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烈陵给华荧山带来的近半个世纪的肃穆庄严,已被无情的岁月挤进了野草丛中。现在的墓区一派荒芜,巨大的水泥坟头上呈现着龟板似的裂纹,野草四处疯长,遮严了整个地面。把目光放平往四下看,你会发现,连墓前支撑着八角亭的朽木柱上也生着野草盘着枯败的野藤。这时,你会想起关于世界荒诞的许多说法。若是有人告诉你这会儿你头上生的不是头发而是草,你没准也会相信呢。
趁着头上还没生出草,你赶快从八角亭下逃出来吧!你要找寻的不是那块墓碑么?哦,现在你站在墓碑前了。墓碑很高,基座不算,碑身就有两米。以前不叫碑,老人们都说它是塔,我家老爷子也说它叫塔——忠烈塔。是不是以前有过一个塔呢?我不知道。反正石碑很高,你说它是塔也成,就那么回事吧。石碑破了一个角,两道裂缝隐隐可见,正面用什么玩意砸出了几个大坑,几个坑就是几个字,是啥字记不起了。石碑后面原来也刻满了小字,现在自然也全没了,被凿子一个个凿掉了。对,你说的没错,凿它的是我家老爷子,是我眼见他凿掉的。你知道的,我家老爷子干啥都认真,凿这些字很认真,死也死得很认真。
我一般不愿谈老爷子,好多人找我我都不谈。你们研究历史关我啥事?还啥传统教育呢,扯淡吧!现在都忙着挣钱,谁需要传统?我料定那帮家伙大都没安好心,想拿老爷子做文章,损他骂他,再从刊物、出版社那儿弄点稿费花。哎,你说我为啥要理他们?他们弄到的稿费又不分给我花!倒是你说的还不错,我家老爷子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是咱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人。这老爷子在历史上的确是失过足、落过水,可也并不是啥坏人啊,他只是不该去革命嘛,是吧?
我就是在这里,喏,在这个八角亭下的台阶上,在这块墓碑旁,真正认识老爷子的。老爷子被派到这凿墓碑,我每天中午给他送饭,伴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那阵子,山下那座油库还没有向山上扩展,顺着油库的北墙根有一条小路通到陵前,站在这儿就能看到东边的大海。5月的太阳挺热乎,映照着满山的野草灌木,也映照着老爷子锈铁板似的面孔和我惶惑的脸膛。那年,我十七岁,被满世界的革命臭屁熏得像根蔫瓜。我不知道老爷子和这忠烈陵有啥关系,人家造反派为啥非要叫他到这来凿碑文?只隐隐约约知道老爷子这一生挺不平凡的,和咱中国,和贵党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有那么点联系。市里一个很有资格的老同志私下说过,我家老爷子若不是失足落水,早他妈到北京当大官了。老爷子当年的一个战友就是大干部,老爷子在“文革”中挨批挨揍时,他老先生还在北京享清福哩!
后来,有一天,是5月的一个中午,老爷子弯驼着受伤的脊背,倚靠在墓碑的基座上,木然地和我说起了过去。当时我可没想到他会向我讲他的历史,讲这忠烈陵。对这些他原是绝口不谈的,仿佛是个伤疤,不准家里任何人触碰。那天,末日的阴影已罩在老爷子灰黑干瘪的老脸上了,可老爷子浑浊的眼瞳中分明跳动着火星儿似的光,那光越过他曲起的膝头抛到了我脸上,燎烤得我面颊发烫。
老爷子说,他那年也十七岁,比我强多了。他已经在日本人开的东方机车厂干了四年钳工,参加了贵党,还当上了啥总同盟罢工委员会的执行委员,领着十八家日英工厂的几万工人闹罢工哩,硬闹腾得一段历史沸沸扬扬,惊天动地。
老爷子拍着瘦胸脯子说:“……那时候你小狗日的随便在清浦大街上拉过一个人问问,哪个不知道总同盟罢工委员会?不知道八人执委会里的郑少白?!”
