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在本钢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现在谈谈工业题材问题。因为我们都是搞工业题材的，所以我就工业题材多谈一点。

　　公司宣传部吴部长写了一篇文章，叫《现实的选择》。我很欣赏这个题目，所以我联想，当代题目的特点应适合自己的文化。中国当代的经济，必然选择适合它的文化。我们当代的中国文学，还没有成熟到不被选择，还没有成熟到有勇气拒绝选择，我们必须接受经济的选择。我举个例子：在天津的座谈会上，一个作家发言说，我总结自己这十年的创作，浮泛，浮躁，写得太躁。他说，为了养育儿子，每月必须赚三百块钱才够开销。所以，大文章、小文章都写；《海南日报》给的稿费高，就给《海南日报》写。这是什么？经济对文化的选择。他知道自己写得很躁，但他同时不得不为了生活去多写、去赚钱。大家想想，他每天要写多少字，这样的文章能不躁吗？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为了赚钱写文章也不一定都躁。巴尔扎克写了那么多，不也是为了赚钱吗？国外许多大作家产量很多，他不也是为了赚钱吗，有些东西也很好。

　　所以，经济对文化的选择，我们无法抗拒。还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工业题材上不去。我在中国作协大会上讲这种话，没有一个当代作家反驳，也没有人说我说得不对。我的观点就是工业给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改变了人性，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机械工业，甚至形成了铁板一块强加于人类。人类发现了工业，反过来受工业统治。比如刚才，扩音器突然发出噪音，那就是对蒋子龙的抗议，或者是对我的讲话不精彩的抗议，或者对人类的一种藐视。它如果老那样响，我就没法讲了，我怎么讲也响不过它。你还可以想，假如今天没有扩音器，没有灯光，没有暖气，你看我们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大家也绝不是现在这种心境。如果没有火车，没有信息，我就根本到不了本溪。由此看出我们人类跟工业的关系。你身上穿的、用的，乃至吃的，都跟当代工业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那么，我们逃避工业，逃避这块生活，文学还有什么前途？

　　为什么写农业题材容易出感情？因为社会是从地野天荒发展过来的，大自然有山有水可以抒情，大家也习惯那种生活，感情纠葛可以在那里展开。但是你想想，当代有多少矛盾是在农村？政治问题、物价问题、科学发展等等，都在城里。我们有些人一见工业、一见城市就捉襟见肘，才力不够。你看看国外的一些大作家，从来就没有工业跟农业的界限。比如舒尔贝洛的《孔堡的礼物》。我很喜欢舒尔贝洛这个人，包括那个辛格，他们现在的东西根本没有工业跟农业的界限。许多发达国家根本分不清农村城市，在他们那里，城市像农村，农村像城市。前不久，北京作协书记处的一位同志把我拉到他家，他用打字机写作。我说你们享受工业跟科技的成果，但是又想逃避工业跟经济和现代科技。为什么呢？他用打字机写作，又想写那个什么远离城市、远离经济，什么原始的——其实也不是真正原始的题材。那原始的大兴安岭，许多人又不敢进。所以当代文学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不敢涉及工业题材。

　　写工业题材到底怎么写？我今年只写了两个短篇是工业题材的。离开工厂四年，这四年没反映工业题材，但是这四年对全国的企业——典型的大企业、现代化的电子行业等我都看了。基于积累，原计划今年写一部工业题材的长篇。为什么停了三四年的工业题材？我觉得我自己把自己推到了一个临界点，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当我想不出很好的办法的时候。我不想再动笔。不是说我的作品如何，我是在讲写作的过程、构思过程。一九七五年秋天，第一机械工业部在天津开了一个工业学大庆会议，我参加了那个会，结识了许多当时靠边站的老同志，我就写了《机电局长的一天》。因为在我写《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时候，正面人物、一号人物是年轻的小青年，文学已进入了死胡同了。《机电局长的一天》就是写老的。当然，以后有人说这是个大毒草，如何如何。“四人帮”倒台，《乔厂长上任记》是接着《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它的核心就是个人的魅力。不要说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一个单位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智慧、气魄，跟工作单位有很大的关系。这跟家长作风、跟不民主是两码事。

