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没有经验的小演员不怕正式演出，倒惧怕彩排。演出时台下坐的都是生脸的人，自己化好妆把脸一拉，尽可以放开手脚表演。彩排就不一样了，眼前坐着领导、导演、编剧、老前辈、同行们，都是行家，于是这位小演员就慌了神，手足无措。我现在就是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因此只好讲讲自己在创作上的痛苦。

　　一个人能成为作家走上文坛，取得社会和读者的承认，那他就一定有自己独具的才情和创作个性。这个作家今后的任务就应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些属于他自己独有的才情和个性。每一个作家都需要不断向前辈和同辈的作家学习借鉴，汲取养料。如果没有这种学习和借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把一个作家简单地同另一个作家相比是不妥当的。正像不能拿《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相比一样，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别的作品所不能替补的特殊价值，缺了哪一部作品，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都是个遗憾。文学的殿堂是异常博大的，容纳越多越辉煌，单调和贫乏对文坛来说就意味着衰败。文学的巨流不歧视每一条小溪，相反倒是汇集各条支流，变成奔腾的江河。小溪不必因有大江大河而惭愧，甚至没有勇气让自己的细水继续流下去，只好枯死。我若是一开始就以曹雪芹为标准，就永远拿不出第一篇作品。和同辈的作家之间也是如此，各人的思想、经历、天资不一样，生硬地相比是不恰当的。因此，只有自己比自己，才是具体的、实在的、有现实意义的。

　　文坛上竞争犹如爬山，山很高很大，谁也不挡谁的道。有人在不断攀登，向珠穆朗玛峰前进；有人则停在一个高度很难前进，在同一个等高线上绕圈子，迂回不前；有人甚至要顺坡滑下去。下滑是很容易的，我甚至觉得背后有一股力量老是在推着自己走顺坡路。创作到了一定的程度，要躲过别人并不是很困难的，要躲过自己却不那么容易。我每写一篇作品仿佛都是给自己竖起了一个路障。从学习创作到现在，我每写一篇作品，在主观上都争取和前一篇作品有不同的面目，给人一点自认为是新的东西。现在回头去看，有些作品达到了自己的设想，有些没有达到，甚至失败了。但不论成功与失败，这些作品都是我自己的亲生“儿子”，组成了一个我所了解的工业战线的人物系列，有各式各样的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在别人看来，这些人物形象也许是矮小的、干瘪的、奇丑无比或者不像人样。可是在我自己的文学的小屋里，一个个都占有一块位置。

　　一九七九年我写了《乔厂长上任记》，此后我用另外的格调写了《晚年》、《基础》，不大理想。一九八〇年改弦易辙，写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和《开拓者》。我还有一种苦心：描写领导干部的形象是给青年人看的，写青年人是给干部看的。一九八一年又写了《赤橙黄绿青蓝紫》，每年都力争拿出一两篇自觉稍微有点味道的作品。现在却是一个人物一堵墙，堵住了自己的道路。要想继续提高，非得有很大的跨度——从自己设置的障碍上跨过去。要想实现这一点是十分艰巨的。

　　有大气魄才有大规模。人类发明了蒸汽机，带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世界因之而变样了。五十年代初，由于半导体的出现，世界掀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规模是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潮流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顺利地走过来。但是我们要写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必须了解这个总的社会背景。古今中外不论哪一部名著，都有它自己的巨大而复杂的社会背景做“底色”，没有这个“底色”，作品的社会价值、时代价值就无从谈起了。一九七五年我写《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时候，就想尝试着按生活本来的面貌，展开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让文学适应生活，而不是让生活去适应文学的某种模式。工厂里有个好朋友，他热衷于写“乡土文学”，我虽然不懂得什么叫“乡土文学”，但是支持他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并提醒他注意自己那个“乡土文学”的“底色”。现在已不是陶渊明的田园诗式的时代，也不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而是八十年代，由于电子计算机、机器人的出现，世界正面临着第三次工业革命。我问那位朋友：你那块乡土上施不施化肥？你那块乡土上的庄稼长了虫子打不打农药？你那块乡土的上空有没有污染？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对人物和细节的处理就完全不一样了。假如有这样一个情节，村子外面有条小河，一个知识青年考上了大学，喜气洋洋地走在河边上，看到河里的鲤鱼跳出水面，作家可以借此发挥，说这是象征着吉祥如意，鹏程万里。还有一种处理方法：知识青年没有考上大学，非常懊丧，跑到河边去生闷气，也看到鲤鱼跳出了水面，他十分惊奇，捧起河水一闻，臭烘烘的，原来鲤鱼在水里憋得喘不了气，只有跳出水面才能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这个知识青年受到启发——何必苦苦去跳龙门，眼前就有题目好做，去拯救这一河鱼类吧！这两种处理方法，哪一种更真实、更典型呢？当然是后者反映生活更深刻，表现时代气息更强烈。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也一样，仅仅写了些新术语、新名词，比如竞争呀，工业心理学呀，人机工程学呀，行为科学呀等等，这不叫突破，真正的突破，还得在人物上，在典型性上下功夫。作家的注意力要紧紧盯住不断发生变化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身上。时代和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也必然跟着发生变化，文学应该表现的是这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人。

