萱草
苗花煮食消食无忧,食根下水气。
前段时间买了本漓江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度中国最佳杂文》,一直将其当作权威来读。不想昨天又看到了一本最佳杂文,该书是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中国最佳杂文》。前者所收百余位作者的130余篇文章,后者收了62位作者的148篇文章。细细比较,我所崇敬的许多杂文作者虽大多榜上有名,但两者差距仍然颇大,后者很有名的,前者没有影子,前者蛮有文采很见思想的文字,后者也不见踪迹。书的主编都相当有名气,加上自己对杂文又没有太多的研究,不便评说,但实在有疑问不能解惑。
辽宁版的“宣言”为:“为给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更是替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优质版本”、“数位文坛宿将倾力协助,众权威精心编选”。漓江版的“说明”则为:所收作品“无论思想含量还是艺术水准,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花最少的钱享受中国当代文艺的最新成果”。这样说来,一般的作者是辨不出优劣的,甚至像我这样平时还写些杂文的人也云里雾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的一位在杂文界名气不小的朋友,在漓江版中入选两篇,主编还在序言中肯定一番,但在辽宁版里,影子都没有。这样的事情不是个别的,起码有好多位。
其实,即使评选的标准一样,但如果让不同的人来评,选出的结果也不会相同的,这是正常不过的事情。问题是,这个连评选者都心知肚明的事情,为什么选编者还要拉出一副“中国第一”的吓人架势?简单点说,这是在商业运作,弄几个钱花花而已。因为这类书有一些销路,出版社也乐意做这样的事;因为有钱赚,编辑们更乐意做这种便当事。这样做的结果是,谁都标榜是“权威”,谁又都狗屁不是。这么多的版本,你叫读者相信谁?
我说了一些偏激的话,实在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产生了写此文的“灵感”后,索性跑到专门的书店好好地搜寻了一番。据我不完全查寻,除了上述两家出版社出了品种繁多(漓江多达二十多种)的“最佳”外,还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最佳散文、最佳短篇小说、最佳中篇小说、最佳儿童小说、最佳翻译文学,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编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中国散文精选、报告文学精选、诗歌精选、短篇小说精选、中篇小说精选,由《北京文学》和老舍文学基金会编辑、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排行榜,还煞有介事地分短篇小说第一至第五名,中篇小说第一至第五名。漓江、春风甚至还出版了2001年中国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最佳作品或作文,至于单行本的被冠以“2001年中国最佳”字样的书那实在无法一一例举,一是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二是有关出版部门我想也肯定不知道究竟出了多少。
这么不厌其烦地列举,除了叹息,更多的是无奈。在中国这么大的图书市场上,目前至少还想不出有效的办法来遏制这种“最佳”的出版势头。沿着“最佳”的思路,再细细观察,书市上那种跟风的东西更要警惕。比如,《谁动了我的奶酪?》出版后,紧跟的就有《我能动谁的奶酪》、《学会做自己的奶酪》、《谁切了奶酪?》、《奶酪的52个管理忠告》,及至最近的《我不想动你的奶酪》,还冠之为“颠覆版”、“对颠覆的颠覆版”,一时书市上“奶酪”味重重的、腻腻的。再比如,中国加入WTO后,书市上一下子就冒出三百多种书名大致相同、内容也差不多的WTO读物,没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真辨不出谁抄袭谁。这种现象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不仅图书大量积压,弄得求知欲望极强的读者也无所适从、叫苦连天,叫我信谁呢?结果还是什么都不相信,就是书上说得也不要相信,真是作孽啊!
如果将“最佳”一类的东西看作是产品(其实就是产品)的话,那么,广告法上有明确规定不可以用“最”宣传,否则就是欺骗顾客,是要受到有关法律查处的。言重了。
就我的读书经验而言,世上真正有用的书,数量是极有限的,因此也就没有必要非得以什么最佳来沽名钓誉。佳不佳的,读者眼里最有数,他们不认编者的名气,更不认封皮上那“中国最佳”字样。 病了的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