　　《拜年》是写一个表面上很厚道，给大家打水、扫地，早来晚走，实际上是个权力欲很狂的人。然后又写了一个《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之后又写了《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是写工人的，写一个玩世不恭的工人。

　　触动我的，是北京的一个理论家。一次座谈会上，那正是我的作品鼎盛时期，他在会上对我做了长篇批判，他批评我是当代制造套子的人。那是一个很高规格的关于我的作品讨论会，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支持我的。他批评我的题目就是《当代文坛制造套子的人——蒋子龙》。他说我有功绩，也有罪过。他说《乔厂长上任记》留给文坛一个路子——作品里主人公四五十岁还没搞对象，突然出来个女人。这就是蒋子龙的套子。另外就是大刀阔斧，有一定个人魅力，叫人一看这男人就可爱。这也是我的套子。制造所有改革模式都是这种办法：就是把当代中国文坛弄得很单调。他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刘思佳那个人物出现之后，许多青年也都是那个模样，歪戴帽子，叼个烟卷儿，满嘴怪话，会跳舞，会唱歌，有一技之长。他说这全都是我编的，甚至贩毒到部队，写部队的战士也搞这一套，年轻的兵，抽烟喝酒搞女人，玩世不恭。有的无非加一点小花样，总的路子都是这个路子。这说明中国文坛还不成熟，一窝蜂。到现在为止，什么工业题材、改革题材，都逃不出这模式。他的发言，给我震动很大。我埋头读了两年书。

　　我读书的第一个收获，就是觉得人比典型更复杂、更宝贵。读者需要的是人不是典型。艺术不是不要典型。没有典型就没有冲击力。没有典型就无法对这个社会打开一个突破口。但是，你太追求典型，就容易失去真实，失去人性那个最深刻的东西，所以就开始变。变的结果，就是《收审记》，写一个犯人。再以后就是《蛇神》、《子午流注》、《望乡台》等等。虽然变，我是很谨慎的，不能学时髦，搞一个这个，搞一个那个，花里胡哨。咱是从工厂出来的，也就是说工人作家。工业题材对人的改变那么大，怎么从这个题材里抓住一些东西。昨天，《本钢文艺》的编辑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怎么样有一定的思想，怎么样让人物的形象有一定的深刻性。《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是工业题材小说，当时怎么会想起写这样的小说？

　　我那个车间一九七〇年进来一批学徒工，其中有一个女孩子。锻压车间，重体力劳动，女工只能开机床、开汽锤、开天车，真正的锻工、钳工都是男人干。这个女孩子进厂以后，表现得很好，不穿奇装异服，不烫发，不提前谈恋爱。因此，车间书记把她提到车间帮忙。帮忙以后，留在政工组当干事，以后入了党，当了团支部书记、政工组长。“四人帮”倒台以后，要涨工资，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四十有几次，跟她一块儿入厂的，有的开机床，有的开汽锤，有技术，穿红戴绿，提前找了对象，有的生了小孩。一涨工资，人家有技术，就涨一级。这个姑娘虽然不烫头，不穿奇装异服，由于没有技术，加之“四人帮”刚倒台后有一段时间政工干部吃不开，工资就没涨上，搞得这个小姑娘非常伤心。最要命的是二十七八了还没谈恋爱，没法儿谈。那阵儿我当车间主任，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车间的几个干部到工人家里去看望，她的父母很感谢。“四人帮”倒台后我感到有一种“负罪感”，她完全是叫我们几个头头害了。虽然不是我提拔的，可我若让她回车间也可以呀！我在车间里说话还占点分量，所以老觉得对不住她。我们这几个干部下决心帮助她找朋友。找朋友还不能找太次的。找来找去就找到铸钢车间一个小伙子，不错，是计划员。通过铸钢车间主任找他谈。几天以后回信了，不同意。不同意有几条：第一条，她是“文化大革命”入党的——一个姑娘在那阵儿入党，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第二条，她是党员，在家里谁领导谁呀？贵贱不要。就这“贵贱不要”四个字把我气坏了，我打电话找他的主任。他的主任论起来，比我晚一辈儿。我让他带着小伙子一块儿来。我说，你可以不谈、不同意，这样的事父母还不能包办，谁包办你？但是你不该说两种意见，一种意见骂共产党，一种意见骂她。我说要没有共产党，你爸爸还不知在哪转筋哩！像你这种人，没共产党有你吗？你说她“文化大革命”入党，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什么意思？我说了好多难听的话，这事就算结束了。

