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拜年”声中编好了这本书，遂叫做《拜年》。

　　然而，我却厌恶拜年。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对过年有一喜一忧：喜的是可以尽情放鞭炮；忧的是在大年三十的子夜吃饺子前，要给所有比我大的人磕头拜年。此后三五天，还要一股劲地磕下去。磕得膝盖痛肿还不算，更令人发窘的是必须口中念念有词，论资排辈，准确地叫出各种称呼，往往臊得我满面通红。而且由于自己跪着，很容易把别人看得过分高大，甚而丧失自信。

　　现在，拜年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少磕头，一般都用嘴对付。可以用来表达关怀、慰劳、团结、尊老爱幼，也可以靠它套近乎、拉感情、维系各种各样的关系。真是手段简单，奥妙无穷。通过这种很普通的、极常见的生活现象，不能解剖当代复杂的社会关系吗？不能看到各式各样当代人的灵魂吗？

　　能不能说，文学的最高目的就是让人们更深刻地了解生活呢？倘如此，作家就首先应该不知疲倦地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探索，随着这种探索的逐步深入，其文学形式也必然要随着发生改变。打泥土层同打岩石层的钻头是不一样的，从一百米打到五百米，总要换钻头的。

　　收集在《拜年》里的中短篇小说，基本上都是一九八二年写的。这是我进行试验的一年。试验的成败得失暂且不论；探索是否碰上了“鬼打墙”，使我仍在原地兜圈子，也先不提。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在创作中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却又不够成熟，缺乏经验的作家，应该每一年都要进行新的试验和新的探索。创作无“老本”可吃，更何况本身不老。

　　但一年下来，关心我创作的朋友们众说纷纭。有人说《宝塔底下的人》、《拜年》、《招风耳，招风耳！》太“冷”了，并为我担心，以为我在进行一种“危险的创作试验”。有人说《今天星期二》、《值班》、《种瓜得瓜》太“损”了，似乎有那么点“缺德”。其实，对社会的批判不能简单说成是“缺德”，敢于嘲笑自己的人，是自信的表现；没有幽默感，缺少的往往是智慧。也有人说《锅碗瓢盆交响曲》太“热”了，《九大行星的悲剧》太“玄”了……

　　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别人的议论要听，自己心中也要有主见。纵使试验全部失败，也比不试验强，至少知道了哪条路是行不通的。心中有了失败的教训，总比茫茫一片空白要充实，更何况试验未见得是“全部失败”。“冷”也好，“损”也好，在作家心中的土壤里，责任和痛苦却能播种和催发文学的种子。

　　我对自己去年的试验结果也有许多遗憾的地方，构思时是一个样子，写出来是又一个样子。比如《拜年》里的故事，原想在家属大杂院里展开，通过两个命运不同的女人反映两个不同命运的男人，武戏文唱，在厂外写厂内。然而一开手写，就破坏了原来的构思。通过《锅碗瓢盆交响曲》，我想告诉读者的绝不仅仅是个“改革”的故事。现在确实使某些读者产生了这样的误解。优秀的小说应该指示出现代人的精神世界，通过人和社会的联系，让读者意识到主人翁的价值，看到生活的失败者性格中的悲剧因素。我想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当代青年人摆脱旧轨道、创造新生活的勇气，以及他们思想上发生的深刻变化和个性的复杂多变。但想得好，做得差，心有余而力不足。

　　总之，我力图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表现人的心理奥秘，企望刻画出一个立体的全景社会。因而只能再继续试验下去，摸索下去。停顿便无出路。

　　于是以这个“试验小结”权做序。

　　1983年3月于天津芥园里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