥大对中国当代文学感兴趣的也陆续来了……

　　我不敢跟马连良比，大艺术家的智慧却对我有启发。平时大家以瘦为美，但也有一种人以肥胖为资本、为荣耀，这就是日本的相扑运动员。但相扑节目中的电视解说员，看上去跟一般人差不多，然而他们都是专业相扑运动员退役下来的。有意思的是，他们一退役，很快就瘦回正常人了。我今天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退休者的角色，因为已经坐在了观众席上，写作心态跟以前不一样，站在一个普通退休者的角度，对当今文坛和一些文学现象，也有了一些想法与感慨，今天就将这些想法讲出来求教于北大的高人。

　　再从相扑说起，相扑现象非常有意思，和我们的人生一样，都是瘦——胖——胖——瘦，中间有虚胖、真胖、升虚火、发冷的时候。文学也是这样。我见证了六十年来文学的胖瘦冷热，起起伏伏。我小时候视文学为圣事，家境贫穷就读不起书，不读书如何写书？而文字是圣人造的，读圣贤书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文坛就是一个圣殿，只有天才、非同一般的人物才能到这个圣殿去……物极则反，忽然文坛又成了粪坑，写作是一种祸水。“文革”结束后，文学又有了地位，又有了文坛，但是这个文坛门很窄，连着一条小路，当时文学青年蜂拥到这条小路上，几乎挤破了文坛的门，都想登上文坛看看文学的风景。

　　慢慢的，文坛越来越大。原来的文坛像报告厅，鲁迅、巴金、郭沫若、冰心坐在前排，谁若进来哪怕在最后面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子，就很不错了。实在找不到位子，能坐在地上也行。那么现在的文坛是个什么状况呢？

　　如今，文坛已经不需要门和路。文学进入无门时代。

　　文坛无门，却处处是门，甚至处处设坛，大家随时可以进进出出。比如，你本来坐在前面，美女作家进来，突然坐到你腿上，你就会赶紧起来把座位让给她。现在的文坛，没有限制，从四面八方对全社会开放，反而有人说文学被边缘化了，有人甚至发狠话说文学死亡了。其实，现在的文学倒变成了当下全民书写的状态，是一种谋生手段，文学进入了最实用的时期。每年暑期，我至少要帮助亲朋的孩子们，改写二十几篇升学作文，有初中升高中的，也有高中升大学的。最近几年学生作文有点向文学靠拢，不再那么刻板和格式化，有些学校的老师甚至公开让学生家长去找作家改作文。

　　前几年，联合国到中国招六名同声翻译。中国会考试的年轻人特别多，甚至还有不少留洋归来的硕士、博士参考，一关关地考下来，还剩下一百多人都是满分，无法淘汰，分不出高下，联合国的考官很有办法，关键的时候求教文学，让考生用中文英文默写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立见分晓。

　　这是一个全民书写的时代。曾有统计，二〇一〇年，发手机短信的冠军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每天平均发一百七十五条短信，按一条短信二十个字计算，这位女士每天都要写三千多字。我认识一位叫小崔的业余作者，在一家外资企业打工，去年部门经理不愿意动脑子写总结，年终述职的时候让小崔代笔。这件事让公司的主管知道了，转过年竟让小崔代替那个害怕动笔的人做了主管，其理由是：既然你对自己的工作说不清楚，谁能说清楚就让谁干。

　　当代文学可分为三块，或者说作家分成了三支队伍：

　　第一，网络文学。它已经构成了一种无法忽视的存在。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概念、责任提出了新的挑战。网络文学讲究文字狂欢，出现了新的表现方式和文学语式，体现了文学新的力度。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人大教授张鸣说，全中国的教授加起来不抵一个韩寒的公共影响力。这话虽有点极端，但确实说明了一个事实。网络文学鱼龙混杂，能产生一个韩寒，就足以说明网络文学的力量和影响力。十年网络文学的数量，相当于六十年来中国所有出版物的总和。但网络文学目前的状态是在疯狂地发胖，像相扑训练催肉的阶段。因此，当下的网络文学属于山洪暴发、泥沙俱下，其中一部分将升华为文学，相当一部分成了文学的泡沫。如今经济有泡沫、情感有泡沫，文学也会有泡沫。

