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你是愿意当厂长，还是愿意当作家？”
“我因为不能当厂长，才当作家的。”
提问者倘是年轻人，对这个回答多半不满意，还要再问一句：
“假如可以由你自己选择，你是当厂长，还是当作家？”
经过多次试验，我若回答愿意当作家，他们便有些失望。我倘是回答愿意当厂长，他们便欢呼而去。这是为什么呢？我曾认真思索过——
他们的语气和神色不像是认为我当作家不够格儿。因为当作家不需要考核，没有硬指标，没有人权限制。现在的作家即便不是多如牛毛，也多如羊毛，光是“著名的”恐怕就多如鸡毛。然而谁都知道，当个厂长则很不容易。
他们很可能认为我当作家是大材小用，是可惜，是浪费，我应该去当厂长。
九年前尚未离开工厂的时候，我确有一套关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设想，想试验一下，施展一番。但，跟当厂长没有缘分，只当到一个有一千多人的车间主任，便被另一种缘分拉扯着，鬼使神差地成了作家。
跟工厂的缘分并没有断，而且此生都不会断。
是工厂培养了我。
我与工业生活订下了生死之交。
有一天对摇笔杆失去了兴趣，便到工厂去找点活干，问心无愧地欢度余生。
人的一生就看那么几次缘分。
三十多年前，我从技校毕业后连撞大运的想法都没有，是大运撞我。命运像赶羊一样把我分配到尚未完全建好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它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技术设备之先进在当时全市机械行业是首屈一指的。厂长也是中央下来的非同一般的人物。
这对以后我为人为文的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而当时同学们向往的理想的工作单位是全国闻名的三条石的工厂。
一条古老的街道，街口铺着三块大青石板，故得名“三条石胡同”。胡同里藏着几十家小工厂，是天津市铸造和机械工业的发祥地。同时也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活地狱”和“阶级教育展览馆”……陈伯达等当时一些中央的大人物，都去过三条石，并题字留言。
一提天津的工业，似乎就不能不提三条石。
实际上三条石是小生产、小作坊、小手工业。当时我如果幸运地被分配到三条石的某个工厂，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有现在这样一种命运。
不是好与坏、大与小的问题。那是另一个蒋子龙。
我还是喜欢现在这一个。
进厂不久，我就知道自己喜欢大工业，在雄阔神秘的现代化大车间里，如鱼得水，甚至表现出当工人的天才。
厂里流传着许多关于厂长冯文斌的神话。他领导着一个近万人的机械王国，在关键的地方、关键的时刻，准有他在场。真是深谙抓重点的艺术，为了打狼敢于舍孩子。一棍子把狼就打死，孩子也能得救。
他有重点，全厂职工心里就有重点。他的思路就是战场上的一面旗帜，旗在哪里，哪里就是最前线，就有一场硬仗。一个重点接一个重点，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人人都能感觉得到工厂前进的节奏，非常明确，起伏有致，强烈饱满。
决不像现在的“一步三摇工作法”，前边打狼，后面怕虎，孩子丢了，狼也没打着。
冯文斌是我平生接触的第一个厂长，而且是个大厂长。不可能不感到新奇，不可能不观察他。
小个子，瘪鼻子翘嘴，眼有精光，一下车间便头戴竹编安全帽，脚蹬大头工作鞋。怎么看他也不像个在那个年代惟一的一种极具权威性的《名人大词典》里占了一页的伟人。可不知为什么，你任何时候见到他，都会感到一种威势，一种力量，一种智慧和信念。
矮汉子高声，他讲话极有魅力，比演戏还吸引人。开全厂职工大会，把几个重要的数字写在手心上，便上台了。如江湖直泻，滔滔乎其来。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再也没有见到像他那样讲话富有鼓动性的人。也许那个年代的人容易被鼓动。现在我自己因听报告听得多了，也变成了一个老戏迷，知道怎样挑刺了。
我们厂在郊区，赶上刮风下雨下雪，他看到有女工抱着孩子站在公共汽车站，就会让出自己的吉普车，到公共汽车站的后面去排队。当时一个国家四级干部做这种事，似乎是很普通，很自然。职工看到或听到，心里还是会发热。
这样的故事很多。
按理说，他不可能也用不着注意到我这个占全厂万分之一的青年工人的存在。可他不知在什么时候注意到了。也许是在我们车间调整试车的最后阶段，他在现场整整坐了三天三夜。每到开饭前半小时，他到食堂转一圈儿，等我们吃饭回来，他已经在那把木椅子上坐着了。三天三夜没见过他睡觉，没见他吃过东西，没见他打过蔫儿，总是那么精神百倍。真神了！
正式开工生产的时候，我被任命为热处理班的班长。手下有三十多名工人，分为三个班次。其中有一些是从三条石的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调来的老师傅。他们级别很高，但对两千五百吨的水压机、百吨的天车、几十米的大炉子、神秘兮兮的各种仪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再加上被苏联专家吹得吓人呼啦的各种操作规程，好像抬脚动步一不留神就会出大事故。我读过热处理的书，在先我们一步建成的太原重型机器厂实习了半年，年轻好胜，不怯阵。脖子上喜欢围一条毛巾，出炉的时候被千度高温烤得大汗淋漓，毛巾的一角咬在嘴里，脸上留下的汗被毛巾吸收，不会咸嘴。神采飞扬，充满一种自信，一种自豪，从容熟练地指挥着隆隆天车、滚滚操作机。
