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小说引起一番争论，甚至酿成一场风波、一个事件，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很幸运的，我却感到烦了，累了。我希望人们忘记我和我的作品，让我安静而从容地生活、写作、休息。我羡慕长跑运动场上紧紧跟在第一名后面的运动员，他似乎掌握着比赛的主动权，不是不能超过去，而是不想超越或超越的时机不到。不像跑在最前面的人，老是左顾右盼，担心被别人赶过去，精神太紧张了。如今新潮小说出尽风头，像我这种角色正好躲起来喘口气，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步伐。想不到你们又要拿我磨牙……

　　其实，作家只能算是“感情上的运动员”。也许要经受各种感情运动的锻炼，全面提高感情素质，才有可能在某个项目中取得好成绩。创作就是一种激情，作家的全部技巧还不就是打开闸板、疏导感情的激流、让自己顺水而下吗！幽雅和精心雕琢往往会成为真实和诚恳的障碍，而诚恳对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别的不敢说，《蛇神》是诚恳的。为此我不惜背着“抄自己”的嫌疑又写了中篇小说《长发男儿》，作为《蛇神》的补充。裴艳玲身上那种吸引我的、独特的东西，一变成花露婵就不复存在了。我写《长发男儿》只想告诉读者一句话：花露婵不是裴艳玲。如果按裴艳玲的气质来写花露婵，《蛇神》将是另外一个样子。正因为我对花露婵这个人物举棋不定，下笔格外小心，迟迟不敢写出对刻画她和邵南孙都十分重要的一段情节纠葛，我自己感到是《蛇神》的一个很大缺憾。

　　在当代“心理小说”中已经没有理想的地盘了，理想人物更是声名扫地，甚至会受到责难。作者在感情上钟爱备至的人物，在艺术上常常给这个人物帮倒忙，下不了绝笔，这就是小作家和大作家的区别。看来创作不仅是一种激情的宣泄，作家还要有一种超感觉的能力，有时要超越自己的情感，服从艺术的规则。

　　你看的《蛇神》当然是《当代》上发表的，那是个掐头去尾的“蛇神”（被删掉了两万字左右），这种砍削很可能是一种有好处的整形和修理，把小说的缺点都砍掉了。但我更希望你们理论家根据我的全须全尾的“蛇神”发议论。着什么急呀，等到单行本印出来，甚至可以放它两年再说。你们不是信奉“在所有批评家中，最伟大的，最正确的，最天才的是时间”的论断吗？

　　倘若我命中注定在创作道路上不会有安宁，那么我就高高兴兴地接受这个现实：人们可以咒骂它或颂扬它，厌恶它或喜欢它，只要不轻视它，不无动于衷，不是不屑一顾，我复有何求？

　　我喜欢就作品论作品，没有人规定我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我不想以简单的格式和各种习惯性的规范把自己的小说束缚住。否定自己的昨天来肯定今天同肯定自己的昨天来否定今天一样愚蠢。创造的本质就是要变，要动，不可能死抱住一种模式不放，作家也和生活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的概念同世界的概念、人的概念一样变得无比复杂了，社会对艺术的选择越来越多样化，艺术对生活的选择也应多样化。

　　多元——是这个时代的理想呢，还是标志着失去了理想？我想当今的文坛也是这样：“二八月乱穿衣”！《蛇神》是我这条蛇正在蜕皮时的产物，不管读者认为我是有毒蛇还是无毒蛇，蛇蜕却是无毒的，可以入药。当然不能排除我一辈子也许都蜕不下这张皮的可能性。我不想丢掉自己，只想认识自己。

　　《蛇神》如果引起议论，最不安定的因素大概就是邵南孙了。他独有的荒诞的命运不是我有意安排的，我无权说生活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我只能说生活就是这样。一切荒诞都来自现实，邵南孙行为中那种种出人意外的落差，并不比这几十年我们生活中的反复无常更令人惊奇，想想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觉得中国人无论做出什么举动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以为用荒诞的手法写荒诞已不足为奇，用现实手法写荒诞则使荒诞更烈更深更真。

　　我就想通过对邵南孙命运的感受来体验和理解历史送给我们的礼物。“现实就像梦和雾一样捉摸不透”，小说中有梦的生活，花露婵则是一个生活的梦。把梦的生活和生活的梦纠葛在一起，或者说把“文化大革命”中疯狂的正常和正常的疯狂融为一体，就有可能使小说达到应有的真实和深度。