　　最进又有一位网络作家走红，大名是“唐家三少”。我读过关于他的介绍，他读了一些网络经典之后，像《盗墓笔记》、《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等，觉得自己也可以写得很好，于是就写了起来，每天一万多字，年收入过百万。现在网络文学里有一种“掺水写作法”，就是往文字里掺水，用传统文学二十个字就可以表达的内容，在网络上却可以写上五千字，却并不全是废话，有隽语、妙言、脑筋急转弯……有些网络作家每天必须维持一定的写作数量，甚至不能少于一万字，要保持一种狂欢的文字态势。这很不简单，即使抄字典，一天抄一万字都会很累。

　　第二，影视文学。当代影视作品，有百分之九十五改编于文学。比如最近一年多，一打开电视就是日本鬼子、国民党特务和共产党的特务斗智斗勇，这是由龙一的《潜伏》带出来的一股风。我曾对龙一开玩笑说，你要小心了，闹得到处都是特务，没准哪一天也会把你干掉。现在的影视作品中，很少没有败笔的，都是为了抻长，为了煽情，或为了广告和卖钱。过去作家见面看眼神，现在大家一见面，先考量对方的钱包，谁的小说被改编了，谁又发了笔洋财……这对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种现象：糟蹋经典。影视以买家自居自傲，可名利双收，既借用文学，又藐视文学，乃至糟蹋文学。比如《赤壁》，竟让小乔随意出入曹操的大营，如入无人之地，是曹操为了喝她的茶而贻误战机……这是哪儿对哪儿？

　　第三，传统文学。最代表当今文学水准，或者说最能体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品质、代表中国文学未来的，还是纯文学，即传统文学。经过三十年的市场冲击，这块领域已经定住了魂，有了足够的自信，有了比较准确的定位，不再六神无主。尼采曾有高论，他认为写作分两种，一种是世俗写作，一种是灵魂写作。世俗是灵魂的载体，没有载体，灵魂何以安放？一九八二年我第一次去美国，看到每个小镇都有教堂，教堂周围是墓地，人们利用礼拜天去教堂参加各种活动，忏悔就是清洗灵魂，教堂也就是安顿灵魂的地方。在河北我的老家一带，凡大一点的村子都有土地庙，谁家死了人必须先报庙，将亡者的灵魂先存放在庙里，等到入土的时候度他超生。土地庙也是掌管灵魂的地方，保佑生者，也救赎死者。解放后把农村的庙都拆了，家里也不摆佛龛了，人口却越来越多，十几亿灵魂往哪儿放呢？商场里、旅游景点、世博会上……人头涌动，滚滚滔滔，拥拥挤挤，总让人觉得灵魂无所依附。

　　这样一来，社会问题、道德问题、伦理问题就都出来了。世俗社会，充斥着欲望，人生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痛苦，痛苦就是文学。就这么简单。文学有时候是一种病态般的宝贝，如同狗宝、牛黄、麝香一样。现在的问题是世俗文学过于强大，传统文学面临很大的挑战。

　　首先是世俗文化强盛，精英文化孱弱，甚至精英文化向世俗文化献媚。世俗文化吸引着一批优秀作家讨好世俗，企望名利双收，多争取票房或版税。

　　最代表当代世俗文化的就是春晚，“全国人民看春晚，春晚就看赵本山，看完本山吃年饭，欢欢乐乐又一年”。连郎咸平也想上春晚，他说我要上春晚，就没有赵本山什么事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坐标系竟然也定在春晚和赵本山身上，这不是精英文化的悲哀吗？精英文化决定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精英文化缺失，这个民族的理想和目标还怎么确定？

