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宣布任何永恒都是虚无。只有死可以对时间发出最有力的挑战——死是一种永恒的强大。

　　最终的胜利者是死神。中国叫阎王爷。别看它在封神榜上没有名号。

　　人死如虎。

　　死者为大。

　　都说明活人怕死人。人死如灯灭，不会再对任何人构成危险，人还是害怕死了的同类。如同怕鬼魅魍魉，怕因果报应，怕阴气晦气，总之还是怕死亡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

　　人类恐惧死亡，就衍生出许多关于死亡的神话。于是死就有了魅力，成了墨人骚客永恒的创作题材之一。永恒的还是死。

　　吃死人。各种各样的吃法。

　　——拿死者做文章。作品里有死人的亲属、朋友、同事、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险恶奸诈的屑小之辈。人一死，围绕着他（或她）的人或站在远处旁观的人都可以据此做文章。各有巧妙不同，诡异谲秘，一波三折，唱念做打俱全。一把鼻涕一把泪。

　　一死百了，了不了。

　　许多问题活着无法解决，等人死了最后盖棺定论，最后摊牌，最后总爆发，总解决。死后算账。

　　不是死人跟活人算账。还是活人折腾活人。

　　没有一个单位、一个人，对一个死人长期在殡仪馆里躺着会无动于衷。

　　“入土为安”——不“入土”，死的不安，活着的也甭想安生。

　　于是我要发明一个词：“死道主义”。

　　阴阳交接过程中的故事太多了。这也是优越社会制度下的优越性，对每个人都负责到底——到底就是到死及死后的“入土为安”。

　　死，就很有学问，很有讲究了。

　　幸运的人不仅会生，还要会死，死得其时，死得其所，讲究死道。这也是我对阴阳交接的故事感兴趣的原因。

　　它不在“永恒”的范畴。以往表现生死题材的作品，多在生和死的价值上做文章。忽略了阴与阳的对接过程。把阴间搬到阳世。阴阳混沌，以死人整活人，阴盛阳衰。这是近年间才激烈起来。其间的人面与鬼面、公心与贪心、生道与死道、官场与葬场、肃穆与滑稽、文明与愚陋、热闹与凄凉，极尽阴间百态和人世百态。惊死活人，笑活死人，不记录下来既对不起死者，也对不住生者。

　　人死是心死——这个心不单是指生理学上的心脏，还包括大脑。因此人老也是心老，心不老则人不老。

　　又一个吃死亡的。

　　战争减少，物质发达，人口暴长且寿命越来越长，地位级别越来越高，阴阳交接的事情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君不见火葬场的灵车每天来往穿梭，各种级别的治丧委员会、治丧小组如雨后春笋……

　　死道大有可为。

　　创作《阴阳交接》的时候，我仿佛得到了一个包拯的阴阳枕，躺上去就能自如地来往于阴间和阳世。自觉笔端有了鬼气，写起来容易得很。

　　谁若不信，不妨一试。

　　治丧委员会（或组）就是这样的阴阳枕。

　　我相信这部小说会使熟悉我的人有一种陌生感，不熟悉我的人当然更会感到陌生了。

　　尽管我们仍然被现实牢牢地抓住。

　　现实本身是不稳定的，飘浮的，难以捉摸和把握的。创作同样也是不患变，而患不变。

　　但，万变不离其宗。宗就是自己的文学世界。不能把文学变没了，把自己变丢了。

　　现实的沉博、深刻和芜杂，构成了我的表现世界。逃避这些就失去了我——这不是在谈什么“主义”，我实在是无“主义”可谈。

　　以前可能注意现实的沉重和责任较多。现在也不想无视这沉重和责任。但作家对现实的感觉，并非真实的世界本身。现实世界培养各种情感。作家感知生活的方法不同，情感结构不同，精神走向不同，所以在同一个天底下生出许多绝不相同的作家。

　　不仅批判现实，还要理解现实，欣赏现实。看到现实对思想的校正、戏弄和宽容，以一种超越的力量投身于现实，便生出变化，生出幽默。即便不能构成大气象、大规模的幽默效应，有一种冷峻的机智、一种坦诚的荒诞、一种宽容的轻松也是好的。

　　幽默——是作家从现实中熔炼出来的金子，熠熠生光。

　　只有感觉被幽默激活，才能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幽默，智慧才能从沉重的束缚中溢出。

　　幽默——是现实生活给创作提供的一个契机。发现它，还能摆脱现实给艺术把握带来的困难。

　　比如，还有比死更沉重的吗？然而死又是人类进步所不可缺少的。设想如果只生不死，这个世界受得了吗？死是一种美，是生的另一部分。

　　一九九〇年五月 蒋子龙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