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人我认识”，安忠良很难过，盯着证件上的照片看了好久，镜片后面的凸眼睛蒙上了一层泪光，“真想不到他会堕落到这等地步！竟暗算我们同胞向东洋鬼子去请赏！”安忠良把那个盯梢者的证件和函稿扔进了火焰正旺的壁炉里，连同执委会的许多文件一起烧了，才又转身把郑少白按在一把牛皮蒙面的靠背椅上，说，“好了，少白，这事过去了，别多想了，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吧！”

　　安忠良转过身，两只手按着面前的案桌，单薄的上体向前倾着，湿漉漉的长头发挂到了颧骨隆起的脸颊上，两只凸暴暴的金鱼眼微微上挑，越过金丝眼镜的上框，打量着散坐在客厅里的二女五男七位执委：“诸位，情况十分紧迫！卖国的北京政府，反动的军阀赵玉林终于撕开假脸具，和日、英帝国主义公然站到了一起。赵玉林的第三旅日前开进了清浦，我们在座每一位同志的头颅都被标了价，罢工工友每天都在流血，情况相当严重！”

　　郑少白侧着身子，把一只手搭在椅背上，愣愣地盯着安忠良的瘦脸看，紧张地等待着这个工团领袖和革命党首领的进一步指令。他极希望这位首领能马上把关于撤退的问题明确提出来，并作出决定。其实，事情很明白，工友们的肉胸脯根本挡不住赵督办第三旅大兵的热枪子。那位督办大人可是杀人的好手，你敢硬拼，他就敢架连珠枪，这狗日的两年前就用连珠枪对付过省城示威的学生。

　　“……然而，须说明的是：我清浦各界联合发起的这场历时一百四十八天的总同盟罢工，已经严重打击了日英帝国主义在清浦的侵略势力，有力地声援了上海、青岛、广州的国民运动，已经获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功！”说这话时，安忠良攥起拳头在空中挥舞了几下。“据清浦各行业工会负责之人报来的情况看，日英帝国主义在清浦工厂公司损失严重，大兴纱厂、东方机车厂濒临倒闭，永康、永福二厂已在做撤退回国之准备。在这一百四十八天之中，我广大工友，我各界国民给日英帝国主义分子制造的直接的资本利润损失，当以日元数百万计啊！”

　　坐在安忠良身边的联合罢工委员会副委员长郜明也将身子探到桌案前，插上来强调说：“更重要的是：此次国民运动，充分显示了我劳工阶级的力量，表现了劳工阶级的献身精神和革命热情。三万工友在这场反帝工潮中认清了帝国主义者和他们走狗的嘴脸，虽然流了一些血，也积累了斗争经验。过去我们说：‘世界是劳工的’，有人摇头，说这是空话。今天，我要说：‘清浦是劳工的’，想来不会有人再摇头了吧？！这一百四十八天的光荣的斗争，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大演习！当全民族解放的曙光笼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挣脱锁链向属于自己的光明的世界迅跑的！这也是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成功……”

　　两位革命首领都大讲成功，不提撤与不撤的问题，郑少白憋不住了，把脖子脑袋伸出老长，愣头愣脑地问：“安先生，郜先生，你们快说说眼下吧！眼下咱们咋办？方才安先生也说了，赵督办的第三旅都开进清浦了，咱……咱总不能等着挨抓，挨……挨杀头吧……”

　　郜明挥了挥手，打断了郑少白的话头：“好，时间很紧，听忠良兄说吧！”

　　安忠良镇定自如地把挂在额前的头发向脑后一甩，扶了扶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又把两只手按到了桌案上。“郜明先生说得对，本席也认为劳工阶级在斗争中的光荣觉醒是我们此次成功的一大标志。但是，这整体的觉醒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劳工的个体的坚定！今夜跟踪郑少白的家伙过去也是个劳工嘛，我认识的，他就堕落成了向帝国主义领事馆讨赏的走狗！而由各行业工团领袖们组成的联委会中，也有人向警察厅和赵督办告了密，要一个个卖掉我们的脑袋哩！”