　　北大是中国精英文化的摇篮，是精英荟萃的地方。而现在中国渴望真正的精英品质、精英文化，所以社会上格外敬重北大，年轻人以能考进北大为读书的最高目标。

　　有个说法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怎么可以搭台呢？这样说就是把文化当成了竹竿子、木板子、水泥和沙子。现在每年有四百七十多个节日，山楂文化节、土豆文化节、萝卜文化节、红枣文化节、鸭梨文化节、小枣文化节……泛文化就是没有文化，甚至是作践文化。面对精英文化向世俗文化倾斜，我们该怎么办？灵魂写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还有相当一批作家，定得住魂，守得住自己，守得住文学。我刚从陕北回来，陕西作家是获茅盾文学奖最多的，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他们那块土地确是与众不同，有一种对文学的眷恋和支持。

　　其次是同质化时代带来的创作障碍。经济全球化，大家吃住差不多，得到的信息差不多，坐的汽车差不多，甚至连生活方式和情感生活都差不多了，作家还能呈现出什么样的新鲜感受呢？作家从头到脚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但你生活在大同小异的环境里，怎么样才能惊人耳目呢？因此，经历就是财富，个性就是优势。日本管专业作家叫行走作家，他们有的来过中国二十次、三十次，最多的五十七次。有一个陈舜臣，有中国血统，不到七十岁已经出版了一百四十本书，他每年都要来中国一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来是很有道理的。

　　我参加中国作协的“走进红色岁月”采访采风活动，一走出去就有收获。我出发时考虑着这些问题——现在什么是红色？还有多少人真正尊敬红色？是我们走近红色，还是让红色走近我们？行进之后，我感慨万端。延安机场像个农家小院，那是近几十年我见过的最简陋的机场。延安的老百姓，非常热情，一坐下来，一谈起来，却都有一种委屈。当年共产党的军队、革命的部队，一路被追杀，陕北的文化具有包容性，共产党留在了延安。青壮年参军，妇女和老人孩子支援前线。据说过去延安四周的山上都是原始森林，后来一点点地都砍光了，没有办法，要自救，要活命啊。是延安把革命养大、养成熟的，然后解放全中国，进军北京，建立了共和国。但此后领袖再也没有回过延安，延安依旧贫穷。

　　有人将延安饿死人的事告诉了周总理，周总理去了延安，荞麦饸饹还没吃上几口眼泪就下来了，说党对不起延安人民。现在怎么样？开发商占领了延安，开发商是没有历史观、文化观，也没有革命观的，他们有的人心里只想赚钱。我站在宝塔山往下看，一堆堆拥挤的楼群，挡住了延安四周的天际线，真是可惜呀。由此可想到为什么陕西作家得茅奖的多？面对同质化时代，陕西作家坚持自己的个性，你有特殊的个性就是优势，就能够打破同质化时代的铜墙铁壁。

　　文连平吸毒，后来戒毒了；毒戒掉了，反而不想活了。碰到一个老先生，说你写出来吧，于是他创作了《地狱天堂》。北京人艺的艺术家朱琳将它改成话剧《回家的路》搬上舞台。文连平本身独特的经历给他提供了难得的创作素材。

　　外国也有这样的情况，阿莱汉姆的《后娘的词汇》妙极了。一个人，老婆死了以后，娶了一个年轻的老婆，前妻留下一个十二三岁的儿子，后妻特别不喜欢这个儿子，天天骂他。但是这个后娘是个天才的后娘，骂的词汇每天不重样。这个孩子被骂得上课没有精神，心情抑郁。老师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后娘骂我。老师说至于骂成这样啊？他说骂得我不听也得听。老师问骂什么？他学了几句。老师说以后把你后娘骂的话记下来，但别让后娘看见。这个孩子一记下来精神就缓解了，脸色越来越好。后来老师便跟出版商联系，出版了《后娘的词汇》。因此，找到自己的定位，发扬自己的个性特点，非常重要。