　　又过了一个春节，我有一个亲戚在劝业场那儿，拜完亲戚我带着小孩回来，逛了一阵大街，突然我看到这个姑娘，就是我车间的政工组长，好远我就看见她了。她头发是新烫的，发型做得很漂亮；穿一身“迎宾服”，就是现在的西服，是湖绿（或者豆绿）色的；旁边跟着一个小伙子，显然是恋爱中年节串门或者逛大街。开始没看见我，后来看见了就要躲。天津姑娘谈对象第一次上街怕碰见熟人，特别怕碰见顶头上司，当时她特别尴尬，但是我这时候就有一种电光石火，绝不会放走她。我领着孩子径直冲她去了，眼睛盯着她，逃避也无法逃避，她没办法就回避我的目光。旁边那个小伙子不知怎么回事。我当时完全不是主任身份，是作家那种创作灵感。我跟她说：“小韩，（她姓韩）初六上班的时候，一定要穿这一身儿，发型不要变。多少年来，咱们车间一直认为你是很呆板的一种人，没想到你这么漂亮、这么秀气。”我说这种话可能有失体统，旁边站着那个小伙子，可能怀疑她怎么回事，所以我赶紧跟小伙子解释，我说我是她的主任，这姑娘如何如何好，如何有头脑，还是那番话——这姑娘许多年都碰不上，这一次让你碰上了，这是你的福气呀！告别之后，就产生了《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个题目。本来一开始不想叫这个名字，后来一想，毛主席诗词里有那么一句话：“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这是一句现成的话，意思是人性应该是多颜色的，生活的色彩是非常丰富的，绝不可以把人搞得太单调。假如我只写刘思佳玩世不恭，很有头脑，很有棱角，处处给领导出难题，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还得伸展到人性上、精神上。《赤橙黄绿青蓝紫》显示生活的丰富多彩，人性的复杂。人性就是这样，它老是穿一套旧军装，老是那样的直头发，它就给人一种呆板的情调。

　　因此，这里谈一下工业题材的魂。什么是工业题材的灵魂？为什么抓工业题材难？完全不懂工业题材、不懂工业，就写不好工业题材。必须很懂。很懂又必须能懂到跳出来的程度。假如跳不出来，陷到工业细节里去，陷到工业技术里去，你将一无出路。国外的长篇、中篇写工业题材的，完全把工业题材作为背景，把工厂的生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外国作家写美国大资本家、大企业家、大工业家，他写了技术、写了生产过程，但绝不是让你陷入技术圈子里去。现代技术那么复杂高精，你不写技术，怎么可能把人说得清楚呢？所以要从技术里边挑选。细节不是都不要，要挑选哪一种东西非常宝贵。这个就看你写什么题材、什么人物。我举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有个《电视杀手》电影，拿电视杀人。它必须写技术，不写技术，电视怎么能杀人。因此，他写了一个精神变态者制造了一种特殊电视机，还有一个像导弹发射筒一样的玩意儿。这个发射筒对准了电视机，电视机的屏幕上出现了人，他想杀谁，一扣扳机就杀死了那个人。他有一套复杂的技术过程，能在自己的家里把播音员杀死，这不写到技术了吗！但是又不能陷到里边去把技术写明白，让观众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手段把人杀死的就可以了。他主要写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变态，写他的精神，他受的挫折、打击。在现代化社会里，他的神经错乱，使你看完这个电视之后，感兴趣的不是怎样杀人，而是为什么要杀人。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文学的灵魂问题，也就是工业题材的灵魂是什么的问题。

　　是什么呢？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感。我明天去看我国最大的露天铁矿——本钢南芬露天铁矿。我一直认为，采矿可以出好东西，不知为什么，我们就一直出不来关于采矿的好作品。采矿应该非常有味道，我看过一个山西的露天煤矿，它有矿，有露天，有机械，有工业，有大自然，而且技术又不很复杂，很可以写。要知道当代背景对社会的重大意义，当代任何人都不能逃脱工业社会这个背景。通过工业背景，通过人物来表现人，让你的文字承担人性的使命和精神的使命。千万不要让你的文字承担技术使命。