　　“谁？”

　　“是谁？”

　　“怎么回事？”

　　最先是郑少白，随即客厅里的其他执委也纷纷询问。

　　安忠良摇了摇头：“这人是谁目前还不清楚，只知道在座诸位每一位同志的姓名、住址和经常出入的场所，已被警察厅和赵督办的侦缉队掌握了！明天，唔，都下半夜了，应该说是今天了，今天上午，他们就要分头行动，进行全城大抓捕了！”

　　郑少白的心头“咯噔”一跳，只觉得头皮发麻，浑身发凉。乖乖，他和这一屋子人都被赵督办和警察厅抓在手心里了，眼见着要大祸临头了，这安忠良和郜明二位先生还有心思开会呢，还他娘的大谈成功呢！也真难为他们能沉得住气！

　　转念一想，又觉着不怪。安忠良和郜明，唔，还有坐在对过的季伯舜都是铁心的革命党人，都是半年前从北京过来的大学生，是靠玩命为职业的。革命党给他们发工钿，他们自得为革命党尽心负责（那时，郑少白以为职业的革命党人都拿工钿）。他却不然，他是东方机车厂的一名钳工，得靠出力混饭吃，就是跑回了枣庄老家，也得到土地上刨食。尽管他也是革命党，可革命党从没给他发过工钿，他也从未指望他们发工钿。他当初参加革命党，是冲着安忠良和郜明这些断文识字的人瞧得起他，能给他讲故事。他自小喜欢听故事。就冲着那三皇五帝到如今的花花绿绿的故事，他进了党，和他们搅在了一起，走在大街上都觉着爽气。后来再一看，往他们身旁聚的都是些好哥们，像永康厂的王大麻子王寿松，大兴厂的吴银林吴黑脸，都坐过警察厅的牢，被大伙儿敬得像个神。他便觉着自己也是半个神了。那工夫，大伙儿都不敢露脸，他冲着义气二字挺身而出，在北京革命党先生们和厂内弟兄们的帮助下，筹建了机车厂工团，被推进了联合罢工委员会，又因着郜明的提携做了执委会委员。在八个执委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进执委会之前，郑少白就知道有革命党一说了，极想进党。安忠良、郜明他们却不提。他便自己提，说是要和他们一样做个党人。郜明、安忠良、季伯舜三位先生都很高兴，夸他有胆识，有觉悟，有头脑。当下便问他，想进哪个党？

　　郑少白觉着问得很怪，革命党难道还有两个么？听二位先生往细处一说，才知道，还真就是两个哩。一个叫做国民党，一个叫做共产党。安忠良先生是国民党里的人，郜明和季伯舜先生是共产党里的人。这就让郑少白为难了，一女不好二嫁，一身不好二许，在这两个都挺不错的革命党中选一个，就得慎重了。

　　郑少白慎重地想了几天，选定了共产党。选择的依据是：从人数上讲，三个北京来的先生中有两个共产党，共产党力量好像大一些，入伙总要捡大的入么。再者，共产党里的郜先生故事讲得好，比安先生讲得好。尤其是从“山东交涉”到“五卅沪案”那一段，讲得他直掉眼水儿。对了，对了，人家郜先生还会唱莲花落哩，每晚都教他唱：“……记得前清道光年，事情就是鸦片烟。英国烟土到得齐，碰上钦差林则徐。烧了洋烟一声喊，广东开了一大战……”品品那调儿，那滋味，能不入人家共产党么？！于是，郑少白就入了共产党。

　　为怕国民党里的安忠良先生不高兴，入过共产党，郑少白马上就跑到安先生那里去解释。安先生大度地拍着他的肩头说：“少白老弟，入共产党就入共产党吧，其实入谁都一样，两边拉的都是中国这辆车，都是为了打倒反动军阀帝国主义列强，让中国劳动大众和全体国民过上好日子！”安先生的大度益发使郑少白惭愧，郑少白就忘了一身不二许的初衷，真诚地提出：“安先生，那……那我再入你一个国民党吧！”安先生笑了，说：“傻兄弟啊，你入了共产党，就是入了国民党，你们共产党早在一年多前就以个人的名义，集体参加我们国民党啦！”

