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思子

　　通九窍，去心腹邪气。

　　70年代的法国，曾有一帮女权运动者高呼这样一个口号：女人不需要男人，就像鱼不需要自行车一样。过了20年，当地却开了一家名为“鱼找自行车”的婚姻介绍所。对于女人到底需不需要男人，我并不想从技术上论证，即便那“克隆”技术成熟得像现在刮宫那样方便，我也料定不会有多少人赞同鱼不需要自行车的。

　　促使我写这个话题的原因，是这两天新闻在炒一个来杭州的世界热门人物斯蒂芬·霍金。

　　霍金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我们大家都看到了那张坐着轮椅歪着脑袋却笑咪咪的有些畸形的脸，都知道他很伟大，但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伟大。无庸讳言的是，智力上是巨人的霍金，在身体上却和新生婴儿一样需要别人的帮助，说白了，他从非常年轻的时候起就已经无法行使对妻子的义务了。这时候，最痛苦的应该是霍金太太（简·霍金）了。她在《霍金传》里将情欲和责任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一种选择是，和心仪的乔纳森组建一个新家，从而结束自己的痛苦；一种选择是，家庭将继续作为家庭存在，简·霍金也可以变得完整、健康和幸福。但后来有一种力量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变成了神圣、自由和无拘无束的柏拉图式的关系。比如，在周末的夜晚，他们当着霍金的面练习和演奏音乐，他们相互吸引和由此激起的难以控制的情欲在音乐中得到了升华。

　　在咱们中国，这样的事一不小心就会渲染成“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从而掀起全体女同志向“她”学习的热潮，“她”于是被套上一道厚厚的重重的道德枷锁。潘金莲因为进行了“心灵的选择”，从而被人们深深地钉在了“水浒”的历史耻辱柱上，因为人们有理由相信，即使武大那样的自行车，也是需要鱼的。

　　鱼，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孟夫子教导我们说要舍鱼而取义也。然而鱼还是去找她的自行车了。1990年，简·霍金与斯蒂芬生活了25年后离异，她究竟去找哪辆自行车，我们不得而知，也没必要知道，那是人家的隐私。这次陪同霍金先生来的是1995年和他结婚的梅森，这里面又有多少故事我们也无法知晓，但它并不影响我谈鱼和自行车的话题。

　　前段时间的央视“今日说法”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鱼和自行车的“很有趣”的典型：一个是男方带着不能履行妻子义务的前妻重新组建了家庭；另一个是女方带着不能履行丈夫义务的前夫重新组建了家庭。通过归纳这些实例，我们于是可以将上面的责任分成法律和道德两类，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在此以前很少看见符合法律却不道德，或符合道德却不合法律的例子，但随着法制的完善，这种割裂开来的例子也不是不会发生（负心汉或负心女有时往往是合法的），因此我认为，既要鱼又取熊掌之类的事不应该大力宣传，舍鱼（或自行车）而求义之类的事更不值得人们效仿，一切都要尊重鱼们的基本权利为上。

　　将痛苦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显然是不道德的，无论你以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也就是说，鱼有找自行车的权利，自行车也有找鱼的权利，只要在允许的框框内。这样拿世界伟大的科学家来做例子，似乎有些不恭，但我实在是为简·霍金（不知她有没有改名）的再次选择高兴。 病了的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