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的时候我来到了天津市，这是一个陌生的、并不为我所喜欢的世界，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决不会低于前三名，仍然为天津市的学生们瞧不起，他们嘲笑我的衣服，嘲笑我说话时的土腔土调，好像由我当班主席是他们的耻辱。我在前面喊口令，他们在下面起哄。我受过各种各样的侮辱，后来实在忍无可忍，拼死命打过架，胸中的恶气总算吐出来了，但是把“班委”的职务也打飞了。我似乎朦朦胧胧认识到人生的复杂，要想站得直，喘气顺畅，就得争，就得斗，除暴才能安良。一九五八年初学校开展“整团运动”，两个和我无冤无仇的好学生又咬了我一口，使我成了全校团员重点帮助的对象。我的错误之一：几个月前有一个被我们这些学生认为很有学问的教导主任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她有一条“罪行”就是向学生灌输名利思想，宣扬一本书主义。我私下曾对那两个好学生说：“中国的作家那么多，每人要都写一本像《水浒》、《三国》、《红楼梦》那样的书也不错，中国就有很多好书可看了。”中毒极深，印证了那个倒霉的教导主任毒害青年学生的罪行之大。我的错误之二：不服从分配（保送我上师范学校不去），成天看小说，而且不加选择，什么《家》、《春》、《秋》、《红与黑》、《复活》全看。那两个好学生以前查过我的借书证，而且问过我有什么感想，我毫不警觉，大概还胡说八道一顿，我说过就忘了，人家可都经过集中概括记在了小本子上。把这两条加以演义，我的错误简单概括为“受名利思想影响很深，想当作家”。根据“想当作家”这一条再加以演义，在会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批判词：“……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的模样，还想当作家！我们班四十个同学如果将来都成为作家，他当然也就是作家了，如果只能出三十九个作家，也不会有他的份！”
批判可以忍受，侮辱和嘲笑使我受不了。我真实的志愿是想报考拖拉机制造学校，十四门功课我有十三门是五分，惟有写作是四分。我仍然没有改掉老毛病：喜欢看小说，却不喜欢作文。他们把“想当作家”这顶不属于我的帽子扣到我头上，然后对我加以讽刺和挖苦。已经毕业，大家即将四分五散，我已无法报复。而且一个人对一场运动又怎能施使报复呢？一口恶气出不来，吐血了，没有任何症候的吐血，大口吐过之后，就改为经常的痰里带血。害怕影响毕业分配，不敢去医院检查，不敢告诉家里，更不敢让小人们知道弹冠相庆。一个人躲到铁道外边的林场深处，偷偷地写稿子，一天一篇，两天一篇，不断地投给报社和杂志，希望能登出一篇，为自己争口气，也好气一气那些小人们。你们不是说我想当作家吗？我就是要当出个样子来叫你们看！但是所有的投稿都失败了。事实证明自己的确不是当作家的材料，而且还深深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不管什么书都不要轻易批判，你说他写的不好，你恐怕连比他更差的书也写不出来。
对文学的第一次冲击惨败之后，我死心塌地地进了天津重型机器厂技工学校。这是国家的重点企业，厂长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新名词词典》伟人栏里有他的照片和一整页的说明。工厂的规模宏伟巨大，条件是现代化的，比我参观过的拖拉机制造学校强一百倍。真是歪打正着，我如鱼得水，一头扎进了技术里。想不到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对机器设备和操作技术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敏感，两年以后就当上了生产组长。师傅断言我手巧心灵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大工匠（就是八级工），但是必须克服爱看闲书、爱看戏的毛病。一个学徒工竟花两元钱买票去看梅兰芳，太不应该。我热爱自己的专业，并很高兴为它干一辈子，从不再想写作的事，心里的伤口也在渐渐愈合，吐血的现象早就止住了，到工厂医院拍片子只得了四个字的结论：左肺钙化。但也留下一个毛病：生活中不能没有小说。每天回到宿舍不管多晚多累，也要看上一会儿书。
正当我意气风发，在工厂干得十分带劲的时候，应征入伍了。丢掉自己心爱的专长未免可惜，一想到进部队后能走南闯北，开阔眼界，便毅然穿上了水兵服。但当水兵没有下水，是旱鸭子，考上了海军测绘训练学校，毕业后搞制图。眼界果然大开，我一下子看到了整个世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就得反映在我们的图板上，世界的地理概况是什么样子，各个国家主要港口的情况我都了解，我甚至亲手描绘过这些港口。美、苏的海军发展到什么地步，我们的海军怎么样，部队的建设取决于工业的发展，现代化战争打的是钢铁，是科学技术。我从农村到城市，由城市进工厂，从工厂到部队，经过三级跳把工农兵全干过来了。
