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腾讯网
腾讯读书讯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蒋子龙与《青年文摘》杂志主编崔友利,应邀做客腾讯网大型文化访谈节目“盛事龙门阵”,畅谈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农民和土地等话题。
蒋子龙:真正的帝国应该是有君主的,是向外扩张的。但是我这个《农民帝国》有一点调侃,称王称霸,自以为了不起,是这样的“农民帝国”。
主持人:其实我们今天演播室的场子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帝国。还有一位嘉宾他是《青年文摘》电子杂志的主编。这个王国在此时此刻是自由的,那您的《农民帝国》对他来说是自由的吗?
蒋子龙:不是自由的。当今有许多这样的人物他有一个情结,要做大、做强。做大、做强的标准是把自己搞成一个独立王国,搞成一个小小的帝国。在这个帝国当中他要当土皇上,这种情结有的是农民,有的不是农民,有的留洋回来,有的西服革履,所以当我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书名,好长时间以来,我几次想变,变来变去最后还是变回去了。最后我的责编认为这个书名不错,就这样定了。
主持人:我记得过去您写《赤橙黄绿青蓝紫》包括《蛇神》这些作品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您是带着深深的感情和一种思辨去写的,您开始关注人性和历史时代之间的一些变化和交错,您觉得写《农民帝国》这部书和之前您写过的作品初衷一样吗?
蒋子龙:每一部书都应该是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一点激动他才想起来写这部书。我的观点一直以为一个作家写多少部作品,写哪一部长篇这对他是一种缘分,命中注定你有这部长篇,命中注定你能写这部长篇。强求是对于另外一些作家,有一种作家是有那种灵气,强逼着写也可以写出来。我是需要在创作上下笨功夫,我是比较笨的。我的长篇都是出于自己对它的一种缘分。
主持人:您是先让这个作品的某种情感击中了您自己,然后再去击中别人。
蒋子龙:我很有触动,有一个很聪明的人问我,他说长篇的源头是什么?我说长篇的源头就是命运,就是这个人命运的经历或者是运途、命途。经历过的东西,生活里有,这是不能强来的。一个短篇可以,一个有广泛的生活积累后可以。假如你愿意,你明天可以看到以火柴为题材的一个短篇小说。写长篇可以立意,但是要真正完成要看他的生活经历当中、命运当中有没有这种经历。
主持人:那《农民帝国》里老郭的命运击中您哪儿了?
蒋子龙:这个问题问得太深了、太强了,牵扯到作家一个敏感的问题。因为我在写《农民帝国》的过程中,为了摆脱让我的家乡人看到我是写谁谁谁的,曾经到河南蹲过一段时间,到山东的农村里待过一段时间,就是为了不让别人说我写谁谁谁,有人对号我真的受不了这个麻烦。但是这个触动我应该是在一九九六年底,我接触了一个信息,它是《科技日报》的改革版,它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企业家的命运,第一届优秀的农民企业家,第二届、第三届做了一个追溯,这一追溯所剩无几,硕果仅存的就是那么几位。
我大吃一惊,因为我认识很多这种企业家,我跟他们都有交往,我是近三十年来关注这个人群的,这给我很大触动。那一阵有一个时髦的词是“中箭落马”,我就思索这个现象,为什么会是这个现象?我开始留心,留心之后走了好多地方,见了好多人。
我把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农民的命运排一下队,简单地说他们有两大命运,一个是过不下去造反。饿死不会造反,当有一种政治压力逼他活不下去,他会造反。造反成功者当皇上,这是过去的命运。十八世纪以后不是。十八世纪以后中国的农民发大财以后,往城里发展做买卖,然后叫地主兼资本家,地主兼资本家以后送孩子留洋,留洋回来成大器,咱们好多农民的孩子都是这样。
到了改革开放,有一种观点了,孙中山让农民醒了,毛泽东让农民站起来了,邓小平让农民富起来了,所以我就感兴趣了。怎么富的?富到什么程度?富了以后快乐不快乐?
主持人:富起来了以后能不能担当起来这个富?