　　文学有三个尺度，不管是谁，都一视同仁，这就是昨天、今天、明天。也就是说，你写昨天、写过去，要经得起今天和明天的考验，你若把尺度定在某一天，这不行，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工业的操纵跟被操纵的问题。我一定要讲这个。我们成年累月指挥机器，同时又被机器所指挥，自己变成了机器的手、机器的一部分，对工人作者这是最大的灵魂障碍。机器把你的灵气消磨掉了。所以操纵机器的时候你应该有意识地不被它把你的人性的东西、灵感的东西消磨掉。

　　我沾光就沾光在工厂。我如果没有工厂，不会有现在。我生在农村，以后到城市上中学，然后进中专，分配到工厂。一分配就是大工厂，那气魄非同小可，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之一。我中专毕业后当热处理组的组长，那阵儿不愿意当干部。我那个热处理组十几个人，有六级工、四级工、五级工，都听我指挥。六千吨水压机，六十五立方米的大炉子，这种气势对我的熏陶不一般。我如果不在那个厂子里，感受不到。本钢我想也非同小可。不管你在哪一个工厂矿山，不管在哪个具体岗位上，你对工业题材要把握得大，至少把握到本钢，别把握到你眼皮下那一块地方。如果不把背景放到本钢，放到大工业、现代工业上，你没法写。

　　我念中专的学校是海军测绘学校，出校后当制图员。为什么我写的干部多一点呢？我们那批制图员，是周总理下的令绘制领海十二里海图。原来的海图都是英国的、日本的，老出事故，所以我们自己测量，自己绘图。测绘学院的本科生不够，临时集训我们两年就干上了。当时赶上北部湾战争爆发，我们连续十几天拼在绘图室，赶制出越南海图。周总理还跟我们握手呢。假如我当一个基建兵，成年累月在山沟里修铁道，修国防工事，一修就是三年，复员回来了，什么叫部队生活，根本不知道，因为兵种受了限制。

　　因此，你的经历是什么，应利用你的优势。所以业余作者都普遍有一个规律，都是从本岗位开端，第一篇作品都写本岗位。专业作家、大作家，都从写自己开头。不管是巴金、鲁迅、海明威、托尔斯泰、曹雪芹，第一篇甚至成名作，都从写自己开头。写自己开头就从人开头，写本岗位开头就从工作开头、从环境开头。从人开头，越走越深；从本岗位开头，越老越走不到人上去。

　　一位工人作家，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写点诗。我不是给业余作者泄气，我说心里话，讲真诚。他以后也写了些小说，成了名。“文化大革命”不能写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条件好，再写，结果说什么也写不出来。有人说他主要是生气，生别人的气。我觉得，他的悲剧就是从来不知道文学为何物。

　　文学是什么？文学不是癌。你别跟文学没完没了地玩命了！你对它充满了信心，一定要反问一下它对你是否也充满了信心。如果你对它充满信心，它对你信心不足，那么，就应该清醒一下。

　　文学应该双方都建立信心，你对它有信心，它对你也要有信心；如果它对你信心不足，那么，你就想办法增加自己的魅力，要补充什么，把握什么，心中有数。

　　工业题材是非常有前途的。我最担心的就是不要被工业困住。工业给作家提供了背景，千万把它当作背景，把它当作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手段。

　　怎么才能不被机器困住？就是要多看。看工厂、看书。你看的工厂多，你就不会被机器困住，就不会呆板地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多看书也是一样，每本书都是作家的人生。你了解别人的人生对你也有帮助。

　　关于书，我还要讲一个观点。我主张各种各样的书都可以读。但不要把自己当成理论家去读书，因为你不是搞理论的，是搞文学写作的。

　　我吃过亏。这两年我写的东西少，其中跟读书多少有关系。其实那是一种虚荣心，我苦读了两年书，在一次当代国际文学讨论会上，我论了四个小时中国现代派和世界现代派，一下子把那些权威们论傻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蒋子龙会谈出那么多现代派的文艺理论来。我当时很得意，事后也后悔莫及，为了出一次风头，两年没写作。