　　文学要应付谩骂，同样也要善于边缘化自己。现在是个咒骂的时代。过去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现在是辱骂就是力量，雷人就是厉害。有一个德国汉学家顾彬，研究汉学好多年，知道他的没有几个人。他一骂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便一骂成名。后来他又解释说，不认为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而是单指其中一部分，比如美女作家和美女文学。我很奇怪，美女作家们的女权意识很强烈，为什么会允许一个德国人这样辱骂自己？为什么是垃圾？你要说出个道理来。现在谁敢说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都看过来了？你什么都没看就敢骂呀？有很多批评家也跟着一块骂，其实顾彬骂中国文学是垃圾不也包括他吗？德国文学也有很多垃圾，跟歌德相比，顾彬就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时代是不可比的，唐诗也好，宋词也罢，能唤回来吗？《红楼梦》是顶峰，《红楼梦》之后能不再要小说、作家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人总要有的吃，好比度荒的时候一把黄豆比慈禧太后的满汉全席还有用。面对辱骂要有自信。我很欣赏当今中国文坛的一批传统文学作家，不为名利所动，小说也写得非常好。

　　现在是媒体时代，媒体太霸道了。新闻报道就三段，第一段领导人作秀，第二段闹灾，第三段外国人倒霉。媒体有种嗜血的性格，看到灾情，表面同情，实际冷漠，问人家家属什么感觉？还逼得一个运动员，非得先感谢国家，再感谢父母。这回我到延安，听到信天游《兰花花》，那个歌我从上小学就听，很熟悉，但这次让我老泪滂沱，好多年没有听到这么好的音乐了。电视里天天放歌，你记不住旋律，一到山沟里去，听他们张嘴一唱，惊天动地。那是从肺腑里发出来的声音，完全天然，没有做作，非常打动人。山沟里的歌手很轻松，该上就上，该下就下，而且他们还保留着自然与纯朴。民间蕴藏着这么多精品，却被压制着。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权力，眼前原生态文化需要贵人相助。然而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被权力毒化了的灵魂。

　　最后我再讲一个故事。

　　贵阳一个中学的体育老师到山区扶贫，发现一个老山民跑得很快，因为他是体育老师，知道老年马拉松要在纽约举行，便赶紧回到学校跟校长说了，找单位要了一点钱，回去找那个老头，准备带这个老头去纽约参加老年马拉松。老头不愿意离开，怕影响家里活计，体育老师又给了他一些生活补贴，就带着他走了。

　　一路上由于吃不习惯，也睡不踏实，到了纽约拉肚子，没有时间倒时差，立刻就上场了。老师说你必须参加比赛，好歹跑几步，我照个相，回去好有个交代。老头说没问题，你叫跑多远咱就跑多远。

　　比赛开始了，老头在最后，跑着跑着，身子热乎了，胃舒服了，腰直起来了，发现其他人在往后跑，他就问体育老师说他们为什么往后跑？老师说你尽管跑自己的。这个老头越跑越快，身子越来越轻，成了头一名，他的教练，那个体育老师上了汽车跟着跑。老年马拉松路程没有正式的马拉松长，两旁有车跟随着，有人群鼓掌、欢叫着，老头头一个跑到体育场，把其他人落很远。因为搞不清这个人是什么来历，他跑到终点后没人告诉他，他又继续跑了一圈，直到有记者向他提问才停下来。

　　记者先问他是不是地球人？他说是中国人，贵州的。问他为什么不穿鞋？他说有鞋，老师给我买了双鞋，我舍不得穿，留给孩子上学穿。问他不硌脚吗？他说不硌，这路平，比我家的炕还平。问他练过吗？他说不练，从小就跑，因为家里穷，打猎时为了省子弹，看到兔子就追，一直把兔子追死。

　　贫穷是最好的教练，兔子就是目标，什么教练能教出这样的运动员？

　　在这个时代，为文者如果把能对文学的责任，变成像贫穷那样的历练，然后去找到兔子，必然会写出有点味道的东西。

　　我的开场白到此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交流。

　　陈晓明（主持人）：感谢蒋先生！蒋先生的评述非常尖锐，非常鲜明，道出了中国文坛的真实状况以及我们时代的变化。他提到对当代作家构成重要影响的几个方面，包括影视剧的改编等，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东西，特别是这些意见来自一位驰骋当今中国文坛几十年的作家，他对现状的描述、理解和批评，我觉得都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可以作为同学们评判当今时代的一种依据。

