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女人已大大地缩短了她们的裙子,过街的春风像剥竹笋一样,将那些拖曳的长布袋般的东西,在一夜之间扫入箱底。男人似乎早就盼着这一天,当那些比春风贪婪但又胆小的目光,猛地接触到这些时,又觉得一切结束得太突然和太干脆了。事实上,空气中仍然布满潮湿、布满阴冷,让失去绒棉庇护的肌肤,依旧感觉到绵绵密密的细细刺痛。阳台上,被精心护理了一个冬天的迎春花们,不约而同地在一个早上同主人一齐醒来,然后在老人们呆滞的气功功法或拳法下,绽放出一片片小小的灿烂景象。早晨到底是早晨。早晨的风也不愧是早晨的风,清清淡淡的气息,让人情不自禁地做出各种各样的抒情动作。可惜,这样的好时光勉强延续了几十分钟,各种各样的噪音,各种各样的异味,便泛滥开来,最让人无法不掩面出门的是漫天狂舞的灰尘。
有一天,正是这样的一个早上,我走在城市的高楼下面。尽管外形一模一样,它却并不是单位的那栋楼房。我走得有几分陶醉,半空里突然发出一声怪响。我一直对自己在一些突发事件来临之际反应迟钝的状况充满忧虑。这天早上,我的迟钝帮了自己一个不大不小的忙。在我怔怔地站立之际,一堆秽物从天而降,重重地摊撒在距离我伸在前方的左脚尖一米处。我看了那些东西一眼,又将目光抬起来,四楼阳台上瀑布一样垂挂的那片迎春花茂盛的枝叶上,缀着许多花花绿绿的垃圾杂物。我操着洋泾浜的武汉方言,朝上面喊了一句:“楼上的人在搞么事?!”这时候当然不能用自己与城市交流所用的普通话,更不能用自己从牙牙学语时开始,就说惯了的黄州方言。楼上没有人回应。隔了一会儿,终于有声音飘落下来,而且很熟悉。我想了几秒钟,才搞清这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的播音员罗京在说话。
罗京说,三峡工程进展顺利,上游围堰将如期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实施大江截流。说罗京这是在说话,恐怕是埋没人才。罗京正经八百地是在播音。
这天中午,我们在单位旁边的一个名叫托福的餐馆里小聚,大家纷纷举杯说武汉的冬天真难受,比东北还冷,总算熬过来了。语气中都有一种庆幸之感。过去几十年武汉人一直很听国务院的话,国务院规定淮河以南不准装暖气,全武汉一般老百姓能去的地方便都不装暖气。大家接着又埋怨,国务院说,长江以北不许装降温空调,武汉处在这个夹缝中,弄得入冬入夏,一会儿冻得不像人,一会儿热得不像人,像只遭主人讨厌的狗。这几年,市政府总算想通了一半,知道该阳奉阴违时就阳奉阴违,至少让人夏天用空调了。我是两年前被他们从黄州收编到武汉的,不比他们的地道与纯正,可我还是插言道:“你们对于国务院的政策理解有误,关于暖气国务院是有过规定,对于降温空调,国务院从来没有管过,中央也没有管。”
就在这时,拷机在腰间颤抖起来。
我伸手从拷机上抠出四个字:回话。父亲。
显示屏上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是我加的。这是我给自己配备这种现代化的小玩意儿后,第一次被父亲所使用。在此以前,他有事找我,从来就是两种形式:首选是托人捎口信,其次是亲自动手写信。他给我写的信中,总用这么一句话来结尾:这是我最后一次用笔给你写信了。这种结尾相同的“绝笔”信,我已积攒了整整十封。
我赶紧到外面找了个公用电话往家里打。
电话里传来几百里之外的咳嗽声,一串串的,十分响亮。我心里马上弥漫着苍老的气氛。
父亲说:“你的呼机号码是8174739吧?”
我说:“是呀。”
父亲说:“我以为记错了。”
我说:“记错了,怎么能呼到我哩!”
我心里忽然有了一阵难受。
我无法回避地意识到,父亲的脑子已经有些糊涂了。
我刚这么想,父亲突然果断而坚定地下了一道命令。
父亲说:“这季节多么好,一年有一次。你应该抓紧时间到外面去走一走,别闭门造车。毛主席说过,闭门造车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我连忙说:“我是打算出门一趟,就是差旅费不好报销,现在出一次门,没有千把元钱别想回来。”
父亲武断地说:“为什么非要花钱?你到集家嘴一带的码头上,找一条上水到秭归的船,给船老大两瓶酒,就能捎你到西陵峡、到青滩!”
青滩这地名我是后来才弄清楚的,当时只记住一点相近的声音,直到后来我同一个女孩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地相逢时,我才准确地将青滩刻在心里。
父亲这么说话让我有些惊讶。
他在电话另一端继续说:“你看过早上的电视新闻了吗?长江要截流了,高峡就要出平湖了,你不抓紧去看看,将来岂止是后悔,恐怕是枉活着。你现在就去,顺便给我看看——青滩!”
最后这句话在电话线中流淌得有些犹豫和迟疑,在那一串串的停顿中,我以为父亲将会说出一个人名来,当最终说出的是地名时,我还在臆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正想问问家里的情况,特别是母亲的健康状况,父亲没打任何招呼就将电话挂断了。我忽然惆怅起来,转身走了几步,守电话的老人将我喊住,说我没有付电话费。幸亏人熟,付了钱就是,没有生出尴尬来。
回到饭局中间后,我很奇怪,怎么他们的话题也一下子跳到三峡上来了!他们盼着三峡大坝早点修起来,电站早点发电,那时武汉就不会越是天热越停电了。还说,人代会对三峡工程进行表决时,投反对票的全是四川的代表。也有人听说科学家中分成了两派,奇怪的是年长者中主张上马的占多数,年轻人中主张下马的占多数。
我将酒杯一举:“莫谈国事!”