　　书不可不读，也不可像我那样读法。作家读书读到这个地步就愚蠢了，就是读死书了。一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班牙作家荷塞——大家叫他“赛先生”对记者说：“有些作家说他读了好多书，那是骗人的。我说实话，我不读书。我以前读书很多，写得很少；最近几年我不读书了，写得很多。”

　　大家想想，当你写作的时候，你连报纸都不看，肯定那几天你什么都不看。假如你看别人的小说，你写不了你的小说，那怎么写呀？所以，我们读书要读有用的书。对于作家来讲，不能移植别人的思想，别人的思想拿过来，保证写不好你的作品。

　　有一种东西可以进入你的创作，就是你听到的东西很感动，过了两天，过了半个月，过了一年、两年还感动，这是宝贝，无论如何你得把它写出来。你不写对不起你自己。那种东西是你应该写的东西。对于作家来讲，什么是思想？感觉就是思想。

　　中央一位领导在天津有个讲话，他讲，北京有个戏叫《邻居》，只演一场就给枪毙了。有一个河南梆子不许进京演出；还有一个京剧叫《曹操与杨修》也不准演。还有一篇短文，题目是《穿和服的日本人》，也受了批评。人家说的是曹操、是杨修，文章说的是外国，何必往自己身上挂号，你怎么那么多疑？你不怕得病吗？我们不能疑神疑鬼，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好多词都不能用了。比如现在有个词叫“负增长”。经济负增长，还不是赔本、亏损。可他偏不叫亏损叫负增长。这涉及到语言文学问题。

　　我提醒诸位，千万千万注意语言。语言的承载力是相当丰富的，有些语言也是非常精妙的。所以我们不可以不注重语言。工厂的作家本来最应该有语言的优势，而这几年却丢掉了这个优势。这个现象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为什么说工人作者的语言有优势呢？第一，他生活在最生动的语言环境里。生活里的语言是最生动的，不管是粗的，还是文的。不知为什么我们工人作者忘记捕捉和提炼。而不在工厂生活的作家们却生搬硬套一些很粗俗的话，乃至脏话，那跟我们工人的语言没法儿比呀！如果我们能在生活的语言上加以提炼，那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不注重语言，写文章，写小说，相当困难。

　　还有一个，工人作者怎样在作品里表现具有全国规模、世界规模的企业？就是说，我们写的是本钢，但它达到的高度、具备的文学规模，至少应该是辽宁的规模、中国的规模。我们目前还不敢吹世界规模，顶大被某些国家翻译。有一点注意，写工业题材不应该缺少发现和创造。任何文学，没有新的发现创造，这文学算完了。发现和创造不是技术，是人，人性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血肉的东西。为什么工厂的作家缺少发现和创造呢？大概跟他的工作环境有关。工厂生产，一切都是规范的，有规律的操作，这就受到了限制。这里我有一条经验，你既然生活在工厂你又想写作，无论如何，思想不能懒惰，思想一懒惰，一发而不可收，会一懒再懒。为什么？因为工厂生产很累，很紧张，下了班会很疲乏，愿意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喝点酒，然后睡觉。你可以喝点酒，你也可以看电视，可以睡觉，但是思想不能闲着。思想闲着的人，生命素质就会逐渐退化。同在一个地方，有的人能写，有的人不能写；有的人感觉深刻，有的人感觉肤浅。取决于什么？不取决于他读了多少书，不取决于他的思想觉悟高低，取决于文学的素质。大家都知道王安忆吧？她的头一篇作品是我给发的。老三届没毕业，初中文化，上山下乡，现在一年写多少万字。为什么，生命的素质跟生命的体验。所有有成就的人的思想绝对不会闲着。有一次我发烧很重，四十多度，好多童年的事情都说了，好了以后，我的女儿就说：你发烧的时候胡说八道。我问都说什么了？她说讲了很多可笑的事情，词不达意，语句不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我突然灵机一动，觉得人发烧的时候可以胡说八道，如果要经济发烧，要是领导发烧，要是权力发烧呢？后果多么可怕。因病发烧，儿女在旁边付之一笑就完了，我们的政策就没有发烧的时候？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待电视的问题。现在电视文化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冲击最强烈。电视实在是好节目不多。这儿不知有没有电视台的。我对天津电视台台长讲，现在电视文化简直没法办，教授学者们一方面抱怨电视没有好节目，一方面又是忠实的电视观众。你坐在那儿，干还干不下去，看又没多大意思，一晚上经常被耗掉。大家想想，五十年代大家感到时间很多，可以上夜校，可以看好书，一本书很快就看完了。现在就不行了。对于业余作者，甚至我们这样的专业作家，怎样正确地跟电视打交道，是你怎样爱护生命的一个关键。什么东西都没有，一耗一个晚上。