当时部队上正时兴成立文艺宣传队，搞月月有晚会。我是班长，为了自己班的荣誉，每到月底不得不编几个小节目以应付晚会。演过两回，领导可能是从矮子里选将军，居然认为我还能“写两下子”，叫我为大队的宣传队编节目。小话剧、相声、快板、歌词等等，无所不写。有时打下了敌人的U2高空侦察机，为了给部队庆贺，在一两天的时间里就得要凑出一台节目。以后想起来，给宣传队写节目，对我来说等于是文学练兵。写节目必须要了解观众的情绪，节目要通俗易懂，明快上口，还要能感染人，而且十八般兵器哪一样都得会一点。这锻炼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逼我必须去寻求新的打动人心的艺术效果，节目才能成功。
文艺宣传队的成功给了我巨大的启示。元帅、将军们的接见，部队领导的表扬，观众热烈的掌声，演员一次次返场、一次次谢幕，这一切都使我得意，使我陶醉。但并未使我震动，并未改变我对文艺的根本看法。我把编排文艺节目当成临时差事，本行还是干制图。就像进工厂以后爱上了机器行业就再也不想当作家一样，我把制图当成了自己的根本大业，搞宣传队不过是玩玩闹闹。而且调我去搞宣传队，部队领导的意见就不一致，负责政工的政委点名要调，负责业务的队长坚决反对。我所在部队是个业务单位，当时正是全军大练兵，大比武，技术好是相当吃香的。我在业务上当然是顶得起来的，而且已升任代组长（组相当于步兵的排一级单位），负责全组的业务工作。如果长期不务正业，得罪了握有实权的业务领导，就会影响自己的提升。业务单位的宣传队是一个毁人的单位，获虚名而得实祸，管你的不爱你，爱你的管不着你，入党提干全没有份。但是，有一次给农村演出，当进行到“诗表演”的时候，有的社员忽然哭了出来，紧跟着台上台下一片欷歔之声。这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子，几经苦难，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感受，诗中人物的命运勾起他们的辛酸，借着演员的诗情把自己的委屈哭出来了。
社员的哭声使我心里发生了一阵阵战栗，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爬在小油灯底下磕磕巴巴地读那些闲书，而乡亲们听得还是那样有滋有味。我对文学的看法突然间改变了。文学本是人民创造的，他们要怒、要笑、要唱、要记载，于是产生了诗、歌和文学，现在高度发展的文学不应该忽略了人民，而应该把文学再还给人民。文学是人民的心声，人民是文学的灵魂。作家胸中郁积的愤懑，一旦和人民的悲苦搅在一起，便会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人民的悲欢滋补了文学的血肉，人民的鲜血强壮了文学的筋骨。
我心里涌出一种圣洁的感情，当夜无法入睡，写了一篇散文，第二天寄给《光明日报》，很快就发表了。紧接着又写了短篇小说《新站长》，听信一个甘肃战友的话，寄给了《甘肃文艺》，很快也发表了。然后就写起来了，小说、散文、故事、通讯什么都干，这些东西陆陆续续在部队报纸和地方报纸上发表了。
我为此付出了代价，放弃了绘图的专长，断送了有可能“升官发财”的前程，但我并不后悔，我认识了文学，文学似乎也认识了我。带着一百九十元的复员费，利用回厂报到前的休息时间，单身跑到新疆、青海、甘肃游历了一番。我渴望亲眼看看祖国的河山，看看各种面目的同胞。直到在西宁车站把钱粮丢了个净光，才心满意足地狼狈而归，回到原来的工厂重操旧业。
一九六六年，各文学期刊的编辑部纷纷关门，我有五篇打出清样的小说和文章被退回来了。由于我对文艺宣传队怀有特殊的感情，便又去领导工厂的文艺宣传队，以寄托我对文学的怀念，过一过不大容易克制的写作的“瘾”。七二年，《天津文艺》创刊，我东山再起，发表了小说《三个起重工》。
不能洞穿现实，更何谈穿透未来。文学理应预言“新的现实”，现在作家还能预言吗？读者还相信文学的预言吗？去寻找充满灵感的环境，不如把自己带到创作的最佳境界——“真诚与激情的顶峰”。自己拥有一百种感情，写作时才能表现一百种感情。贫乏的作家是心理资源贫乏，一个苍白的营养不良的灵魂是无法开采丰富的生活资源的。
我的文学道路就是这样一篇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流水账。我相信文学的路有一千条，一人走一个样儿。自己的路要自己去闯，去踩。
一九八一年七月 蒋子龙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