一杯酒下去后,有人略带忧伤地说:“现在的日子可以,喝点小酒,打点小牌,写点小文章,赚点小稿费,过个小日子,还有什么不满足哩!”
一时空气有点凝滞,接着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拿起酒杯,将刚刚斟满的酒,一口倒进肚子里。结果,这顿酒比往常多喝了两瓶,时间也延长了一倍,直到下午两点三十分还没有散。大家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一个去过三峡的人说,秭归有条河叫香溪,一直通到兴山的昭君村。香溪里有一种桃花鱼,分成桃红、淡蓝、鹅黄和乳白四种颜色,谁能碰上桃红色的桃花鱼,三天之内准保要交桃花运。
不知是否有人告密,单位的头头忽然走进来,冲着我问几点钟了。我有些迷糊,真的一抬腕看看手表。
我说:“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三十七分。”
头头说:“你这表是不是快了三十七分钟?”
我说:“不可能,我这手表是九四年在长沙颁发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时的纪念品,一百年才有一分钟误差。”
别的人都呼呼啦啦地起身离座。
我拉了身边的一个人说:“杯子里还有酒,门前清了再走。”
那人一用劲,将我从椅子上扯起来,拖到门外。饭前还是好好的晴天,这时竟是春雨潇潇。冷雨一浇,心里清醒了几分,这才懂得头头那话是条三截棍,在拐着弯瞄准要害。
春雨默默地落在手上、脸上和颈上,确实像一只因忧郁而冰凉的小手在抚摸。雨水在脸上汇集成细流,轻轻漫向我的双唇。舌尖微动触摸到一丝香甜,立即贯通全身。四周一丝风也没有。公共汽车轰轰隆隆搅动的那些气流,绝不应该被当作风。风是没有根由,没有终结,从不知何处飘来的一种神秘东西,可以陪伴,可以扶携,可以低吟,可以吼叫,却不可以被看见被把持。风这时在高空俯瞰着城市,试探着城市,那少少的香甜是它的信号。果然,片刻后,春雨就荡漾起来,一棵棵挂满嫩叶的树,如同河流上漂泊着被春水映绿的白帆。没过多久,街面上真的成了河流,低凹处则是一个个小小的湖泊。毕竟是春雨,尽管委屈地落在城市里,仍然能够显示出美丽的质地。不比冬天,雨雪交加几十天,到处都是肮脏不减。春雨一来,先是树上清洁了,接着灰兮兮的楼群光鲜起来,最后大马路和小巷子也一齐显出晶莹的色泽。
我丝毫不知自己全身被淋成湿透,回到屋里,趴在书柜上取出一本书,从头到尾乱翻起来。翻了一会儿,手中的书页便成了一尾尾美妙绝伦的小鱼,都是桃红色的。眼前的文字模糊游移起来,它们不是含情脉脉的桃红色鱼眼,就是荧光诱人的桃色鱼鳞。不知何时,我竟独自昏睡过去。醒来时,已是半夜时分,身畔满地书籍,整齐的书柜全都空了。是自己干的?望着满屋的狼藉,我难以置信,但屋里分明没有第二个人。
我一点也回想不起,下午醉酒之后自己要干什么。曾经听说,有人将存款单夹在书里,又忘了是哪本书,结果在无奈地一页页翻检全部藏书时,竟发现了妻子与别的男人偷偷合拍的亲昵照片。这些都与我无关,坐在书堆里,我苦思冥想了许久,也想不出缘由,倒是连天的喷嚏纷纷打起来。我赶忙找了一把强力银翘片吞下去,又到卫生间里打开热水器,狠狠地用热水烫了一通,直到全身燥热才罢休。
洗完澡,穿衣服,我才发现呼机上有一堆留言。
呼我的只有一个人,宜昌的明先生,让我速给他回电话,并说有急事请我帮忙。就这么些话,最少在我的呼机上重复了十次。
我没有理会地上的书,钻进被窝里给宜昌老明打电话。
老明身边无疑有个女人,我在电话里都能感受到那种男人永远也别想模仿的气息。一番追问后,老明顾不上听我解释,便说请我到五峰县渔洋关去玩几天,他们在那儿搞一个活动。在我答应之前,老明说,他们的活动有几个女孩参加。
我的思绪马上转到别处。
我问:“渔洋关有桃花鱼没有?”
老明说:“只有美人鱼。”
我说:“我是说正经话。”
老明说:“我也不是胡扯,你是想交桃花运吧!”
放下电话,躺在被窝里愣了一阵,我突然间记起来,自己在醉醺醺时,大概是想从哪本书中找出那个叫青滩的地方。
春风春雨四溢的季节,黑夜变得格外短促,仿佛只打了一个盹,便悄然而逝。透明的晨风鼓动着窗帘,像春潮一样时涨时落。
我瞪大眼睛盯着地上那本《黄州县志》,一张女孩的照片正躺在摊开的书页中。女孩的模样小巧可人,睫毛又黑又长,两只小酒窝闪着动人的光泽,一只硕大的照相机有些夸张地背在她的身上。我拾起照片放在眼前看了好久,可就是想不起它是从何处飞来的。县志是父亲送给我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照片也出自同一渠道。女孩背后的那座山很雄峻,不可能是黄州那一带的风景。它让我心中充满猜疑。
我感到头部有些不舒服,用巴掌拍打了几下,照片中那女孩小鸟依人的模样仿佛也被拍进脑海深处。 一棵树的爱情史