　　他回去问郜明先生，郜先生说：“是的，现在国共合作嘛，我们共产党的确是都参加了国民党。不过，这里面还有区别。”郜先生给他摆了一大通道理，说共产党是劳工阶级的政党，将来要搞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的，而国民党的革命目标只是实现三民主义。共产党目标比较远大，而国民党的目标不够远大。郑少白听得极是糊涂，尽管不住地点头，心里却认为：这不都是一回事嘛，啥目标远大不远大的，只要是为穷哥们好，就都是好人，两个党就都是革命党。

　　屋里的八个执委都是革命党，有共产党方面的，有国民党方面的，郜明先生是共产党方面的大首领，安忠良先生是国民党方面的大头目。现在他知道了，认真地说起来，还是安忠良先生那党的团伙大一些，安先生的官也大一些，安先生的党管着郜先生的党嘛，决定事情的必是安先生无疑。安先生只要一说到撤，他马上就拔腿走人，决不能让警察厅和赵督办的恶狗活拿了……这么一想，郑少白就觉出了自己的荒唐：什么共产党、国民党啊，只怕这个会一散，都与他没啥关系了，就像看大戏似的，场子一散，谁还和谁有关系？！

　　问题是得撤，得赶快撤，别让人家活拿了，人家天一亮就要全城拿人了！

　　谢天谢地，安先生终于谈到了撤的问题：“……鉴于目前的危险形势，鉴于本次总同盟罢工之实质性的胜利，我们两党负责同志昨日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停止总同盟罢工，执委会六位同志立即撤离清浦。”

　　六位？哪六位？有没有他？郑少白的心又悬到了喉咙口上。

　　安忠良喝了口水，继续说：“这六位同志是：季伯舜，桑叶，郜明，郑少白，凌凤，章小寒。我和贺恭诚因为在本次罢工中露面较少，而且又是本地人，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继续领导合法斗争。”

　　郑少白这才松了口气，转过身子，去看矮矮胖胖的贺恭诚，心里直为他叫屈。贺恭诚原也和他一样，是个工人，在码头上扛大包的，去年参加了国民党，也不知领没领过工钿，领过几回工钿，现在竟叫安先生抓住了，真个是冤枉之极。

　　这时，郑少白投向贺恭诚的眼光是真诚而富有同情心的。

　　贺恭诚却没察觉到，贺恭诚在那默默抽烟，两只眼睛被烟熏得眯乎着，像在打盹。

　　一时间，屋子里很静，谁也不说话，事情明摆着的：同志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了各自飞。那一刻儿，郑少白若不是怕第一个走人丢颜面，早就起身拍屁股了。郑少白当时揣摸，那些被指令撤走的人仍坐着不动，大约也是怕丢颜面的。

　　郑少白就用挑唆的眼光去看坐在壁炉边同一张沙发上的桑叶和凌凤。桑叶是大兴纱厂的女工，凌凤是女中的教书先生，郑少白认为，这两个女人应该先拔腿撤走，她们先拔腿撤走，谁也不会笑话的。女人么！

　　两个女人在低头说话。

　　挑唆的目光打不到她们脸上。

　　郑少白很有些失望。

　　“……诸位看看还有什么意见么？若是没有，那就这么定了！执委会自今日始停止公开活动，转入地下……”安忠良用询问的目光望着郑少白和大伙儿。

　　郑少白自是没有意见，除了倒霉的码头工人贺恭诚，大伙儿想必也不会有啥意见，人家都让你撤走了，你还能有啥意见？！真是的！

　　不料，偏在这时，郜明先生说话了，而且站了起来。“忠良兄，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我和少白同志也和你们一起留下来！你说得不错，我和少白同志是露面太多，引人注目，可我们也有优势嘛！我们在工友中最熟，和十几家工厂的工团都有来往，随便往哪个工厂一躲，那帮恶狗就找不到了！不是么？！再说，少白也是本地工人，在清浦有不少把弟兄和老关系，也能保护我们的，对不对呀，少白同志？”