　　五十年代，人们晚上回到家里就是看书，现在晚饭还没有吃完就打开了电视机。看书和看电视的精神状态绝不一样。文化修养、道德修养、心理都会发生各种微妙的变化，作家不可忽略这种变化。我再举个例子：车间里有一对双职工，过去上中班的丈夫上午在家里把饭菜都做好了，临走时用粉笔在水泥地上写下应该告诉妻子的话：“淑芬，米饭已焖好，没有菜，晚上你自己想办法。”妻子下了早班，回到家先看地，像工厂的交接班一样，水泥地上有丈夫的交班记录，她看完就用脚把粉笔字涂掉了。现在呢，妻子进了家，先按一下收录两用机的开关，房间里荡起一阵《风流寡妇》的音乐，然后传出她丈夫的声音：“亲爱的淑芬：米饭已经焖好，我买了三斤排骨，炖得稀烂，全给你留着哪……”生活形式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人们的心灵能不改变吗？作家要捕捉的正是在这新的时代、新的社会背景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心灵深处各种欲念的膨胀、消失、变换；各种舒展的和扭曲的灵魂。创作不同于任何职业，没有轻车熟路可走，不存在越干越熟练的问题。也不会有闯出一条路，就可以吃遍天下的事。我们工厂里的业余作者非常羡慕那些大作家，认为他们功成名就，连洗脚水也会有人要。我不相信有这种事，即使是名家，当他拿不出新的东西的时候，读者虽不会否定他的过去，但也不会买他现在的账。对作家来说，重要的当然不是争得公众的喝彩，而是老老实实地写自己的小说，不断地补充和积蓄自己的创作实力。

　　创作有点像爬山，要想登上峰顶，沿一条直路是爬不上去的，必经曲折迂回。有的朋友对我讲：“你就沿着创作‘乔厂长’的路子走下去，没问题！”实际这是不可能的，我写完了“乔厂长”，就想丢开这条路，另找一条途径。因此我好像老是处于产前的痛苦期。要想有一点长进，真是太难了！诗人们说过这样的话：文学是海燕，顶风飞得高，如果老被顺风吹着跑，很难会写出有味道的作品。越是没有人理，没有人问，闷头苦干，越容易出成果。北京化工学院的一个同学随意说出的一句话令我非常震惊。他说：“×××就是那两下子，我已经看透他了……”对于我的作品，他说：“以前认为你只能写乔厂长之类的领导干部，大刀阔斧。今年看了你的《螺旋》，觉得手法挺特别。特别是看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猜不透你以后还会写什么……”这当然是鼓励我，但我仍然感到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老是思考着他那“看透了”的理论。常言道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读者是十分精明的，作者靠形式上的哗众取宠，玩花活儿、故弄玄虚、抓住一点事情就演绎成一篇小说等等，都是支持不了多久的。你肚子里有没有真东西，他们一清二楚。我主张作家要懂得一点读者心理学，要想不被人看透，作家就应该像一架山，有岭，有洞，有草，有树，大山洞里还套小山洞，从东面看和从西面看形状不一样。这就要求不断有新的思想供给读者（这里的思想不是指政治思想，而是泛指文学作品的内容、主题、人物等等）。形式的变化是容易的，技巧也是可以学来的，而对生活新的发现，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却是从别人那里学不来的。而这些正是创作的源头活水，是一个作家能否被人看透的根本所在（希望我的话不要被人误解为作家只要不被人看透就是好事，如故意脱离群众，摆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搞神秘主义，也会为读者所不取）。艺术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生活，作家失去了对生活不断进行研究和探索的兴趣，他离枯竭就不远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倒是给自己想了一条出路：脱离文坛，沉到生活中去，一边看书一边研究生活，两年后保准比现在强。

　　在当前国家经济调整时期，人们的思想也在调整，起伏变动很大，人物、心灵、个性，五花八门。如果作家失去了对这一特殊时期人们思想变化的研究，真是莫大的遗憾。与此同时，读者的欣赏力也在调整，他们希望从作家这里得到营养，并且他们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满足他们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女排夺得冠军的那天晚上，医院里的死亡率提高了好几倍，许多冠心病患者手里拿着硝酸甘油观看比赛。公安局的统计数字说明，那一晚上犯罪率显著下降。是什么力量拨动了大家心里那根共同的弦呢？如果有哪一部文学作品也拨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弦，怎么会不轰动！十年动乱期间，大家都被压着，人人憋着一肚子话，所以打倒“四人帮”后，开头几年揭露“四人帮”罪恶的作品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现在不同了，读者要求作家挖得更深，站得更高，拿出真正的艺术品来。