蒋子龙:他幸福不幸福,他快乐不快乐,这一查我就发现有些哥们儿就像做了一个梦一样,原来很穷,突然富了,突然梦醒了,又回到原地了,又成穷光蛋了。这个穷光蛋和过去不一样,肚子大了,血压高了,有的回到监狱了,有的回到坟墓了,给我触动非常大。我那时候四五十块钱养三口人,厂长、局长、市长跟我吃一样的伙食。这个时代非常有钱,钱很多,钱把人烧得五脊六兽。现在是钱闹事,除去恐怖主义,剩下的一个恐怖元素就是金钱。钱把人烧得撑不住了,这个世界被钱烧得撑不住了。金融风暴比自然风暴还厉害,美国是最富的国家,一场金融风暴美国梦破灭了。钱捣乱,“9·11”都没有把美国炸成这样,拉登没有把美国搞垮,钱把美国搞垮了。
主持人:这是说到《农民帝国》这本书的根基上了,到底是什么让这个“帝国”树立起来,也是什么让这个“帝国”破灭,其实就是财富的欲望、金钱的欲望、权力的欲望。
蒋子龙:一成“帝国”就离崩溃差不多了。我研究几千个中国农民的发展路线确实有一个大的弧线。当然这个基础是一批普通的老百姓,所以我老想找到这个弧线的规律,找不到,那么这个时间拖得就很长,写一稿不满意就放在那儿。到了去年,大年初一跟我一个八十岁的老哥哥坐在炕上谈老家的事,谈死去的爹娘爷爷奶奶当时的情况、哥哥嫂子还有老家的那些侄女们,谈着谈着我突然悟到一个道理,我写的是小说,我不必参透农村的改革,参透几十年的命运。读了好多哲学书一点儿用都没有,就是写小说,写故事,写我的人物,把我的人物确定之后,自然会按照自己的命运行事。一想明白这个问题,下笔就很顺了。
我是城乡来回交替的,所以我感谢两块生活,一个是工厂,一个是我的故乡。一九八四年我写过一个《燕赵悲歌》,一九八一年写《赤橙黄绿青蓝紫》,典型的工厂,但是别人一看就知道我写沧州,因为我写捣蛋的一个小伙子他自己攒了一个冰箱、攒了一个电视机,他自己命名为沧州牌,一看就是沧州人。只要自己能够驾驭得了,不应该让题材把自己限制了。因为这个书我给了几个人,特别是沧州的几个老先生看了以后很兴奋、很亲切,他们就认为别的不用管。比如说进屋一头侧歪到炕上了,比如“真是能耐梗”,妈妈在外要了点饭,先给孩子吃;还有五脊六兽,头发扎扎起来了……他们看到这个情节,一下子有一种亲切感。我下了很大的功夫营造农村,我写作的时候有意识地把自己关在农村里,关了一段时间,自己写出来的话全是老乡话。我回到老家几天,说话都是沧州味儿,等回到天津又是四不像。把那个氛围一造足就有味道了,所以故事人物都是按照农村演绎的。
主持人:在您心目当中,您希望《农民帝国》的读者从里面得到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蒋子龙:作家是不敢对读者有太多的希望的,比如说读到这本书,他读,我首先觉得很高兴、很感激他。如果他读出一点对郭存先的同情或者是读出一种伤感或者是一种怀疑:蒋子龙这个老家伙管农民叫“帝国”,农民怎么能称“帝国”呢?这都是我很高兴的。不仅仅是《农民帝国》,各种各样的人都想称为“帝国”。昨天我看到一个单位,九十人住在一个二十层的大楼里,一层楼里平均四五个人。
主持人:那么奢侈?!
蒋子龙:你说他如果不想当土皇上,没有帝国的梦想,他怎么会这样做?他不做噩梦吗?住在空楼里边?
主持人:那叫帝国大厦。这本书的起源您说是源于您童年的记忆,很多人觉是您是在工业的王国里创造您的作品的。比如说第三次土地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民怎么样分享土地流转的收益等等,这些事可都是热点。
蒋子龙:这些热点是刚热点,我怎么能预测到二〇〇八年十月份会出这个热点呢。我一直认为,一个成熟的作家或者即便是一个不太成熟的作家,也不该受题材的局限,如果老被题材局限住,这个作家至少是不成熟的表现。我关注现实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它触动着我,我有这个感觉,我就可以写。只要给我提供营养,给我的文学感觉提供营养。它不限制我是写农村题材还是写工业题材。我是十四岁考到天津上中学,在一个大城市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除去当了几年兵,我到现在做梦记得住的好梦全是在老家。其实我经常回老家,我现在回的老家也不能进梦,它不美,无法跟我农村那个老家比。我童年时候的那个乡村,那个水坑,那个树,那个庄稼地,那个果园,那个菜园子周围的小河,我在里面捉蛤蟆,我上树摘枣,弄菜,跟我父亲、母亲下地都非常美好。现在那个地里,水坑里没有水,土地干涸,人还没进村,就看见一片片白塑料的垃圾。所以人的感觉是很奇怪的,但是这对写作没有必然的限制,因为写作还是要有一点思想。生活触动了我之后,我无非是调动生活。如果我不是农村的,如果这些年我不是经常回农村,就无法写《农民帝国》。就像我盖房子没有砖瓦一样,砖瓦要是有了,我可以盖工厂,也可以盖农村。就是说,我是城乡来回交替的,我有工厂生活,所以我感谢两块,一个是工厂,一个是我的故乡。
主持人:比如说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文字,让他们了解到更多的人的生活和命运、这个时代的脉搏和变化,这可能也是每一个写作者一开始想不到的。但是写完了之后,看过之后,对这个时代应该有一些感触。
蒋子龙:那当然,求之不得。如果青年人也关心类似这样的书,至少是走过的这段历史,那就是作家的一大欣慰。因为有一个记者跟我谈,就谈乔厂长,就是好几天以前了,聊天的时候谈得很透,谈的过程中,上海东方卫视的一个人突然意识到今年过春节时如果儿女都聚在一起,他也许应该找一个机会讲讲自己的这些经历,不管他们感不感兴趣。要不然他们老爹经历的一些事情他们都不知道,当年多不容易,他们很小的时候,甚至他们受到的牵累,一场风波接着一场风波。这个脚步,我都恍若隔世,我一直不愿意谈过去的事情,被记者逼着提问,老提起那段,提着提着勾起我的话题来。我突然觉得,我谈着都像恍若隔世,更别说年轻人教育后代了。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美国人的爷爷跟孙子可以同时讨论一个篮球队或一个棒球队,这个运动员如何,他的失败在哪儿,中国爹跟儿子就不能讨论一个球队,因为兴趣不一样,他们没有共同话题。美国的文化有连贯性,爷爷跟孙子有共同语言,可以议论和讨论。中国是爹跟儿子没有共同话题,爹的经历,儿子都不知道,这个太可怕了。
2008年10月23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