这个咬毛巾的习惯动作立刻被许多人仿效，成了年轻工人潇洒优美的一种标志。有个姑娘喜欢我，自称就是被我在工作中咬毛巾擦汗的帅劲迷住的。
至今我还留恋那段生活。当个工人并不像现在某些怀有贵族情结的人认为的那么坏。我现在称自己是“工人作家”，有些人不仅不反对，反而很高兴。因为这个称号似乎意味着过时了，不流行了。我则庆幸自己毕竟还有过过时的东西，像有些人那样连过时的东西也不曾拥有过，又该如何呢？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我反而没有这种荣幸。那时候我是“资反路线的干将”、“修正主义黑笔杆子”……
几十年下来，厂长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做法。千差万别，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坐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
再加上国家政策的倾斜，地理环境的不同，使南方和北方的企业家，内地和沿海的企业家，有许多不同。
但“条条大道通罗马”，好的厂长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治厂方法。每个厂长都是一台大戏的主角，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舞台。
他们有差别，也有共同点。现代经济生产正逐渐世界化。凡成功的企业家身上都体现了这种现代企业精神。
有意思的是他们各自的表现迥然有别。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一个独特的类型。很少有完全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能获得成功的。
我跟企业家的缘分，使我找到了终生的主题：人和经济社会的关系。
人类创造了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也制约着人类。至于权力、家庭、伦理、道德等都无一例外地受着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
现代人的人格构建、精神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着工业生活的影响。现代人有谁能离得开工业产品呢？
因此，是大工业培养了社会的消费品格和文化品格。
令当代作家惭愧的是我们还没有大气象、大规模，与大工业相匹配的工业文学作品，与实际的工业生活相比，文学显得苍白和软弱无力。
巨大的工业文明常常会对人类的需求开玩笑，尤其喜欢拿人类的精神需求开玩笑。
这玩笑使我在近几年跟企业家的关系有点尴尬——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或者是众所不知和一些说不好不好说不说好的原因，作家协会和一些纯文学刊物的经费都“出现赤字”。五年前的某一天，副主编找到我。当时我是某一个刊物的挂名主编。因纸张和印刷费涨价，如果不先交给印刷厂多少万元，刊物就得停印。我们的刊物还是被市领导称为“天津市唯一的官办文学刊物”，没有钱理应找领导。但领导也没有钱，叫我们自己想办法。
挂名主编也是主编，是主编就得负责任，人家副主编解决不了的问题找到你，你就得拿主意。我给一个当厂长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如此这般地把文学的尴尬处境说了一遍，总之是说文学已经开始讨饭了，找他借十万元应急。他答应得很痛快：“别人借钱不给，你借钱没问题，老话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连庙也靠不住。庙一倒，光剩下几个秃头和尚就赖账。你是大和尚，倒了庙也跑不了你这个和尚。我跟党委书记打个招呼，明天上午叫你的会计来办手续拿钱。”
晚上九点多钟，他又来电话：“老兄，你借钱的事吹了，书记不同意。他说你要是私人用钱，借多少都行，党办的刊物，没钱印刷应该找国家要钱。你等于是替国家向我们借钱，到时候不还，你本人也不丢人现眼，我们又能拿你怎么办？”
太惨了，文艺部门好像不能沾，不能惹。
我又求助另一个厂长，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大好人，二话不说就借给我们十万元。
不幸被前面那位党委书记言中了。借钱容易还钱难，我几次三番地催促副主编，叫他们还钱。下命令不管用，就求他们，求会计，宁可刊物停办，也不能坑害好心的朋友。死猪不怕开水烫，编辑部没有钱，即便我把他们撤掉也拿不出钱来还账。
如今我已卸职，还欠人家五万元没还上。为此，那位好心的厂长挨了上级领导好一顿批评，说不定还会影响他的官运。
不仅如此，作家协会下面有许多部门，有好几个刊物，各摊儿都要“自谋生计”、“生产自救”。然而别的本事又没有，便从社会上临时招来一些能言善辩的小姐、先生，到各个企业去拉广告、拉赞助。他们见了企业的负责人，第一句话都喜欢这样说：“蒋子龙叫我来找你们要多少多少钱……”
人家给了钱，他们就拿着。
人家拒绝了，丢人的是蒋子龙，于他们的脸面无损。
我经常接到企业家的电话、口信和来信：
“你要的那笔钱我已经给了。”
“你要的那笔钱再缓几天行吗？”
我多次召集机关的人开会，三令五申请他们不要再打着我的旗号到企业去要钱了。请他们高抬贵手，我的牌子早就被卖倒了，已臭不可闻。请他们权当积德行善，给我留条生路。
话说到这种地步，仍不能完全止住。我不能不写了一纸声明，复印许多份寄给企业界的每位朋友。
这算不算也是一种缘分？
一九八四年八月 蒋子龙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