　　真想不到同党同伙的郜先生竟说了这么一番要命的话！人家猴急急地等着撤退，他老先生偏要往火坑里跳，还自说自话地拉着他去垫背！他素常敬仰着郜先生哩，在郜先生面前一句硬话都没说过，咋着也不会得罪他嘛，他为啥偏要在这种时候害他呢？人心真真是难说得很！

　　郑少白耳边一片嗡嗡乱响，眼前一阵阵暗黑，脑袋骤然间变得很是沉重，便挺着粗脖子，硬举着沉重的脑袋动了一动，也不知是点了头，还是摇了头？

　　好像是点了头的——虽说自己不知道，可从郜先生接着说下去的语言中能判断出个大概。

　　“看看，少白同志也有信心么！我说，忠良兄，就这么定了，我们俩也和你一起留下来坚持斗争吧，越是在这种困难的时候，民众和劳工越是需要我们呀！”

　　“对！我也留下来！”

　　“还有我！”

　　相继说话的是共产党团伙里的桑叶和国民党那边的凌凤。

　　这更使郑少白吃惊——这两个女党人也发了疯，竟也要留下来挨枪子！

　　吃惊之余，郑少白心中却又多了一层安慰：留下来的疯子越多，对他来说就越好，就是死，也多几个伴儿。他不准备同情她们，尽管她们是女人，长得也不算赖，——尤其是那个桑叶，两只眼睛长得特别好看，他还是不准备同情。甚至一开始准备给予贺恭诚的同情也收了回来。

　　然而，说良心话，就是在那紧要关头，郑少白也并没有认真地准备死，他还是想着撤走。他们叫他走，他就遵命而走；不叫他走，他就自个儿私自逃走：腿长在他身上，谁也管不了。他才十七岁，连女人的身子都没碰过，为革命而送掉小命真不值得。郜先生、安先生讲故事的时候都说过，革命，就是为着让他和大伙儿都过上好日子，他是为那好日子而入伙革命的，不是为送命而革命的。倘或革命就要送命，他宁可不过那好日子，也得耐心仔细地活着。这道理很简单嘛。

　　自然，这话是不能说出来的，一说出来就丢颜面了。人家没准说他是软骨头、怕死。其实，谁人不怕死呢？只是人人都不说罢了，该死的事没摊到头上罢了。

　　十七岁时的郑少白就这么聪明，自认为是把人生和世界看透了。许多年后回忆起来，郑少白也没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他追悔过自身的怯弱，却从未追悔过自己在十七岁的那个紧要关头，在威廉大街125号客厅里骤然爆闪出的深刻思索。

　　郑少白也没有忘记，在那紧要关头救了他的命的是国民党里的安忠良先生。

　　安先生在会议僵持了几分钟之后，轻轻地拍起了桌子，冷静而有效地拍灭了渐渐蔓延开的狂热之火。

　　安忠良先生的话，郑少白记得真切。

　　“……诸位都不要争了！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去留问题，两党联席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又得到了上峰的批准，大家都要去执行！郜明兄，你是共产党员，更是一个国民党员，要服从上峰的安排！我认为你的想法是行不通的，你不能留下，郑少白也不能留下。小郑才十七岁呀！还是个大孩子。我们不能拿这样的大孩子去拼命。国民革命不是一日可成之事，日后斗争将相当艰巨，就是为了日后，我们也得保存好力量，更得保护好年轻的力量！”说完这番话，安忠良先生又和郜明开了个玩笑：“郜明先生，不要怕我安某人抢了你们共产党人的地盘，你清楚的，你们留下的人也不少呵！有朝一日，国民革命获得成功，你和贵党的那份功劳，我安某和清浦国民党人是不会抢的！现在，你们必须撤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你们在工潮中太活跃了，暴露得太多了，怎么能不走呢？！”

