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要怀旧，有“旧”可怀是一种美好。甚至连过去的灾难，回想起来都是愉快的。

　　一九七六年——是我命运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年。年初发表了自鸣得意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两个月后这篇小说就成了大毒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工厂专为我组织了七千人的批斗大会，而且是用纱布蒙着半边脸站在批判台上，因为在被监督劳动时，一造反派用砖头砍破了我的右脸，当时他的砖头如果再上移一韭菜叶，我就成独眼龙了……

　　看来所有倒霉的事都叫我赶上了，可到了十二月份又突然被恢复车间主任的职务。工人们私下里传，是因为积压完不成的生产任务太多了，全厂各车间都不得不起用一批生产骨干。

　　我是学热处理的，毕业后却一直干锻造。重型机械厂的锻压车间有职工一千多人，分水压机、锻造、热处理、粗加工四大工段，一万多平方米一跨的厂房共有四跨。我战战兢兢地一坐到主任的位子上，立即就明白厂部这么急急忙忙让我出来的意图了，说白了就是让我干活。前些年工厂以“革命”为主，生产断断续续，订单压了一大摞，有许多十万火急的任务排不下去。如：十二点五万千瓦发电机的转子、大型柴油机的七拐曲轴、火车轴、巨型轮箍……真是“百废待兴”啊！

　　“兴”就得干，干就要有机器，我们是生产工作母机的，重型机械这一行不先干起来，整个工业就难“兴”。我被闲置了几年，正渴望干活，渴望站到六千吨水压机的指挥台上一展拳脚——那是一个锻工最风光的时候，只要你手指动一动，立刻便轰轰隆隆，势如奔雷，火星迸射，天上地上一片通红，仿佛是创世纪的大爆炸即将发生，你将感到自己力大无比，无坚不摧。

　　二百七十五吨天车的长臂就像是你自己的手臂一样，轻松灵活地伸进一千二百度高温的炉膛，钳出烧得通红的几十吨乃至几百吨重的大钢锭，像夹着一座火红的小山，放到水压机的锤头下面，而后任你击打，锻压，揉搓，坚硬的钢锭变得像面团一样，随着你的心意不停地变换形状，直至成为一件合格的锻件。这时候，你脸被烤得生疼，工作服被烤得冒烟，安全帽下面大汗蒸腾，却也痛快淋漓。

　　不喜欢钢铁，不热爱锻造的人，是不可能体会得到那份劳动的快乐的。锻打也是一种创造，我怀着刚被起用的兴奋和紧张，倾全部精力投入工作。能自己干的就不指挥别人，能动手的就不动口，哪儿缺人就顶到哪儿去，我成了“全天候”的机动工，常常是日班连夜班，下了夜班上日班，一周一周地回不了家。唯一感到欣慰的是生产越来越正规，多少年积压下来的订货合同在逐一兑现……

　　每到月底，全厂的生产计划如果还差个几十万元没完成，厂部就派给我，对我来说多创造几十万元的产值不过是小菜一碟。当许多年后我被调到作家协会，看到机关的人天天为经费犯愁，为三五万元，乃至三五千元就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很后悔离开了工厂。倘是还当着锻压车间的主任，每月加一两个班就足够养活作家协会的。

　　随着生产的不断提高，我们车间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当时长江以北就只有我们这一台六千吨水压机，大型锻件都要拿到我的车间里来干，国家领导人也轮番到车间里来视察，有外国要人到北京访问，只要是想看工厂的，也大都会到我们车间来感受一番大型锻造的场面，这使我原本已经够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了。

　　可越怕出事就越容易出事，一次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来参观，赶上那天刮大风，车间顶部的天窗被打碎，一块大玻璃斜棱着从天劈下，只差一点儿没有把亲王随从的脑袋给开了，我真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事后爬上三十多米高的车间顶部，亲自一块一块地检查玻璃。

　　另一次是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来，六千吨水压机正在锻造一个一百七十吨的钢锭，干得正紧张的时候锻造天车的兜链断了，通红的大钢锭就晾在砧子上。幸好当班的工人都是技术高手，只用了几分钟就换上了新链子，正围着看热闹的头头们都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妥，想不到当过洛阳矿山机械厂厂长的纪登奎倒很内行，当场问了一句让厂部头头下不来台的话：“你们的设备有定期检修制度吗？”

　　厂部领导满脸怒气地转身看着我，这是转嫁责任，我知道自己的车间主任大概是当到头了，就索性实话实说：“检修制度是有，三年一大修，一年一中修，由于生产任务太重，大修计划一推再推。”

　　纪登奎摇头：“这么大的厂子，这么好的设备，管理要有制度，一味地硬拼要把设备都拼坏了呢？”纪登奎走后厂部没有马上追究我的责任，却让我把急活赶完了就安排大修。

　　在大修的时候由于连续多日睡眠不足，我在空中检查加热炉的烧嘴时一脚踏空，从十几米高的炉墙上倒栽下来，登时就死过去了。据说人在死亡的一刹那是非常美妙的，身体飞扬，灵魂喜悦，见到了活着时想见而见不到的人……我却没有体验到一点有关死亡的美妙，当时似乎只闪过一个意识：“坏了！”后面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生命说脆弱还真脆弱，碰上偶然事件眨眼工夫一条命就丢掉了。说强大也很强大，一个小时以后我又恢复了知觉，是在疾驶的救护车上，赤身裸体躺在担架上，旁边坐着厂部卫生所的医生。我动动腿脚晃晃脑袋，不疼不晕，知道自己没事，就希望救护车能掉头回厂，不然我身上只穿着一条短裤，怎么见人？医生却坚持要把我送到当时全市最权威的总医院检查一下……

　　那个时候，城里人少见多怪，爱看热闹，救护车鸣叫着一进总医院，后边就有一大帮人跟在车后面跑，救护车停住后，这一大帮人便立即围了上来。里面也有救护人员抬着担架跑出来，车门一开见我穿着裤衩自己从车上走下来了，围观的人开始七嘴八舌地指指戳戳，他们大多把我当成踢足球的了……

　　我红着脸不敢抬头，真比刚才被摔死还难受。厂医领着我出这个门，进那个屋，从头到脚检查了一番，最后只给了我四粒止痛片。厂医的家在市里，他说要回家，就从口袋里掏出三毛钱让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厂。厂子在北郊区，回去需要倒三次车，我赤身裸体怎么去挤公共汽车？只好躲进总医院的厕所，隔窗盯着大门口，等待车间来人给我带衣服来。我了解自己的工人，他们不会不管我的。

　　也许就因为那次我为厂子贡献出了一个多小时的生命，人都死过一遭了，可以既往不咎，厂部没有为掉玻璃和断链子的事处分我，让我风风火火地一直干到一九八二年夏天，市里下令把我调到作家协会。

　　但，至今我仍然怀疑那次调动是否值得？也许工厂更适合我，我也更适合工厂。

　　1999年10月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