　　如果你想写作，必须树立一个观念，绝对不看电视。我不是一概反对看电视。有好节目还可以看。不能正确对待电视文化，你将来就变成没有文化。作家要想写东西，就得赢得时间呀！

　　还有一点，对工业题材必不可少的想象。要锻炼我们的想象力。我举个例子：《米老鼠和唐老鸭》，它的想象力让我们编也编不出来。孩子们爱看，跳跃非常快。反过来说，我们有些儿童作品，孩子们不爱看。为什么呢？第一，缺乏想象力；第二，假作天真，都是成年人假装孩子气，孩子的天真同天才的天真；孩子们的许多问题是成年人回答不上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好的儿童作品跟这有关系。由于我们缺乏想象力，因此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突然成了中国文学的主体。他们利用中国事件多这样一个优势，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所以报告文学就气势非凡。因为我们的事件本身又非常典型、非常深刻，你编都编不出来，所以写纪实文学要比虚构有时候强大得多。

　　但是，写实总是缺乏后劲儿，就是激发不了想象力。还是要培养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才叫才气。什么叫才华呀？对于作家来说，才华就是新鲜而深刻的感觉。你有新鲜、深刻的感觉，你就有才华。这个新鲜而深刻的感觉有时候取决于活的灵魂。我为什么在灵魂前边加一个“活的”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灵魂发呆。有时候你走在街上，走到百货店里你仔细观察我们的同胞们，你不知他在想什么，他脸上发呆、发木。我们只要求自己的灵魂不要发呆。你如果灵魂发呆，感觉就会迟钝。什么最珍贵？活的灵魂对作家来讲最珍贵。世界分两块，一块是物理世界——当然这是现象学派的，一块是心理世界。物理世界，话筒、桌子、礼堂、灯、机械、本钢；心理世界，自己、灵魂。物理世界是灯就是灯；但心理世界，每个人都不同。作家就是用你的心理世界感应物理世界，然后把这种感应表达出来。这种感应的标准就是追求深度、深刻。

　　还有三分钟就到时间，大家还不递条子，这说明本钢的同行不是一般的老实，是非常的老实，非常善良，非常宽厚，非常理解我的难处，唯恐我答不上来。我曾在有的单位接到一书包条子，那些条子是向我提问，我也非常愿意回答这些问题，那非常精彩，效果很好。不是我讲得好，是那些问题提得好，提一个好问题就是天才的一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说明本钢的同行非常深沉，非常老练，非常圆熟。

　　第二，你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频率，就像电视台一样，几频道收什么，几频道收什么。社会、人生不断变化，你总得调整自己，你不调整就收不到。

　　第三，你要相信自己有责任了解一切、面对一切。你可不要以为我们是本钢的，我们就写自己。你要有信心，敢于面对一切、了解一切。不为天下所驾驭，要驾驭天下。这句话是政治家的话，我们拿过来为作家所用。

　　总之，对一个作家来讲，唯一有价值的，能给你带来好处的，就是新鲜的感觉，或者是生气勃勃的创作朝气、创作灵感。

　　今天是认真做了准备，但是谈得非常沉重。为什么这么沉重呢？我不知为什么陷到一个理论圈子里去了。我以往的感觉，如果陷在理论圈子里边，效果就不好。但是今天我非常感动。本钢的作家是相当有基础的，是相当有教养的。因为今天讲的完全是干货——什么叫干货呢？就是把“饺子”捞了出来没带汤。这全是我前一段时间对文学的思考，是我总结出来的。当然有的地方说的是“绕口令”，非常绕口，但都是我自己提炼出来的。今天很好，说明大家很理解我，不管我讲错讲对，大家听进去了，表现得非常有礼貌。时间这么紧张，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谈文学，这么认真听，一直坐到底，我非常感动。谢谢诸位。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1989年12月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