　　郜明先生没话说了，默默站起来，抓住安忠良的手握了好久、好久。

　　这时，已经快到早上五点了，安忠良和郜明两位先生拿出几封信分别递到每一个撤离同志的手上。信是写给车站码头以及各地党组织和同情革命的朋友们的。显然，对集体撤退一事，清浦国共双方早已做了精心安排，所以才能这么沉得住气。除了安先生和贺恭诚留守坚持外，他们六个同志分别撤往三个地方：桑叶和凌凤两个女同志结伴去济南，章小寒去上海，他、郜明和季伯舜去旅顺。

　　安忠良、郜明和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话，还都给了盘缠钱，也给了郑少白。是多少钱？郑少白没好意思当场数。季伯舜没要钱，他家境不错，想必是自己带了。

　　安忠良先生给钱时，拍着肩头对他交待说：“小郑啊，你和季先生一定要在八点前赶到码头，找票房的老刘，让他把你们送上大和丸客船。票我已给你们订了，行李用具我也替你们准备了，都在老刘那里，记住，八点钟，可不能误了船啊！”

　　郑少白当时就问：“那郜先生呢？他不是也到旅顺口去么？咋……咋不和我们一起走？”

　　郜明在一旁笑了笑：“少白，你和季先生先去吧，我随后就到！有些善后事宜，我和安先生还要安排一下的！”停了一下，又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说，“少白，坚强一些！不管以后有多少风雨，都得记住，你是我们清浦第一代工人党员，万万不能动摇，万万不能自己把自己吓趴下呀！”

　　郑少白受了感动，对革命党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才知道，革命党对每一个参加革命的人都是尽心负责的。这不，让他撤走，给他找船，找关系，还发盘缠。对自己的怯弱和卑劣心理的追悔，从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后来竟伴着他风风雨雨的一生，一直到他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当然，在这几十年中，他也曾从不同的角度对自己当时的怯弱进行过一次次的辩解：他那时才十七岁，还不懂事；他那时还无法理解革命的正确含义；他那时确实没有必要留在清浦；他那时……不过，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不但不能说服别人，甚至无法说服自己。

　　无论怎么说，在清浦大革命的重要历史关头，他动摇过。别人把这动摇和后来叛变革命的事联系起来，是不足为怪的，尽管从那时开始，他就决定要使自己坚强起来，尽管后来发生的事情与怯弱、动摇毫无关系，他却再也说不清了。

　　郑少白在十七岁的那一天，在清浦威廉大街125号客厅里，在刚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五十六天就想过脱党逃跑，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清楚，其他在场同志也多多少少看出了一些，否则郜明不会把“坚强起来”的临别赠言送给他的。

　　那天分别时，郑少白真诚地和郜明先生，和安忠良先生，和客厅里的每一个同志都握了手，向他们道了“再见”。他以为这不是客气话，以为不久就会和这些同志们再见的。他根本没意识到，他是在和一些人永诀，而和另一些后来还活着的人也难得见一面了。

　　“再见”成了一缕悲怆的叹息。

　　郑少白当时根本没想到这一层，和大伙儿握过手后，就让安忠良给他找衣服去了。他的绸大褂和礼帽都湿了，而且是借来的，不合身。而就在这时，同志们一个个走了，他没怎么留心，也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只是在桑叶和凌凤两个女同志走时，多瞄了两眼。他原想再看看桑叶那双俊眼睛的，却没看到，只逮到了她穿着旧碎花旗袍的脊背和半截雪白的脖子。他是在换好衣服之后，和季伯舜先生一起走的，走的是前门。前门离日航码头近一些。他和季先生一前一后，出了客厅，出了威廉大街125号大门，走进了1925年10月18日灰白的早晨…… 重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