　　鬼知道每个活人的心灵的内在辩证关系有多么微妙，邵南孙的性格始终处于变化和矛盾之中，在他身上有许多相对立的因素，嘴上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外在行为不一定都标明他的内在品质，性格和行为总是有矛盾，当然也有统一的时候。我想写出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矛盾的真实生命。

　　热望是人类的本质。多梦、擅梦的民族发展得快。如果连做梦都不敢想，还会有大出息吗？

　　我小心翼翼但又渴望能揭示当今社会的宠儿（至少在舆论上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复杂的心理活动、复杂的性格，包括毫不隐瞒地解析自己的灵魂。人们已经厌恶了压抑、虚伪和贫乏无知。我想邵南孙身上那股压抑不住的报复心理会让一些人难于接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推崇宽宏大量，认为报仇是奴隶的感情，是弱者的表现。宁肯在底下暗争暗斗，阳奉阴违，唯唯诺诺，没有个性。这是消磨民族精神的一种瘟疫，一百多年来给我们酿成了多少灾难！创造阿Q形象的鲁迅先生却是极端鄙视“阿Q精神胜利法”的。你不会误解我是在宣扬报复主义吧？

　　我不推崇复仇主义，只想分析生活的质量、人的质量，艺术应该具备现实的真正的品格。邵南孙的报复情绪来自对生活的恐惧，当他经受了一系列的精神摧残之后，十几年来禁锢得很紧的感情，突然像炸弹一样爆炸了，强烈得连他也不能自控，我更无法左右他的行动。其实世界上到处都有报复的言论和行动，发生在邵南孙身上真的那么不可理解吗？何况他又是个狭隘、自私的家伙……

　　文学作品应该深入到民族的心理层次，作家有权选择文学自身的时代意识，我塑造邵南孙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目的就在于此。不要把知识分子都看做是“受难的圣者”，当代社会心理潮流不是强调认识自我、强化自我吗？只有敢于剖析自己才谈得上“认识”和“强化”，才有可能提高人的质量和生活的质量。

　　我找不到一个好的形式来表达我心里想要表达的一切，就采用两个时间层次，这是最省事的办法。“过去的故事”不单指“文化大革命”，“现在的故事”也不只是眼前发生的事情，历史和现实互相映照，互为因果。这样写跟小说的内容相符，一幕一幕的，戏剧舞台就是社会大舞台的缩小。我写不了史诗，也不想把小说写得很长——拉开长篇的架式，细针密线，广为铺陈。即便如此，我也是前半部写得从容，到后面就有点急躁，也许是邵南孙把我折磨得不耐烦了。我追求紧凑、集中，把所有别人能够猜到、能够想到的东西全部省去，作家思维跳跃再快也没有读者的想象更快。马拉美曾说，一个作品里本质的东西正在于不能表达里。

　　重要的是内容，无论如何不能让形式束缚内容。但形式选择不好就会妨碍内容。只要有助于艺术思维的深化，能加强故事的哲理性，能从新的角度展现人的性格、挖掘新的情节纠葛，能给人一种新鲜的艺术感染，管它是老套子还是新花招，统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要么不写，要写就应该有一点新东西，或人物，或故事，或思想，即使失败也不要躺在别人的尸体上。只要有生命、有变化、有不加美化的真实就行。

　　记不得是哪个外国人提过这样一句口号：“作家不应该有什么理论！”脑袋要长在自己肩膀上，不能长在别人的胳膊上。否则人家一抡胳膊你就得发晕。我的本分就是按照自己所看到的那样认识世界，而不是按照别人能够理解的那样去描写世界。

　　写到后来我也拿邵南孙没办法了，仿佛不是他走投无路，而是我陷入了绝境，“美只有一种”，而包围它的有一千种丑。照此写下去我只能从三楼的阳台上跳下去了！幸好小说结尾的时候邵南孙又回到大自然中去了，大自然养育他，保护他，抚慰他，也许还会净化他的灵魂，他舍此别无更好的出路。至于他能否在铁弓岭长期呆下去，能否跟柳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只有天知道。

　　一九八六年六月 蒋子龙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