　　蒋先生提到世俗和精英的关系，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蒋先生提出的作家的责任意识、克服同质化时代的问题，尤其发人深省，从中能够感受到一个作家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洞察。并不是生活在同质化的时代，作家在文学的表现上就没有作为，而恰恰应有一个作家独特的敏感。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报告，我个人也收益良多。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蒋子龙先生！

　　蒋子龙先生当年作为“改革文学”的旗手，多年来经历了中国文学发生的各种变化。在文学的创新道路上，他也不断寻求变化，寻求革新。下面我们进入提问互动的时间，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蒋先生提出来。

　　杨鸥（《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我感觉您是精力充沛的人。写《乔厂长上任记》的时候，您还在工厂做车间主任，您是怎样保持充沛精力的？希望您能谈谈创作《乔厂长上任记》时的情况。您二〇〇八年写了《农民帝国》，到现在已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您现在状况如何？有什么下一步的计划？

　　蒋子龙：当年我走上文坛完全因为兴趣，出于一种偶然。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后来划定成分时被定为富农，兄弟四个，我最小，上边还有两个姐姐。父亲识文断字，以前在村里是说说道道很受尊重的人，常常被邻里请去调理一些农村所谓的大事，如兄弟分家、红白喜事以及买卖房屋或土地等等。在他老人家的心里为四个儿子做了分工：老大务农，继承祖业；老二已经送到天津议价银行学买卖；老三最棒，天性聪明，生存空间很大，在父亲还没有想好该让他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了吹拉弹唱，成了村里戏班子和高跷队不能或缺的角儿，在那个年代就有粉丝，他一到农闲时节就经常到各村演出，相中他的人家多，后来娶的媳妇最漂亮，一辈子练武，功夫也不错，到八十岁时还打跑过一个拦路抢劫者。

　　因老家沧州是武术之乡，我也喜欢武术。但上学后读书不错，参加区里会考，拿了第一，这下坏了，老师对父亲说子龙是块读书的材料，好好把济把济（方言，培养的意思）他。我们村一到冬天，村南村北都有练武术的地方，父亲盯我盯得特别紧，不许我靠近把式场子，没活干的时候就得读书。后来考到天津上中学，初中毕业后考进中等技术学校，然后进了工厂。由于一种特殊的国防需要，我在招兵考试中拿了个第一名，放宽对我的家庭出身的要求，又当了五年海军制图员，在部队上开始发表小说。再回到工厂后，又给厂长当秘书。厂长是位大人物，由中央下来的，我从中获得的感触很深。

　　因为他的关系，也由于写小说，“文革”期间我成了“牛鬼蛇神”，被“打回车间监督劳动”，我所在的工厂很大，一万多人，批斗我的大会最多的时候七八千人。在中国大戏院开我的批判会，有人给记着数，一下午举起手喊“打倒蒋子龙”八十七次。

　　我在最基层整整又当了十年锻工，“文革”结束后我被提为车间主任。车间有一千多名职工，分成三个工段，压力很大，订单积压了很多，机器设备却经常出故障，工厂的管理也跟不上……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杂志让我写一篇小说。编辑有句话触动了我，说：好多人关心你，从你被批倒以后，不知道你现在的状况，你写篇小说亮个相，也等于发个声明。我写了三天，跟现在的网络写手一样，一天一万字。《乔厂长上任记》三万三千字，而且是手写，稿面很清楚，如果错的字多，我会撕掉重来。当时还没有开始改革开放，积重难返，完全还处在“文革”的阴影中，我在车间体会最深，无论是生产还是设备出了问题，找谁谁也不管，心想如果让我当厂长就要另起炉灶……《乔厂长上任记》就是我的一厢情愿，或者叫发牢骚，在那个年代这可捅了马蜂窝，天津市委机关报连续批了十四版，连孩子上幼儿园都受影响，压力非常大。