你是研究历史的,清浦这段历史,你知道,那场总同盟罢工结局其实并不美妙,有沸沸扬扬,就有凄凄惨惨。老爷子在昔日的好时光中膨胀了一阵子,又扁又大的塌鼻孔中流出了水一样的清鼻涕。老爷子胡乱抹了一把,把沾满鼻涕的鸡爪似的手在草地上蹭着,似乎有点不太情愿地给我讲起了后来——
后来,他生命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逃亡的早晨。那个早晨是他一生磨难的真正开始。
追忆那个遥远早晨的时候,老爷子是这样开头的——
“……那是民国14年10月,按现在的说法,就是1925年的10月,清浦总同盟罢工失败了。10月17日那天,天上下着牛毛细雨,整座清浦城水雾濛濛的。我别了把自卫防身的大改锥,用顶绸礼帽遮着脸,到威廉大街125号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去开会。这是最后一次执委会会议,开完后就要集体撤退。我他妈的紧张极了,就像着了魔似的,老觉着身后有脚步声。这脚步声也怪,你走,他狗日的就跟在你身后响。你停下,哎,狗日的响声就听不真切了。我知道清浦城里不少人认识我,我换了装,还是怕有人认出我。我老回头,老回头……”
郑少白断定身后有人盯梢。在霞虹路和威廉大街的交叉口上,他警惕地停住了脚步。身边不远处是华福公司的偏门,门口亮着灯。灯光下,一个老乞丐正哆嗦着青筋凸暴的手捉虱子。郑少白疾步跃冲到门楼下,从身后拔出那柄尺把长的大改锥,跳起来,敲碎了头上的门灯。灯玻璃的碎片瞬时间落了下来,老乞丐叫了声啥。郑少白及时将大改锥架到了老乞丐的脖子上,让老乞丐闭了嘴。继而闪身躲到老乞丐背后,绸礼帽下的两只小眼睛骨碌碌地盯着街面看。
已经是下半夜了,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大街两旁德国人装的盒式铁皮路灯徒然亮着,映得街面像闪光的河。细雨沙沙,落个不休,间或还袭来一阵阵风,风带着淡淡的腥气,大约是从海边刮过来的。风雨中,铁皮灯盒不时地发出阵阵颤响。
郑少白没有留意。他支着耳朵,凝神倾听,等待着那个注定要出现在街面上的盯梢者。他甩不掉他,就得把他干掉!这并不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郑少白自信一个对一个,是有把握干掉那个盯梢者的。他十七岁,生得五大三粗,浑身的肌腱几乎要撑破皮肉,他怕个球!不过,他当时弄不清究竟盯梢者是一个还是两个,若是两个,便有些麻烦。若是他们还带着硬家伙,那就更麻烦。不说大改锥对付不了他们,只怕枪一响,还会招来别处的便衣探子。郑少白认定,这夜城市许多黑暗的角落里都猫着警察厅的探子,没准还有军阀赵督办侦缉队的恶狗。
那当儿,郑少白就隐隐有了预感,觉着时不早晚非得出大事不可。轰轰烈烈的日子过去了,像个炫目耀眼的二踢脚,“嘣叭”两声,便化作了一团烟云。联合罢工委员会为支援“五卅沪案”而发起的全市总同盟罢工,因日本军方的直接介入,不可逆转地从高潮跌入了低谷。日本人借口护侨,将两艘军舰开进了清浦港湾,用大炮威逼着反动军阀赵督办镇压工潮。赵督办是中国百姓的爷爷,却是他妈日本人的孙子!日本军舰一进港,督办大人便把铁路工会、海员工会、纺织工会一体查封了,一个星期制造了三起血案。就在昨天,还派兵包围了日资大兴纱厂,武力驱散了厂里的罢工工人,抓捕了十三名工人代表。形势严峻,联合罢工委员会执委会的执委们已被悬赏通缉——自然也包括他郑少白,他的脑袋标价是五百块大洋。郑少白实是弄不明白,为啥到这地步了还要开会?难道执委会里的执委们还要迎着军阀大兵的枪口领着大伙儿闹示威不成?那不是白白送死么?!决定去开会时,郑少白就想,在会上,他得把这个道理说说!这倒不是他怕死,而是不值得死。用工团领袖安忠良的话说,是无谓的牺牲,是应避免的。
和盯梢者的这场格杀则无法避免。他不干掉他,他就要干掉他,甚至要干掉聚在威廉大街125号里的其他七位执委。郑少白攥着防身自卫的大改锥,手禁不住出了汗。额上、脸上好像也出了汗,浑身燥热难挨。郑少白极想跳到水光闪动的街面上,一路往回寻,找到那个盯梢者,放倒他,然后跑到威廉大街125号去,对那帮傻瓜们说一声:“行了,伙计们,别无谓牺牲了,得逃走了!”反正这是最后一次开会,开完他就走,不管他们走不走。他不是清浦人,家在山东枣庄乡下,只要一逃回枣庄,谁还会想到他这个郑少白?只是得快,快开会,快撤走。
狂乱的念头在沙沙雨声中电火般地乱窜乱闪,半个身子被门楼上滴下的雨水打湿了也没觉着,那一刻,时间被拉得好长好长。在好长好长的时间里,郑少白都没听到那个应该响起的脚步声,更没看到那个应该出现的湿漉漉的身影。
对手肯定是个很狡诈的家伙,似乎知道郑少白的焦虑。郑少白想,这家伙用险恶的沉静,消耗着他和同志的宝贵时间哩,怕是想断了他和同志们的逃亡之路,把他们——捉住杀头吧?也真是怪,这人咋就会盯上他?而且一直盯到威廉大街路口?难道执委会中有人向警察厅和赵督办的恶狗告密么?真若是谁告了密,恶狗们为啥不在威廉大街125号门口守着,偏要一路不即不离地硬跟着他呢?