　　对我来说，要克服把自己推向平庸的惰性是相当艰巨的。因为肚子里材料不少，写那种一般性的东西不费多大劲，很轻巧地就可以交账。有时就给自己找台阶：算了吧，干吗非要自找苦吃，每一篇都要求拿出点新东西？你又不想当什么大作家，写出来能够发表就行啦。其实自己心里很清楚，在写这种东西的时候，并没有处于“最佳竞技状态”。写作要有冲动，有时小冲动，有时大冲动，当心里响起了一股旋律，人物自己已经打起架来，那就是要进入“最佳竞技状态”了。要紧的是抑制那些小冲动，等待“最佳竞技状态”的到来，像酒一样，藏的时间越长，味道越醇。但是要稳住自己，却需要有清醒的理智，极大的决心。要克服自己太难了！但是没有别的出路，不能欺骗自己，安慰自己。要征服自己，超过自己。超过了就是胜利，就从一米九的记录上到一米九五。

　　文学是严厉而苛刻的，但是对那些赤诚而坚强的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偏向的。文学喜欢垂青于那些真正懂得怎样追求它的人。越是思想深刻的作家，越理解文学的深情，懂得文学的召唤，懂得为什么在创作的道路上，坎坷连着坎坷（坎坷不单指政治批判之类的灾难，而是泛指创作本身的失算），懂得在千辛万苦中，享受创作的欢乐。

　　让别人去做生活的骄子吧，要想当个作家，你的使命就永远是开拓！正因为如此，你可能要遭受各种各样的磨难，但也会受到人民的同情。要开拓，就要准备足够的勇气和毅力。

　　工业题材向哪里突破？

　　文学只姓“文”，不姓工，不姓农，也不姓商或其他。一个工厂的产品如果总是“出口转内销”，只能处理给本厂职工，那这个工厂就要倒闭了。文学，就应该打到社会上去，就应该取得人类的承认。“工业文学”的前途是去掉“工业”，只剩下“文学”。社会高度发展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没有任何差别，如果有哪位作家还打出旗号专门写工业题材，岂不可笑？

　　由此我想到表现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常常使一些人不爱读。这不能怪读者，只能怪作品本身有“工业”，无“文学”，或者“工业”多于“文学”。

　　社会在每个人的心灵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投影，就像地球把它的投影留在纸上变成地图一样，文学应该通过人物的心灵立体地反映社会，或者把它叫做“形象的心电图”。对乔厂长这个人物，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不管你说他民主也好，不民主也好，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事，目前还就得有这样的人来办，因此现在生活中一出现了好干部，有些群众就习惯地称他为“乔厂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不管用传统的写法也好，用现代带点洋味的写法也好，你的人物形象必须有强烈的中国民族特点。用洋手法写出中国人的典型，仍然被人叫好，用传统手法写出的人物带有外国味，不像中国人，读者也不会欣赏。一部好的作品对后人应该有其文学价值。退一步说，即使文学价值不大，也应该有一点历史价值，也就是资料价值，为后人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提供一些关于社会的生动的资料。

　　现在的作家描写人物谁也离不开理想和现实的问题，有人喜欢把一切“好人”都称做“理想化的人物”。“理想”成了贬义词，仿佛一牵扯到理想，就是不真实的，虚假的。我认为恰恰是这些人颠倒了“理想”一词的概念。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没有理想就活不下去，不论是灵魂高尚的人物，还是平庸无奇的凡人，他们既然活着，就有自己的生活目的，就有自己的理想。理想和现实像骨头和肉一样不可分开，没有脱离现实的理想，也没有不带理想的现实。问题是不要把幻想混同于理想。那些喜欢用“理想主义”来指责作家的人，他就没有理想吗？他能把一个人物拆开，指出这是理想的，那是现实的吗？一个成功的、真实可信的典型形象之所以取得了人们的承认，就在于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了生活的现实和理想。

　　因此，理想不是作家故意加上去的，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进入作家的创作，成为人物的血肉。所谓给作品加点“亮色”、加上个“光明尾巴”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凭理智硬加上去的东西必然同作品原有的情绪格格不入，使人物好像披着两层皮，既不可信又不可爱。我写“乔厂长”时，知道生活中有许多乔厂长，深信他那一套办法能管用，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胆量去做乔厂长。我调查了几十个单位，凡是有乔厂长式的干部的单位（不论工厂、机关、学校），工作都比较出色，那儿的群众对干部的感情就不一样。至于乔厂长这样的人结局会如何，那是另一回事，作家不能为生活占卜。现在我倒真是羡慕当初塑造乔厂长这个人物时的那股热劲和激情，这个形象不是“加亮色”加出来的，而是出于对生活的一种坚强的信念。眼下我缺少的，正是头脑里这种坚强的激素。

　　作家渴望到生活中去，不是故意去寻找什么“光明面”、“黑暗面”，也不单纯是寻找创作素材，唤起创作冲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补充精神营养，为头脑里注射“坚强激素”。诚于中，才能形于外，作家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他笔下所反映的生活才能给读者以信心。庄子说：“不精不诚，不能感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

　　据有经验的同志跟我讲，文艺界和变戏法的一样，有一条人人心里都很清楚的规矩：不能在同行面前兜自己的老底。我今天亮出自己的底牌，讲了目前我在创作上的苦恼，是希望得到老前辈和同行们的指点。

　　1981年7月2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