　　从《乔厂长上任记》之后，我就不停地挨批，一篇作品一场风波。我还写过一篇《受审记》，政法委书记打报告，要抓我。到了二〇〇〇年的《人气》，转载到一半被腰斩……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九七九年后那一段时期，我一边当着车间主任，一边晚上熬夜写小说，导致身体基本上垮掉了，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没有精神，吃饭也无味。有一次转悠到海河，看到海河里有几个老头在游泳，我穿着长裤子就跳了下去，这一游感到很舒服，就此一直游到冬天，一直游到现在。今天来，我早晨也先去游泳，不是坚持，而是快乐，如同吸毒一样，戒不掉了。游一游，浑身轻松。我有两大习惯，另一个习惯是一骑上自行车就构思。当年我骑车到工厂，一小时四十五分钟，又不敢迟到，脚一动，脑就动，好多小说在道上就想得差不多了，只是等到坐下再写出来。

　　《农民帝国》以后我写了大量的随笔。我很愿意写这类文章，作为长篇写作的调节，写得也很快，已经有了几十本散文随笔集。我的文学观是主张要有社会责任感，要以自己的文字对当代负责。过去写一篇小说，读者来信一纸箱一纸箱的，现在没有了。但写作这类短文章倒能很及时地收到读者反应，也给了我许多支持和鼓励。我给自己定位，写长篇是表达我深层的思考和感悟，写随笔不过是扮演一个清道夫的角色，作家也只能尽到这么一点绵薄之力了。

　　陈晓明（主持人）：谢谢蒋子龙先生的回答。他的阅历非常丰富，当过工人、车间主任、海军战士，尝过很多生活的苦难，但他始终充满了激情和责任，虽然已六十九岁了，但他仍保持着革命的斗志和年轻人的锐气。

　　丛治辰（北大中文系博士生）：蒋老师提到文学遇到的困境，其中包括对文学同质化的讨论。作为在中文系学习当代文学的博士生，我一直读文学期刊，但是越来越感觉到问题的严峻，觉得标榜纯文学的文学期刊所发表的作品，越来越重复，相互复制。我们一些朋友私底下开玩笑说，就好像是纯文学自己下的蛋，自己再吃，然后再下出蛋来。当初您的《乔厂长上任记》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比如《天津日报》那时候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也表明了一种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一九九〇年以后，文学失去了当初的社会效应。即使在北大中文系，有时候也能感到文学这种效应的减弱。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我们的文学就应该慢慢进入到一个与大众有距离的精英圈子当中，发展成为一种精致的文学？还是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不管文学的效应如何，都应该坚持一种参与社会、对社会现实发言的责任感？不算是问题，一点困惑。

　　蒋子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文坛或者文学，应该是五花三层。首先不应该排斥精英，必须有精英文学，我们必须有《红楼梦》这样的书，没有《红楼梦》，中国文化缺一大角，《红楼梦》永远读不透，永远给人启发，文学首先要有精英，但又不可能只有一本《红楼梦》。我给自己这样的作家定位，是属于社会型的作家。当今社会并不排斥也排斥不了世俗性，一个健康的文坛，应该五花三层，最好的猪肉是切一刀之后，能清楚地看到五花三层。不管是精英型、社会型、世俗型，作家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定位。倘若一味地复制自己、重复自己，便是没出息的表现。

　　所谓文学边缘化，读者大量流失，一部分是社会原因，是世俗化的原因，商品化的原因，还有就是文学自身的原因。思想苍白，缺少情趣，缺少智慧。大家现在很忙碌，诱惑很多，凭什么非要读你的小说，读你的文学？你给他提供不了新鲜的智慧他就不看。当今的文学就是这种状态，但这种状态并不说明不需要文学。

　　一个民族不死，就一定有文学。

　　陈晓明（主持人）：同学们和中国著名作家互动，这是非常难得的经验。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到此为止。蒋老师晚上回去还要写作，今天上午来之前他也在写作。他对文学的激情、坚持和奉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中文系办下去的充足的理由。

　　我们再次感谢蒋子龙先生精彩的演讲！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