面前的老乞丐动了一下身子,郑少白警觉地捂住了他的嘴。
或许告密者不在执委会,而在联合罢工委员会里。联委会里必定有人告了密,至少是告了他的密,盯梢者才瞄上了他,想让他把他们带到威廉大街125号去。125号有七个人,七个为劳工谋福利的好人哪,他咋着也不能把盯梢者往那里带。他就是不去开会了,也得敲掉身后的这条混虫儿,这是没办法的事。
攥紧大改锥,郑少白打定了主意,把老乞丐拖起来,悄悄扒下自己的绸布大褂,披在他身上,要他穿好。老乞丐抖抖索索地穿好了,郑少白又将自己的绸礼帽扣到老乞丐粘着草屑的脑袋上,用大改锥往老乞丐腰眼一顶,低声吼道:
“喂,听着,跑!一直向前跑,别回头,回头老子就捅死你,明白么?”
老乞丐驯服地点了点头。
郑少白推了老乞丐一把,把老乞丐推出了门楼。老乞丐惊慌地向身后看了看,就踉踉跄跄向威廉大街方向跑,没扣好的绸大褂在身后的风雨中撩起好高。
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脚步声急促而沉重,一脚脚仿佛踩到了郑少白心上。脚步声的起始处竟然离他那么近,最多只有十来米。显然,那个盯梢者在险恶的沉静中已悄悄向郑少白所在的华福公司偏门摸行了好一段距离。
郑少白惊出了一身冷汗。
脚步声转眼响到了面前,郑少白看清了那人的轮廓。那人一身码头工人的装束,肩上披了块灰黄色的旧雨布,身材高高瘦瘦的,背对着他站着。这家伙似乎对老乞丐的身影起了疑,拿不定主意是追还是不追。
郑少白却拿定了主意,从黑暗的门楼下恶狠狠地窜了出来,对着那灰黄的后背猛刺了一改锥。大改锥粗细像根手指,顶端经过打磨,不是扁平的,却是尖利的,像把锋利的匕首,只这一下子,那家伙便被撂倒在潮湿的路面上了。那家伙拼命挣扎、嚎叫,惊悸的手还试着要往怀里摸。郑少白敏捷地扑上去,压在他身上,两手死死掐住那家伙的脖子,一举掐断了他的喉骨,也掐断了他求救的呼声。
喉骨断裂的声音郑少白听得很真切,“咕嘎”、“咕嘎”的,像嚼着鱼骨头的猫嘴里发出的声音。这声音后来便时不时地在郑少白耳边响,一直响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他在六十四岁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还在响,仿佛猫嘴里的那块鱼骨头一直没嚼完。
死去的家伙是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面孔不熟。不过,看他那黧黑的脸膛和粗糙的手大致可以判断出,是个出苦力的人,或者说曾经是个出苦力的人。郑少白把他拖到门楼下,在黑暗中搜了他的身,搜出了一支短枪,一份盖着警察厅关防大印的证件和一份向日本领事馆索讨车马费的函稿。
郑少白未及细看,便把三样东西揣进了怀里,用老乞丐裹身子的破线毯盖住了盯梢者的尸体,又在破线毯上抹了抹手上的血水,这才起身向威廉大街方向跑。
在威廉大街12号天主教堂附近,郑少白追上了惶恐的老乞丐,夺回了自己的绸礼帽和绸大褂,穿戴好,钻进了天主教堂边上的一个小弄堂里。小弄堂里静悄悄的,既无人迹,又无灯光。郑少白穿着黑布鞋的脚在青石路面上击打出一连串单调而响亮的声音,自己听了都害怕。他定了定神,踮着脚,极仔细极小心地用脚掌行走,可脚步声依然显得很响,郑少白难过得直想哭。
身后会不会还有另一个盯梢者?他干掉那条混虫时会不会有人看见?老乞丐发现破线毯下的尸体会不会去叫警察?郑少白紧张得要死,离了小弄堂,斜插到武昌路上转了好一阵子,才从刘状元巷靠近了威廉大街125号后门。走到刘状元巷里了,郑少白还老是紧张地回头张望,耳边似乎还响着那可怕的脚步声……
那夜是紧张迫人的。那夜连接着一个逃亡的早晨,够郑少白咀嚼一辈子的。
郑少白记得,在执委会委员长安忠良给他打开奶黄色的后门时,威廉大街12号天主教堂顶楼上的大钟轰轰然响了四下,每一下都令他动魄惊心,每一下都显得持久悠长。郑少白觉着整个清浦城都在这金属的声音中晃动,连脚下的大地都不牢实了。最后一下钟声响毕,缭绕的余音还在湿漉漉的空中久久回旋,硬是搅落了许多豆大的雨珠。他身上的大褂被越下越大的雨水打透了。
郑少白还记得,他缩身钻进那扇奶黄色木门时,脚脖子软了,哆哆嗦嗦对安忠良说的第一句话是:“安……安先生,我……我刚才杀……杀了一个人!” 重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